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年，有一件没有目的的事发生在宫里，这使嘉靖皇帝改变了下半生。宫女杨金英等人半夜溜进皇帝睡觉的屋子，拿一根绳子要勒死他。这些宫女半夜怎么潜进去的，几个人怎么商量的，都不清楚，因为第二天就把所有当事人都杀光了。勒死一个大活人没有那么容易，尤其要勒死的是皇上。宫女们慌乱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越拉越死。可死结套在脖子上拉一下，也够呛，所以当时把皇上拉晕过去了。这时，其中有一个宫女扛不住了。因为你想的事跟做的事往往都有差距，你决心很大，到时候不一定敢做。那么，一个宫女就出去报告皇后了。一报告，所有参与此事的人，以及当天的目击者，一个不留，全部杀光。因为不知道谁要害皇上，涉案的就都不是好人了。
经过这一次事变后，嘉靖皇帝移居西内，不在故宫里住了，每日祈求长生。皇上想：没勒死我，我赶紧祈求多活吧，炼丹，天天就为这件事了。祭祀的事不想做了，朝廷的事也不想管了，君臣根本不见面。
至于宫女们当时为什么要勒死嘉靖，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也弄不清楚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有无幕后指使者。但嘉靖皇帝脾气急躁，个性苛刻，可能是招致怨恨的原因。他为什么急躁和苛刻呢？这与他服用丹药有很大关系。
有一天，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大罐子，特别高兴地来找我：“我这是嘉靖时期的一个官窑。“先把罐子撅过来让我看屁股，我一看底下写的“大明嘉靖年制“，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说：“你这东西是官窑没错，但是半个。“他说：“哎呀！怎么是半个啊？“我说：“你这罐子是八仙纹。你看这是谁？铁拐李、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那四个人呢？“他说：“那四个我怎么会知道在哪儿？这不就画了四个吗？“我说：“那四个是画在上面的。这是一个葫芦瓶，断掉了。你看到的是一个局部，下半截。“
葫芦瓶在制作当中，中间有一个接口，接口很容易受伤。如果质量有问题，在使用当中稍微一碰，可能就碎了。上半截打碎了不要，把下半截的断口磨一磨，猛地一看，也像一个罐子。八仙人物的组合，一出场肯定是八个人。我这朋友不知道，他认为可能还有一个罐子，上面再画上另外四仙，其实不是，一个葫芦瓶就把八仙全都画上了。八仙这种记载在唐代就开始有了，宋元以后逐渐搭成一个神仙班子。宋元以后，一出场就是八个人。
嘉靖时期有《东游记》小说，跟《西游记》对着。中国人就是这样，你写一个《西游记》，我写不成了，就写《东游记》，还有人写《南游记》、《北游记》，就是朝四个方向走。《东游记》出现以后，八仙这个班子就定下来了。原来八仙里没有女的，有一个东方朔。后来把东方朔请下去，把何仙姑搁上了，怎么也得有个女代表嘛。清朝的瓷器上有时不画八仙人物，画的都是八仙每个人手持的法器，称之为“暗八仙“，比如画一个箫、云阳板等等，清代很流行。
这半个葫芦瓶，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可能觉得如获至宝，得了一件好东西。但对于我来说，我清楚地看到这件东西是半个。因此，了解一个事物一定要全面。有时候说窥一斑可见全豹，是因为你看过全豹，才能窥一斑可见全豹；如果你没见过全豹，你窥一斑就是一斑。在鉴定中全面分析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嘉靖以后紧跟着就是隆庆。隆庆皇帝在位只有6年，30岁登基，36岁就死了。他是一个长期受压抑的人，父亲嘉靖天天炼丹，你想能给他好气吗？所以隆庆长期受压抑，是一个笨嘴拙舌的皇帝。但隆庆一上台，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隆庆开关。
由于当时沿海的骚乱得到局部的平定，明政府同意有限度地开关，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关使中国晚明的商品社会，与世界有一个短暂的接轨，所以晚明社会的商品非常富足。从隆庆开关起，实际上就预示了中国第二次收藏热的到来。
十多年前，一个朋友来找我，拿了一个青花大碗，蓝得发紫。他抱着问我：“这件东西是我在乡下买的，我实在拿不准，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的。“我一看：“你这是好东西，非常难得。“他说：“人家告诉我这叫洋蓝。“洋蓝就是清代晚期，中国青花瓷器走到穷途末路时，出现一种很刺目的蓝色，被称为“洋蓝“。但这个碗不是洋蓝，它用的是回青。
晚明时期，青花最为浓艳的颜色就是隆庆时期创造的。这个碗就是隆庆的，蓝得发紫，并非蓝得刺目。而这必须看到实物，你才能感受到颜色间的差异。隆庆青花的颜色非常漂亮，在嘉、隆、万三朝里，有“鹤立鸡群“之说。青花颜色是我判断这件瓷器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上面画的人物。隆庆的人物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长腰，喜欢把腰画得特别长，画长腰的人一般都呈半蹲状。过去一看到人物的腰画得比较长，往往都是隆庆这个时期。
第三，这个碗底下写的是“大明隆庆年造“。我们知道，瓷器署款一般都写“大明某某年制“，不写“造“，惟独隆庆朝改了，写“大明隆庆年造“。这是鉴定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在这个青花大碗上，体现出隆庆时期的所有典型特征。颜色、纹饰、款识，三条俱备。我说：“你这真是一个宝贝，好好留着吧。“这个人特别高兴：“我这东西买得很便宜，很多人都说是晚清时期的碗，结果我买对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件隆庆青花大碗上哪儿去了，后来再也没见着。
隆庆之后就是万历。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48年。十三陵的定陵就是万历的陵寝。万历也是幼年登基。36岁的隆庆事业未完就死了，留给万历的遗诏里说：我自己感到不行了，皇帝你来做，一切礼仪都有人帮你，你按部就班去做就行了。你做皇帝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德行，任用有品德、有道德的大臣，不要无所事事。
张居正是当时辅佐万历皇帝最重要的大臣。皇帝年幼，只有十来岁。张居正给他安排了满满的上朝和学习的日程表，每个月逢三六九上朝，其余天天“日讲“，就是天天上课。一年就放两天假，大暑一次，大寒一次，我想顶多加一次就是春节了。皇上在年幼时过的日子比我们所有人都苦，天天上课，这是一般人不能想像的。他每日上课先读《大学》十遍，再读《尚书》十遍，然后老师才开始讲课，天天如此。咱们哪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对他的管束非常严，下课后还让他复述一遍，不满意就罚跪。万历皇帝从小畏母，所以也不敢懈怠。由于督导过严，万历皇帝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对他的性格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导致后来万历皇帝都不愿意上朝。他跟嘉靖几乎一样，几十年不见大臣。
万历皇帝的性格对瓷器产生了影响。万历瓷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装饰繁缛，密不透风，瓷器画得非常满，没有空地儿。我觉得这种装饰风格有点儿像他小时候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
万历时期的密不透风有一个特征，就是画面没有主题。画面上满满的，找不出主题，画花鸟，整个器身上都是花鸟；画草，满满的都是草。这种特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一定跟皇帝的生活背景，以及政治背景有关。当时中国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艺术中有很大一部分讲究装饰繁缛。与晚明同时期的欧洲，在16、17世纪，盛行洛可可式的装饰，风格非常繁缛，对我们的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万历瓷器中还出现了一些镂雕作品，比如用雕刻、贴塑来装饰瓷器，使它显得非常丰满，这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我有一个万历青花小碗，早年在厦门买的。碗非常小，整体镂雕，上面刻着非常细小的五个字：“永享太平春。“可见当时社会非常富足，至少对这个碗的使用者而言，非常舒服，要不然也不能写上“永享太平春“，说明他已经享了，还想再享。这个小碗做得非常精致，让看到的每个人都非常震惊。
过去的书上都记载晚明时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实际这种社会的黑暗面只是一部分，并非全部。黄花梨、紫檀家具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正因为晚明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富足的一面，才会诞生出如此灿烂的文明。
我20多岁的时候在出版社上班，每天清晨骑自行车从西郊一直骑到东城，下了班又从东城骑回去。每天路过阜成门，那儿支着一个帆布棚子，有一个老头儿在那儿卖面茶。老头儿的摊上有一溜儿青花大碗，图案都不太一样。我为了看碗，就经常在那儿喝面茶，时间长了就想买他的碗。老头儿说：“这是我家的传家宝，不会卖，但你可以看。“面茶碗里装着油面，挺大，我抱不起来，也不能看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只能看到风格不一，其中一溜儿都是一个朝代的，看着很漂亮，有一个单个儿的画得特别满，显得比较粗糙。
