古绣庄从苏州收购新刻丝,在室内挂在墙上,闭户焚香,用香薰的办法,将新刻丝薰成古色古香。他们也从北京东小市买来零乱破碎的旧刻丝,请人加工修复,再出售,获得高利润。
    做绣货生意的古绣庄,不设柜台,有清静幽雅的客房,整洁美观的货架,陈列着各色各样、丰富多彩、灿烂夺目的绣货。顾客到来,热情招待,奉烟献茶,殷勤伺候。
    老古玩行人说:绣货铺的人会做买卖,也会编瞎话。他们卖货,给买主看东西时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顾客的神态和语气,猜测着什么货色、什么样式、什么图案能迎合这位顾客的心理。
    然后顺藤摸瓜似地再向顾客耐心解说这件绣货的名称、用途、来历、并说明是什么朝代的、那位名人使用过的等等。
    从中穿插着说些趣闻轶事吸引顾客,再请顾客任意挑选。有的顾客是茶也喝了,烟也抽了,挑了半天一件没买,他们仍然笑脸相陪,请顾客下次再来挑选。
    下次再来了,仍然热情招待,不厌其烦地揣摸顾客的心理,投其所好,终究能做上他的买卖。老翰林袁励准同琉璃厂雅文斋古玩铺经理萧书农聊天时说,他女儿到鸿兴德古绣庄去挑选刺绣衣料,挑来挑去,人家也不烦,尽量使她满意。她去了三趟,每次都热情招待,最后心满意足选到称心如意的刺绣衣料。
    从民国十年到二十八年,西湖营古绣庄生意兴隆,中外顾客迎门。那时有专门经营绣花片、花边、睡衣、裤褂的同顺利;专营绣花垫、挽袖及接受订货的吉昌厚、义顺公;做出口绣货
    生意的振德兴;专做少数民族绣货生意的德信成;各路生意都做的鸿兴德,这些是在绣货行业中有名的字号。外国人称这条街为“embro1derystreet绣花街名扬海外。
    绣货行兴旺时期,在北平是“有行无会”,没有商会或同业公会。北平沦陷后,在日伪逼迫下成立刺绣业新民分会。1944年改称同业公会。1953至1956年称之为特种工艺品制造业。
    西湖营古绣庄的兴起,引起古玩行人的注目,有的古董商也经营一些古绣货。民国十五年前后,琉璃厂古玩铺中有了古刺绣“活计”,以小而精取胜。
    大古董商岳彬则有皇室王府收藏之古绣大件,如幔帐、画屏等,古玩铺的刺绣比古绣庄要胜过一筹,精品多。古玩行老人都有鉴别古绣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他们经营“活计”和其它刺绣艺术品中积累下来的。
    当年孙会元是著名陶瓷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人们信服他鉴定陶瓷的眼力。可谁知道他在青年时代鉴定过活计,对刺绣、刻丝有所研究。七十年代中期海关验关时,发现一件绣花幔帐,要求出口。有人说:“这是件新东西,可以出去。”
    孙会元正在值班,制止说:“慢着!我看这是旧的,是著名的‘宫绣’。”人们不信他说的话。他说:“我看刺绣的眼力,你们不大相信,请鉴别刺绣的专家来看看,不能随便出口。”
    一位古刺绣鉴定家来了,一看便说孙老师的眼力好,这是件宫绣,是康熙皇帝时的幔帐。”孙会元笑了,可他没说他在年轻时学过鉴别古刺绣。
    荷包巷的绣货市场,曾红火过明清两个朝代,绣花街的古绣庄在民国年间只能说是县花一现,都已成为历史。历史给人们留下一个疑问:昙花一现的西湖营绣花街,怎能同珠光宝气四射的廊房二条玉器街、具有三百来年历史的京都文化街市琉璃厂相提并论呢?
    对于这种趣闻,鲁善工也没少听爷爷说过,比如琉璃厂大名鼎鼎的博古斋,当年就因为徐渭一幅手卷传的沸沸扬扬。
    道光年间,明代画家徐渭的长卷泼墨花果画,收藏家、书画家不惜重金征购,流传至今够得上国宝文物了。那时翰林院编修陈介祺,道光进士、国史馆总纂何子贞,北平布政史李寄云等文职官员是博古斋的常客。祝锡之在陈介祺来博古斋观赏青铜、汉印时,取出徐渭《泼墨花果写生》长卷,共同欣赏。陈介祺没买古印、鼎彝,买下这幅长卷,据说才花三百两银子!
    某日李寄云在陈介祺书房见到这幅长卷,看半天不放手,陈介祺知道了李寄云的心思,便说这幅画我送给你。”李寄云不客气地拱手称谢。没过三天,李寄云把一幅王麓台《南山积翠》山水长卷画送给陈介祺。
    何绍基知道这件事,去找博古斋经理祝锡之说:“你这北京人照顾山东人陈介祺;我这湖南人崇拜浙江人徐文长。”祝锡之说如再见到徐文长的书画,一定请先生过目。这是道光乙巳年,即道光二十五年艺苑中发生的趣闻轶事。
    过了二十四年,到同治八年秋季,博古斋经理李镜湖,又将徐渭《泼墨花果写生》长卷送给陈元禄欣赏。陈元禄“纵观数过,为之神王,因作歌”。当时他在京养病,经济上不富裕,没出钱收购,他赞颂徐渭及其画卷写下:“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能蚀,水火不能坏。四渎无其深,五岳无其大,人间不可居,掷笔世界外……”他未能收藏徐渭真迹,而自我安慰写道:人间奇宝二难并,一笑拈花僧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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