我当时还年轻，不能正确判断，就认为那一溜碗都特别值钱，因为特别新，特漂亮。后来有一次机会，那溜碗有一个用空了，我赶紧翻过来看，上写“大清光绪年制“，那时我才开始对光绪瓷器有比较清晰的印象。而那个单个儿的碗永远盛得满满的，老头儿不让我翻着看，我就看不到。后来我终于看到这个碗的底了，写着“大明万历年制“。我这才知道，敢情这个很粗糙、画得乱七八糟的碗，年代要比那溜漂亮的早得多。
但是我一直也没买下这个碗，每次跟老头儿谈，老头儿说：“这是我的饭碗，不能卖给你，卖了碗，我怎么卖面茶？你不是天天来我这儿喝面茶，就是为了看碗吗？“
刚开始收藏的人，都有一种急切的心态，总想赶紧把东西买回来。我最早收藏也是这种心态。后来时间长了，我逐渐能压抑住了。再后来我就自我解嘲，有一种说法叫“过我眼即我有“，就是我看过了等于我有过了。当然，这是一种很自嘲的说法，过我眼即我有，那故宫的东西都过我眼了，对不对？所谓“即我有“，我觉得就是拥有知识了。收藏当中，很多东西不是你必须拥有的，因为你没有可能拥有，终身没有这个机会。先不说你有没有钱，只说很多东西跟你擦肩而过，有的干脆你就没见过面，这很正常。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拥有一件东西才是快乐，拥有知识依然是一种快乐。
16至17世纪时，西方人，主要是欧洲人，盯上了中国的瓷器，大量船只到中国来购买、走私。17世纪初，荷兰人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这艘船有名字，克拉克号。荷兰人把船截获以后，发现船上都是中国瓷器，这些瓷器风格一致，都是带开光的，是当时中国专门定制的外销瓷。这种风格的瓷器被西方人认为是“克拉克风格“。其实跟克拉克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用那艘船装了我们的瓷器。严格意义上说，克拉克风格，应该是中国晚明时期典型外销瓷的风格。到今天，这种瓷器依然被西方人称之为“克拉克瓷“。
开光，这种装饰手法宋元就有，万历时期开始流行。所谓“开光“，是指在无主题的图案中，用轮廓线开出一个框，框内画上主题图案。这种装饰方法最大的好处是能够突出主题。开光不仅使用在瓷器装饰中，中国其他工艺品也在使用。西方人非常喜欢这种开光的克拉克瓷器。因此，当时这种瓷器的生产，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来样加工。西方人把样子提供给我们。
万历时期兴起全国收藏热，导致当时的瓷器后世多有模仿。光绪朝很多瓷器就是模仿万历，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万历风格的瓷器。晚明时期的瓷器备受日本人推崇是有原因的。当时我国跟日本的交流非常多，日本很多人跑到中国来学习。有个日本人叫吴良大甫，他来学中国瓷器，学成后回到日本去烧，创造一种“祥瑞手“瓷器，与万历瓷器风格非常一致。
明朝瓷器的第一次高峰是永宣时期，第二次高峰就是嘉万时期。瓷器的丰富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有品种。晚明瓷器千变万化的造型、醒目的蓝色、贴近生活的装饰，让人非常喜爱。万历一朝，官窑、民窑的青花瓷器不计其数，烧造量非常大，持续了四十多年。万历时期的国家官银消耗中，大量用于瓷器烧造。万历时期有个人叫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载当时的景德镇是“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他说景德镇烧窑天天跟打雷打闪似的。
晚明时期，1617世纪，国际海洋贸易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欧洲各国都在成立各种海上运输公司，抢占市场。当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外贸易的开展和瓷器生产的花样翻新。资本主义萌芽大大刺激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尤其是青花瓷器。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丝绸、瓷器。商业瓷器的生产又刺激了市场活力，这一点表现在青花瓷上，就是既适应国内市场，又适应国外市场。明晚期青花极为充分显现出商品的特性，这个特性超过了最早的艺术特性。永宣瓷器是艺术特性明确，而嘉万瓷器是商品特性明确，这就是晚明瓷器的魅力。
万历朝已经是明代的尾声了，但仍有天启和崇祯断后，明朝最后的两个朝代。满清入关以后，瓷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顺治朝衔接明朝，又为后来辉煌的康熙青花打下基础。明末清初这个时期不足半个世纪，在中国陶瓷史上称之为“过渡期“。
明代末期最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x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非常激动，特别想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跟我说：“两万块。“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是非常多的钱，我很急，就说：“我有两千美金，行不行？“实际上我在变相地跟他讨价还价，利用美金跟人民币的差价。他说：“不行。“我就开始翻兜里的钱，翻出一千多块钱，搭上了。我说：“我就这些钱了，行不行？“当时美金按汇率折后的人民币以及搭上的钱加起来是一万九千八百块，与他的要求只差二百块钱，严格说，我只打了个九九折，是象征意义的打折。但这个人发现我非常想买，就说：“不行，少一分钱我都不会卖。“这时就需要我当机立断了。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赶紧离开，他就卖给你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迈出这个屋，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个可能是他反悔说我不卖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说我卖给别人了。无论哪种，我都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件东西。所以我当时不跟他再嗦，我说：“行，我认这账，不就两万块吗？我差你二百块，下回我给你带来。“我就把这个笔筒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看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是崇祯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最大的一个笔筒，而且，笔筒的壁非常薄，画片丰满，颜色没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祯青花的青翠，开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个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兴。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吗？劝我：“你就别买了，赶紧撤出来最好，能省钱。“我就跟他讲：“收藏有时候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论上讲，我能出一万九千八百块的时候，那二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他来说，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就不能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有时你计较一点得失，会失去更多。在收藏这个领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20世纪90年代，我注重笔筒的收藏，买了很多。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明清笔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笔筒。笔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最晚的一个门类。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笔架、砚滴、墨床，等等。只有笔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理论上讲，笔筒不能搁毛笔，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笔怎么搁呢？笔筒里的毛笔是倒着搁，大头朝上。但使用过毛笔的人都知道，毛笔使用以后，一定要悬挂，大头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两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毛会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没法用了；第二个问题：毛朝上，笔头的水会从笔杆里进去。过去的毛笔大都是竹笔杆，只有少数象牙、玉、铜的，那另说。大部分毛笔都是竹笔杆，一旦水积在里头，会把笔杆胀开。所以，笔筒不能搁毛笔，简单地说，笔筒如果搁毛笔，也是搁不用的毛笔；毛笔若用过，一定是正着悬挂。
笔筒在晚出现时，首先是作为案头的一个装饰。最早的笔筒一定是竹笔筒，我将来讲竹器的时候会讲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时期出现。由于竹笔筒的出现，影响到后来瓷笔筒的出现，崇祯一朝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所以大量烧造笔筒。
晚明有个人叫屠隆，他写了一本书来总结文具，叫《文具雅编》。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个词汇。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对应的名词出现。今天能查到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笔筒“两个字，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屠隆在书中“笔筒“这一条下，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他说的就是湘妃竹的笔筒，镶上紫檀或乌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顺治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接下来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没入关之前还有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和崇德是皇太极的年号。皇太极改“金“为“清“。
清朝能建立皇权，很多史学家认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败肯定会导致明朝的灭亡，但谁能最终拿下政权呢？当时有四支政治力量，第一支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且他打进了北京，拿下政权，可惜只有三十多天。他这大顺军一丁点儿都不顺，稀里糊涂又被人打出去了。李自成把明朝灭掉，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但由于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把握住天下。第二支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的问题是树敌太多，杀戮无数，导致自相残杀过于厉害，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拿下江山。第三支是南明政权，当时南方还有很多明朝残余的政治力量，也能组织起来小朝廷，称为“南明“，确实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势单力薄，偏安一隅，没有办法再度统治这个国家。最后，就剩下满洲贵族。满洲贵族并不是有很多优势，只有一个长处，但这一个长处，就让他们拿下了江山。这就是团结包容，精神层面的长处。他们完全没有内讧，冰释前嫌，所有人坐在一起要谈这件事。他们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但过去的矛盾，大家都能在大敌当前时全部化解，一定要团结起来拿下江山。有学者估计，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六十万人。当时汉族人是他们的二百倍，就是有一亿多人。据说努尔哈赤起兵时，也就一万五千人，但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而且事后又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爱新觉罗家族当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还不是人数的比例悬殊，而是文化的屏障。他们是满文，咱们是汉文，汉文和满文之间不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屏障怎么去突破呢？顺治一入关就拼命学习汉文，史书记载说他原来不认识汉文，但通过三年的努力学习，可以通读《三国演义》。这显然有美化之嫌，今天的人如果刚开始认汉字，想三年以后看《三国演义》，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这表明了清政府亲近汉文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最重要，由于这个态度，导致清政府后来对中国的统治变得顺利起来。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俗：“正月不理发，理发死舅舅。“这个民俗很奇怪，怎么来的呢？后来我去查书，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当时满人入关以后，要求汉族人剃发易服，就是把头发剃下去一块儿，换一身服装。汉族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得，我不能随便让你给我剃了。当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态度，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没想到这个政令遭到汉族人极强的抵抗。为什么现在有剃头担子？就是当时搁在路口，谁不剃，现在马上剃！有的人就说：“我脑袋你能给切了，头发不能动。“顺治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么下去会引起汉族人强烈的心理抵触，于是就网开一面。
剃发和理发是两个概念。“剃“是从根上刮掉，“理“是指梳理。一般说“理发“，都不是剃秃。今天很少有人剃发，我小时候老看见街头有剃头师傅拿一把刀，锃亮，噌噌在那儿磨，把老头儿按在那儿，脑袋刮得锃亮，这叫剃发。理发是梳理的意思。
传说是正月下的诏令，剃发令，这个诏令下来以后，老百姓就说“思旧“，还在想过去的事。后来这个谐音不知怎么就成“死舅“了，舅舅算倒霉了。实际上这个政令是七月下的，不是正月下的。文化上有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会演绎得不可知其本来面目。
崇祯朝起，尤其到了顺治，很多瓷器上画一种图案，落花流水纹，都是这个时期画的，它反映当时社会的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老百姓就想：明朝呢，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我们还很思旧。明、清的改朝换代，变了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满族统治，明朝是汉族统治。所以这次改朝换代，汉族人内心非常不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通过这些瓷器，以及一些其他艺术品、日常的生活用品，来表达思旧的情绪。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满族在入关之前，没有办法控制瓷器生产，就是天命、天聪、崇德，这三个时期无法对瓷器生产发出指令。到了顺治，已经拿下江山，当然就能发出指令了。大约在顺治八年，御窑厂就开始恢复了。顺治时期对瓷器的要求非常低，朝廷自己顾不上。当时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慢慢过渡，所以这个时期叫过渡期。
顺治八年，御窑厂开始恢复。顺治十一年，政府下令烧造龙缸。龙缸是一种标志，表明宫廷需要这个东西摆那儿来炫耀了。但是，当时的龙缸非常难烧，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烧成，很容易开裂、变形。你蒸过馒头就知道，馒头一般都是二两一个，二斤一个的馒头你就很难蒸熟，蒸熟了，它也就开花了，裂了，道理一样。景德镇当时地处中国偏南方，与中央政府距离非常远，我们今天看也远。因为远，政府对瓷器的影响力就比较低。但景德镇的陶工几百年来工艺娴熟，他有办法，不需要指令，照样能生产，他自己会去适应这个市场。当时的市场最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所以这个时期95%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
顺治青花有一个典型的对龙的绘法，只有这一朝这么画，叫“一身三现“。所谓“一身三现“，就是画一个龙头，画一段龙身，画一条龙尾，中间的地方都是云彩，好像一条龙被云彩遮挡，露出三段，叫一身三现。也有一身五现、一身七现，我还见过有一身九现的，但一定是单数。当时的这种绘法，是对龙纹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点儿沾边儿。当时的政治不是很明朗，龙纹就表现得若隐若现；不像后来清朝坐稳了天下，龙纹就全部展现。
当时还流行一种瓷器造型，象腿瓶，顾名思义，像大象的腿一样，直不隆咚的，又叫“筒瓶“。筒瓶明朝就有了，但入清以后，政府赋予它一个社会学含义，“大清天下一统“，利用“筒“与“统“的谐音。清朝拿下江山，还要统治江山，所以要有一些政治口号出现。
跟我们今天一样，比如我们国家的旗帜是红的，不管党旗、军旗、国旗，都是红的，从象征性意义上说，这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但这是象征意义、社会学意义，并非真的拿烈士的鲜血染红。所以，筒瓶在清初的时候，这层社会学含义在社会上迅速推广，非常受关注，受欢迎，数量比较多。
我们看电视剧，有一回大家给乾隆送礼，纪晓岚拿了一个桶，桶里面装的全是咱们吃的姜，装得满满的，堆成山形。大家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纪晓岚说：“江山一统（姜山一桶）！“纪晓岚很聪明，既拍了乾隆的马屁，又省了钱。筒瓶这么有名，很多人收藏起来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有名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电话里跟我说：“我买了一个筒瓶，特好。“我问：“画的什么啊？“他说：“画的全是刀马人。“我一听，对，因为当时很多筒瓶画刀马人，就是一些骑马打仗的画片。我说：“你能肯定那个东西是清初的吗？“他说：“根据我所学的知识，那东西一定是清初的。“然后他就买了，兴高采烈地抱来给我瞧。
他一进屋，我就乐了。我说：“您这筒瓶可真是筒瓶啊，上下一般粗。“他那是帽筒。清代晚期以后，帽筒盛行，都是直的。他学的知识非常不扎实，印象中反正是直筒子的都叫筒瓶，结果买回一个帽筒。帽筒跟筒瓶有天壤之别，我们注意看，筒瓶的口部并不是直的，而是有一个收口。他这“筒瓶“上下一般粗，倒着看和正着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学习收藏是件认真的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过去就讲，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不认真，肯定要受到不认真的惩罚。
顺治以后就是康熙，我们首先要对康熙皇帝有个简单的了解。康熙皇帝是八龄践祚，十六岁亲政。16岁的一个孩子，今天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能负完全的行为责任。但16岁的康熙，在当时信息传达那么不通畅的情况下，要统治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得有多难。
康熙特别喜欢科学，数学、天文、水利，他都非常喜欢。康熙皇帝说起来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除了他的孙子可以跟他比，别人都不能跟他比，在位六十一年。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主，后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干了很多大事，比如杀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都是他的功劳。当时我国边境不停地被俄国骚扰，为什么后来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他御驾亲征，跟俄国人一通干，把俄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俄国人就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怎么这么拼命啊？得了，跟你签条约吧。“于是，中俄就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几百年以来，中国签订的最公平的条约，在《尼布楚条约》的限制下，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跟俄国的边境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康熙二十三年时，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那时的中国版图呈桑叶状，今天是一只公鸡的形状。
康熙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把瓷器生产治理得井井有条。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后期逐渐形成定式，官窑的形式就受到了限制。官窑跟民窑不一样，民窑都是老百姓的事，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怎么能卖得好怎么烧。官窑不行，官窑要由官方定一个制式，必须按照这个制式烧出来[txt小说下载：wrshu]。比如康熙晚期的龙凤纹就非常规范了，一看就是这个时期的瓷器，龙的身子怎么弯，须画多长，基本上都成了定式。民窑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而官窑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渐减少了。
康熙二十几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亲自颁布圣旨，让大臣画《耕织图》、《棉花图》。耕，指吃，种粮食要吃；织，指穿，棉花的生产是保证当时每个中国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今对棉花的认知比较低，今天有很多保暖办法，比如有羽绒、化纤，当时没有，所有人保暖都要靠棉花，所以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吃、穿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两件事，所以皇上鼓励百姓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康熙当时身体力行。在先农坛，皇上有一亩三分地。我们老说一句话，谁有“一亩三分地“，就是这么来的。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当然，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看一年，这不可能。
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我说过，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它的翎毛走兽、花鸟鱼虫，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比如麒麟纹，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这么一个过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到了康熙时期，麒麟全是站着的，状态不一样。这是因为康熙时期，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腾“地弹出来。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一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王时敏、王、王鉴。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一进屋，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当时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我捡起来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画的枯枝花鸟，非常精彩。故宫有一个类似的，很小，写着雍正款；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可能是晚清民国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
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面的画风。瓶子上的鸟，样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画的一模一样。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后裔，姓朱嘛，“四僧“之一，号“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现在没有定论。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悟，即从鉴定角度上讲，横向联系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横向的联系，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但横向不了解，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买股票，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势图、k线图，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任何一件国际大事都可能导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动，这是横向的联系。天天盯住那些图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
康熙瓷器上的刀马人物、战争场面非常流行，俗称“刀马人“，典型的故事有《三国》、《水浒》。瓷器上画这种战争题材，从侧面反映出满族拿下江山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场面，比如“百子龙灯“、“狮子绣球“，画的都是战争场面，这跟我们建国初期一样。早年拍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都是战争题材的片子。等拍《甜蜜的事业》的时候是1979年，建国三十年了。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甜蜜的事业》这部电影，主题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等康熙那时候的生活充满阳光了，才在瓷器上画“狮子绣球“之类的喜庆纹饰，一开始绝对不画，这是政治对艺术的直接影响。
西方人非常喜欢“刀马人“这种瓷器，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认知。16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也是骑马打仗。过去都是骑马打仗，今天肯定不会骑马打仗，否则都得让人打死，是吧？今天都是现代化战争。过去战争都比较原始，骑马打仗的战争形态延续了上千年，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沟通。二、工艺的认知。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画得非常精致。明明没画几个人，但场面非常宏大，笔法潇洒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基于这两点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马人“瓷器，国外特别多，国内反而很少。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它不停地流向西方。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逛文物商店。当时国家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所有卖瓷器的基本都是国家开的店。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家的店里，一进门看见地上有一个大花盆，画的就是刀马人物。那个花盆很大很重，搁在地上，我就蹲下来看。我看的时候，注意看花盆的沿下，写的是“大清康熙年制“。但问题是那店里所有人都没有蹲下来，谁也没有看见这六个字，就我看见了。我特别高兴，知道他们犯懒，所以就把这花盆买了，拣了个漏儿。
文物商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民窑花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官窑。由于那个花盆体量非常大，工匠没办法把款写在底部，只能写在口沿上。但写在口沿上头，不好看，所以只能写在反面。你只有蹲下，才能看见它的款。从这点上看，就是说凡事不能犯懒。如果我也犯懒，就拣不着漏儿了。我现在往下蹲，就没有年轻时蹲得痛快，那时一下就蹲下去了，现在蹲的时候得想，是不是一会儿起不来了？古人就说：勤能补拙。有时你笨，但勤快，这事儿也能成。
经过这一次事变后，嘉靖皇帝移居西内，不在故宫里住了，每日祈求长生。皇上想：没勒死我，我赶紧祈求多活吧，炼丹，天天就为这件事了。祭祀的事不想做了，朝廷的事也不想管了，君臣根本不见面。
至于宫女们当时为什么要勒死嘉靖，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也弄不清楚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有无幕后指使者。但嘉靖皇帝脾气急躁，个性苛刻，可能是招致怨恨的原因。他为什么急躁和苛刻呢？这与他服用丹药有很大关系。
有一天，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大罐子，特别高兴地来找我：“我这是嘉靖时期的一个官窑。“先把罐子撅过来让我看屁股，我一看底下写的“大明嘉靖年制“，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说：“你这东西是官窑没错，但是半个。“他说：“哎呀！怎么是半个啊？“我说：“你这罐子是八仙纹。你看这是谁？铁拐李、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那四个人呢？“他说：“那四个我怎么会知道在哪儿？这不就画了四个吗？“我说：“那四个是画在上面的。这是一个葫芦瓶，断掉了。你看到的是一个局部，下半截。“
葫芦瓶在制作当中，中间有一个接口，接口很容易受伤。如果质量有问题，在使用当中稍微一碰，可能就碎了。上半截打碎了不要，把下半截的断口磨一磨，猛地一看，也像一个罐子。八仙人物的组合，一出场肯定是八个人。我这朋友不知道，他认为可能还有一个罐子，上面再画上另外四仙，其实不是，一个葫芦瓶就把八仙全都画上了。八仙这种记载在唐代就开始有了，宋元以后逐渐搭成一个神仙班子。宋元以后，一出场就是八个人。
嘉靖时期有《东游记》小说，跟《西游记》对着。中国人就是这样，你写一个《西游记》，我写不成了，就写《东游记》，还有人写《南游记》、《北游记》，就是朝四个方向走。《东游记》出现以后，八仙这个班子就定下来了。原来八仙里没有女的，有一个东方朔。后来把东方朔请下去，把何仙姑搁上了，怎么也得有个女代表嘛。清朝的瓷器上有时不画八仙人物，画的都是八仙每个人手持的法器，称之为“暗八仙“，比如画一个箫、云阳板等等，清代很流行。
这半个葫芦瓶，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可能觉得如获至宝，得了一件好东西。但对于我来说，我清楚地看到这件东西是半个。因此，了解一个事物一定要全面。有时候说窥一斑可见全豹，是因为你看过全豹，才能窥一斑可见全豹；如果你没见过全豹，你窥一斑就是一斑。在鉴定中全面分析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嘉靖以后紧跟着就是隆庆。隆庆皇帝在位只有6年，30岁登基，36岁就死了。他是一个长期受压抑的人，父亲嘉靖天天炼丹，你想能给他好气吗？所以隆庆长期受压抑，是一个笨嘴拙舌的皇帝。但隆庆一上台，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隆庆开关。
由于当时沿海的骚乱得到局部的平定，明政府同意有限度地开关，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关使中国晚明的商品社会，与世界有一个短暂的接轨，所以晚明社会的商品非常富足。从隆庆开关起，实际上就预示了中国第二次收藏热的到来。
十多年前，一个朋友来找我，拿了一个青花大碗，蓝得发紫。他抱着问我：“这件东西是我在乡下买的，我实在拿不准，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的。“我一看：“你这是好东西，非常难得。“他说：“人家告诉我这叫洋蓝。“洋蓝就是清代晚期，中国青花瓷器走到穷途末路时，出现一种很刺目的蓝色，被称为“洋蓝“。但这个碗不是洋蓝，它用的是回青。
晚明时期，青花最为浓艳的颜色就是隆庆时期创造的。这个碗就是隆庆的，蓝得发紫，并非蓝得刺目。而这必须看到实物，你才能感受到颜色间的差异。隆庆青花的颜色非常漂亮，在嘉、隆、万三朝里，有“鹤立鸡群“之说。青花颜色是我判断这件瓷器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上面画的人物。隆庆的人物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长腰，喜欢把腰画得特别长，画长腰的人一般都呈半蹲状。过去一看到人物的腰画得比较长，往往都是隆庆这个时期。
第三，这个碗底下写的是“大明隆庆年造“。我们知道，瓷器署款一般都写“大明某某年制“，不写“造“，惟独隆庆朝改了，写“大明隆庆年造“。这是鉴定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在这个青花大碗上，体现出隆庆时期的所有典型特征。颜色、纹饰、款识，三条俱备。我说：“你这真是一个宝贝，好好留着吧。“这个人特别高兴：“我这东西买得很便宜，很多人都说是晚清时期的碗，结果我买对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件隆庆青花大碗上哪儿去了，后来再也没见着。
隆庆之后就是万历。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48年。十三陵的定陵就是万历的陵寝。万历也是幼年登基。36岁的隆庆事业未完就死了，留给万历的遗诏里说：我自己感到不行了，皇帝你来做，一切礼仪都有人帮你，你按部就班去做就行了。你做皇帝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德行，任用有品德、有道德的大臣，不要无所事事。
张居正是当时辅佐万历皇帝最重要的大臣。皇帝年幼，只有十来岁。张居正给他安排了满满的上朝和学习的日程表，每个月逢三六九上朝，其余天天“日讲“，就是天天上课。一年就放两天假，大暑一次，大寒一次，我想顶多加一次就是春节了。皇上在年幼时过的日子比我们所有人都苦，天天上课，这是一般人不能想像的。他每日上课先读《大学》十遍，再读《尚书》十遍，然后老师才开始讲课，天天如此。咱们哪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对他的管束非常严，下课后还让他复述一遍，不满意就罚跪。万历皇帝从小畏母，所以也不敢懈怠。由于督导过严，万历皇帝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对他的性格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导致后来万历皇帝都不愿意上朝。他跟嘉靖几乎一样，几十年不见大臣。
万历皇帝的性格对瓷器产生了影响。万历瓷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装饰繁缛，密不透风，瓷器画得非常满，没有空地儿。我觉得这种装饰风格有点儿像他小时候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
万历时期的密不透风有一个特征，就是画面没有主题。画面上满满的，找不出主题，画花鸟，整个器身上都是花鸟；画草，满满的都是草。这种特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一定跟皇帝的生活背景，以及政治背景有关。当时中国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艺术中有很大一部分讲究装饰繁缛。与晚明同时期的欧洲，在16、17世纪，盛行洛可可式的装饰，风格非常繁缛，对我们的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万历瓷器中还出现了一些镂雕作品，比如用雕刻、贴塑来装饰瓷器，使它显得非常丰满，这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我有一个万历青花小碗，早年在厦门买的。碗非常小，整体镂雕，上面刻着非常细小的五个字：“永享太平春。“可见当时社会非常富足，至少对这个碗的使用者而言，非常舒服，要不然也不能写上“永享太平春“，说明他已经享了，还想再享。这个小碗做得非常精致，让看到的每个人都非常震惊。
过去的书上都记载晚明时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实际这种社会的黑暗面只是一部分，并非全部。黄花梨、紫檀家具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正因为晚明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富足的一面，才会诞生出如此灿烂的文明。
我20多岁的时候在出版社上班，每天清晨骑自行车从西郊一直骑到东城，下了班又从东城骑回去。每天路过阜成门，那儿支着一个帆布棚子，有一个老头儿在那儿卖面茶。老头儿的摊上有一溜儿青花大碗，图案都不太一样。我为了看碗，就经常在那儿喝面茶，时间长了就想买他的碗。老头儿说：“这是我家的传家宝，不会卖，但你可以看。“面茶碗里装着油面，挺大，我抱不起来，也不能看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只能看到风格不一，其中一溜儿都是一个朝代的，看着很漂亮，有一个单个儿的画得特别满，显得比较粗糙。
我当时还年轻，不能正确判断，就认为那一溜碗都特别值钱，因为特别新，特漂亮。后来有一次机会，那溜碗有一个用空了，我赶紧翻过来看，上写“大清光绪年制“，那时我才开始对光绪瓷器有比较清晰的印象。而那个单个儿的碗永远盛得满满的，老头儿不让我翻着看，我就看不到。后来我终于看到这个碗的底了，写着“大明万历年制“。我这才知道，敢情这个很粗糙、画得乱七八糟的碗，年代要比那溜漂亮的早得多。
但是我一直也没买下这个碗，每次跟老头儿谈，老头儿说：“这是我的饭碗，不能卖给你，卖了碗，我怎么卖面茶？你不是天天来我这儿喝面茶，就是为了看碗吗？“
刚开始收藏的人，都有一种急切的心态，总想赶紧把东西买回来。我最早收藏也是这种心态。后来时间长了，我逐渐能压抑住了。再后来我就自我解嘲，有一种说法叫“过我眼即我有“，就是我看过了等于我有过了。当然，这是一种很自嘲的说法，过我眼即我有，那故宫的东西都过我眼了，对不对？所谓“即我有“，我觉得就是拥有知识了。收藏当中，很多东西不是你必须拥有的，因为你没有可能拥有，终身没有这个机会。先不说你有没有钱，只说很多东西跟你擦肩而过，有的干脆你就没见过面，这很正常。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拥有一件东西才是快乐，拥有知识依然是一种快乐。
16至17世纪时，西方人，主要是欧洲人，盯上了中国的瓷器，大量船只到中国来购买、走私。17世纪初，荷兰人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这艘船有名字，克拉克号。荷兰人把船截获以后，发现船上都是中国瓷器，这些瓷器风格一致，都是带开光的，是当时中国专门定制的外销瓷。这种风格的瓷器被西方人认为是“克拉克风格“。其实跟克拉克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用那艘船装了我们的瓷器。严格意义上说，克拉克风格，应该是中国晚明时期典型外销瓷的风格。到今天，这种瓷器依然被西方人称之为“克拉克瓷“。
开光，这种装饰手法宋元就有，万历时期开始流行。所谓“开光“，是指在无主题的图案中，用轮廓线开出一个框，框内画上主题图案。这种装饰方法最大的好处是能够突出主题。开光不仅使用在瓷器装饰中，中国其他工艺品也在使用。西方人非常喜欢这种开光的克拉克瓷器。因此，当时这种瓷器的生产，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来样加工。西方人把样子提供给我们。
万历时期兴起全国收藏热，导致当时的瓷器后世多有模仿。光绪朝很多瓷器就是模仿万历，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万历风格的瓷器。晚明时期的瓷器备受日本人推崇是有原因的。当时我国跟日本的交流非常多，日本很多人跑到中国来学习。有个日本人叫吴良大甫，他来学中国瓷器，学成后回到日本去烧，创造一种“祥瑞手“瓷器，与万历瓷器风格非常一致。
明朝瓷器的第一次高峰是永宣时期，第二次高峰就是嘉万时期。瓷器的丰富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有品种。晚明瓷器千变万化的造型、醒目的蓝色、贴近生活的装饰，让人非常喜爱。万历一朝，官窑、民窑的青花瓷器不计其数，烧造量非常大，持续了四十多年。万历时期的国家官银消耗中，大量用于瓷器烧造。万历时期有个人叫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载当时的景德镇是“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他说景德镇烧窑天天跟打雷打闪似的。
晚明时期，1617世纪，国际海洋贸易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欧洲各国都在成立各种海上运输公司，抢占市场。当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外贸易的开展和瓷器生产的花样翻新。资本主义萌芽大大刺激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尤其是青花瓷器。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丝绸、瓷器。商业瓷器的生产又刺激了市场活力，这一点表现在青花瓷上，就是既适应国内市场，又适应国外市场。明晚期青花极为充分显现出商品的特性，这个特性超过了最早的艺术特性。永宣瓷器是艺术特性明确，而嘉万瓷器是商品特性明确，这就是晚明瓷器的魅力。
万历朝已经是明代的尾声了，但仍有天启和崇祯断后，明朝最后的两个朝代。满清入关以后，瓷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顺治朝衔接明朝，又为后来辉煌的康熙青花打下基础。明末清初这个时期不足半个世纪，在中国陶瓷史上称之为“过渡期“。
明代末期最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x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非常激动，特别想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跟我说：“两万块。“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是非常多的钱，我很急，就说：“我有两千美金，行不行？“实际上我在变相地跟他讨价还价，利用美金跟人民币的差价。他说：“不行。“我就开始翻兜里的钱，翻出一千多块钱，搭上了。我说：“我就这些钱了，行不行？“当时美金按汇率折后的人民币以及搭上的钱加起来是一万九千八百块，与他的要求只差二百块钱，严格说，我只打了个九九折，是象征意义的打折。但这个人发现我非常想买，就说：“不行，少一分钱我都不会卖。“这时就需要我当机立断了。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赶紧离开，他就卖给你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迈出这个屋，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个可能是他反悔说我不卖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说我卖给别人了。无论哪种，我都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件东西。所以我当时不跟他再嗦，我说：“行，我认这账，不就两万块吗？我差你二百块，下回我给你带来。“我就把这个笔筒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看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是崇祯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最大的一个笔筒，而且，笔筒的壁非常薄，画片丰满，颜色没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祯青花的青翠，开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个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兴。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吗？劝我：“你就别买了，赶紧撤出来最好，能省钱。“我就跟他讲：“收藏有时候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论上讲，我能出一万九千八百块的时候，那二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他来说，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就不能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有时你计较一点得失，会失去更多。在收藏这个领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20世纪90年代，我注重笔筒的收藏，买了很多。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明清笔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笔筒。笔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最晚的一个门类。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笔架、砚滴、墨床，等等。只有笔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理论上讲，笔筒不能搁毛笔，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笔怎么搁呢？笔筒里的毛笔是倒着搁，大头朝上。但使用过毛笔的人都知道，毛笔使用以后，一定要悬挂，大头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两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毛会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没法用了；第二个问题：毛朝上，笔头的水会从笔杆里进去。过去的毛笔大都是竹笔杆，只有少数象牙、玉、铜的，那另说。大部分毛笔都是竹笔杆，一旦水积在里头，会把笔杆胀开。所以，笔筒不能搁毛笔，简单地说，笔筒如果搁毛笔，也是搁不用的毛笔；毛笔若用过，一定是正着悬挂。
笔筒在晚出现时，首先是作为案头的一个装饰。最早的笔筒一定是竹笔筒，我将来讲竹器的时候会讲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时期出现。由于竹笔筒的出现，影响到后来瓷笔筒的出现，崇祯一朝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所以大量烧造笔筒。
晚明有个人叫屠隆，他写了一本书来总结文具，叫《文具雅编》。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个词汇。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对应的名词出现。今天能查到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笔筒“两个字，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屠隆在书中“笔筒“这一条下，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他说的就是湘妃竹的笔筒，镶上紫檀或乌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顺治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接下来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没入关之前还有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和崇德是皇太极的年号。皇太极改“金“为“清“。
清朝能建立皇权，很多史学家认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败肯定会导致明朝的灭亡，但谁能最终拿下政权呢？当时有四支政治力量，第一支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且他打进了北京，拿下政权，可惜只有三十多天。他这大顺军一丁点儿都不顺，稀里糊涂又被人打出去了。李自成把明朝灭掉，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但由于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把握住天下。第二支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的问题是树敌太多，杀戮无数，导致自相残杀过于厉害，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拿下江山。第三支是南明政权，当时南方还有很多明朝残余的政治力量，也能组织起来小朝廷，称为“南明“，确实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势单力薄，偏安一隅，没有办法再度统治这个国家。最后，就剩下满洲贵族。满洲贵族并不是有很多优势，只有一个长处，但这一个长处，就让他们拿下了江山。这就是团结包容，精神层面的长处。他们完全没有内讧，冰释前嫌，所有人坐在一起要谈这件事。他们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但过去的矛盾，大家都能在大敌当前时全部化解，一定要团结起来拿下江山。有学者估计，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六十万人。当时汉族人是他们的二百倍，就是有一亿多人。据说努尔哈赤起兵时，也就一万五千人，但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而且事后又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爱新觉罗家族当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还不是人数的比例悬殊，而是文化的屏障。他们是满文，咱们是汉文，汉文和满文之间不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屏障怎么去突破呢？顺治一入关就拼命学习汉文，史书记载说他原来不认识汉文，但通过三年的努力学习，可以通读《三国演义》。这显然有美化之嫌，今天的人如果刚开始认汉字，想三年以后看《三国演义》，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这表明了清政府亲近汉文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最重要，由于这个态度，导致清政府后来对中国的统治变得顺利起来。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俗：“正月不理发，理发死舅舅。“这个民俗很奇怪，怎么来的呢？后来我去查书，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当时满人入关以后，要求汉族人剃发易服，就是把头发剃下去一块儿，换一身服装。汉族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得，我不能随便让你给我剃了。当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态度，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没想到这个政令遭到汉族人极强的抵抗。为什么现在有剃头担子？就是当时搁在路口，谁不剃，现在马上剃！有的人就说：“我脑袋你能给切了，头发不能动。“顺治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么下去会引起汉族人强烈的心理抵触，于是就网开一面。
剃发和理发是两个概念。“剃“是从根上刮掉，“理“是指梳理。一般说“理发“，都不是剃秃。今天很少有人剃发，我小时候老看见街头有剃头师傅拿一把刀，锃亮，噌噌在那儿磨，把老头儿按在那儿，脑袋刮得锃亮，这叫剃发。理发是梳理的意思。
传说是正月下的诏令，剃发令，这个诏令下来以后，老百姓就说“思旧“，还在想过去的事。后来这个谐音不知怎么就成“死舅“了，舅舅算倒霉了。实际上这个政令是七月下的，不是正月下的。文化上有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会演绎得不可知其本来面目。
崇祯朝起，尤其到了顺治，很多瓷器上画一种图案，落花流水纹，都是这个时期画的，它反映当时社会的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老百姓就想：明朝呢，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我们还很思旧。明、清的改朝换代，变了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满族统治，明朝是汉族统治。所以这次改朝换代，汉族人内心非常不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通过这些瓷器，以及一些其他艺术品、日常的生活用品，来表达思旧的情绪。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满族在入关之前，没有办法控制瓷器生产，就是天命、天聪、崇德，这三个时期无法对瓷器生产发出指令。到了顺治，已经拿下江山，当然就能发出指令了。大约在顺治八年，御窑厂就开始恢复了。顺治时期对瓷器的要求非常低，朝廷自己顾不上。当时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慢慢过渡，所以这个时期叫过渡期。
顺治八年，御窑厂开始恢复。顺治十一年，政府下令烧造龙缸。龙缸是一种标志，表明宫廷需要这个东西摆那儿来炫耀了。但是，当时的龙缸非常难烧，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烧成，很容易开裂、变形。你蒸过馒头就知道，馒头一般都是二两一个，二斤一个的馒头你就很难蒸熟，蒸熟了，它也就开花了，裂了，道理一样。景德镇当时地处中国偏南方，与中央政府距离非常远，我们今天看也远。因为远，政府对瓷器的影响力就比较低。但景德镇的陶工几百年来工艺娴熟，他有办法，不需要指令，照样能生产，他自己会去适应这个市场。当时的市场最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所以这个时期95%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
顺治青花有一个典型的对龙的绘法，只有这一朝这么画，叫“一身三现“。所谓“一身三现“，就是画一个龙头，画一段龙身，画一条龙尾，中间的地方都是云彩，好像一条龙被云彩遮挡，露出三段，叫一身三现。也有一身五现、一身七现，我还见过有一身九现的，但一定是单数。当时的这种绘法，是对龙纹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点儿沾边儿。当时的政治不是很明朗，龙纹就表现得若隐若现；不像后来清朝坐稳了天下，龙纹就全部展现。
当时还流行一种瓷器造型，象腿瓶，顾名思义，像大象的腿一样，直不隆咚的，又叫“筒瓶“。筒瓶明朝就有了，但入清以后，政府赋予它一个社会学含义，“大清天下一统“，利用“筒“与“统“的谐音。清朝拿下江山，还要统治江山，所以要有一些政治口号出现。
跟我们今天一样，比如我们国家的旗帜是红的，不管党旗、军旗、国旗，都是红的，从象征性意义上说，这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但这是象征意义、社会学意义，并非真的拿烈士的鲜血染红。所以，筒瓶在清初的时候，这层社会学含义在社会上迅速推广，非常受关注，受欢迎，数量比较多。
我们看电视剧，有一回大家给乾隆送礼，纪晓岚拿了一个桶，桶里面装的全是咱们吃的姜，装得满满的，堆成山形。大家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纪晓岚说：“江山一统（姜山一桶）！“纪晓岚很聪明，既拍了乾隆的马屁，又省了钱。筒瓶这么有名，很多人收藏起来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有名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电话里跟我说：“我买了一个筒瓶，特好。“我问：“画的什么啊？“他说：“画的全是刀马人。“我一听，对，因为当时很多筒瓶画刀马人，就是一些骑马打仗的画片。我说：“你能肯定那个东西是清初的吗？“他说：“根据我所学的知识，那东西一定是清初的。“然后他就买了，兴高采烈地抱来给我瞧。
他一进屋，我就乐了。我说：“您这筒瓶可真是筒瓶啊，上下一般粗。“他那是帽筒。清代晚期以后，帽筒盛行，都是直的。他学的知识非常不扎实，印象中反正是直筒子的都叫筒瓶，结果买回一个帽筒。帽筒跟筒瓶有天壤之别，我们注意看，筒瓶的口部并不是直的，而是有一个收口。他这“筒瓶“上下一般粗，倒着看和正着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学习收藏是件认真的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过去就讲，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不认真，肯定要受到不认真的惩罚。
顺治以后就是康熙，我们首先要对康熙皇帝有个简单的了解。康熙皇帝是八龄践祚，十六岁亲政。16岁的一个孩子，今天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能负完全的行为责任。但16岁的康熙，在当时信息传达那么不通畅的情况下，要统治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得有多难。
康熙特别喜欢科学，数学、天文、水利，他都非常喜欢。康熙皇帝说起来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除了他的孙子可以跟他比，别人都不能跟他比，在位六十一年。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主，后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干了很多大事，比如杀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都是他的功劳。当时我国边境不停地被俄国骚扰，为什么后来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他御驾亲征，跟俄国人一通干，把俄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俄国人就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怎么这么拼命啊？得了，跟你签条约吧。“于是，中俄就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几百年以来，中国签订的最公平的条约，在《尼布楚条约》的限制下，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跟俄国的边境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康熙二十三年时，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那时的中国版图呈桑叶状，今天是一只公鸡的形状。
康熙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把瓷器生产治理得井井有条。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后期逐渐形成定式，官窑的形式就受到了限制。官窑跟民窑不一样，民窑都是老百姓的事，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怎么能卖得好怎么烧。官窑不行，官窑要由官方定一个制式，必须按照这个制式烧出来[txt小说下载：wrshu]。比如康熙晚期的龙凤纹就非常规范了，一看就是这个时期的瓷器，龙的身子怎么弯，须画多长，基本上都成了定式。民窑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而官窑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渐减少了。
康熙二十几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亲自颁布圣旨，让大臣画《耕织图》、《棉花图》。耕，指吃，种粮食要吃；织，指穿，棉花的生产是保证当时每个中国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今对棉花的认知比较低，今天有很多保暖办法，比如有羽绒、化纤，当时没有，所有人保暖都要靠棉花，所以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吃、穿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两件事，所以皇上鼓励百姓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康熙当时身体力行。在先农坛，皇上有一亩三分地。我们老说一句话，谁有“一亩三分地“，就是这么来的。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当然，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看一年，这不可能。
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我说过，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它的翎毛走兽、花鸟鱼虫，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比如麒麟纹，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这么一个过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到了康熙时期，麒麟全是站着的，状态不一样。这是因为康熙时期，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腾“地弹出来。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一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王时敏、王、王鉴。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一进屋，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当时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我捡起来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画的枯枝花鸟，非常精彩。故宫有一个类似的，很小，写着雍正款；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可能是晚清民国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
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面的画风。瓶子上的鸟，样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画的一模一样。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后裔，姓朱嘛，“四僧“之一，号“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现在没有定论。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悟，即从鉴定角度上讲，横向联系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横向的联系，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但横向不了解，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买股票，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势图、k线图，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任何一件国际大事都可能导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动，这是横向的联系。天天盯住那些图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
康熙瓷器上的刀马人物、战争场面非常流行，俗称“刀马人“，典型的故事有《三国》、《水浒》。瓷器上画这种战争题材，从侧面反映出满族拿下江山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场面，比如“百子龙灯“、“狮子绣球“，画的都是战争场面，这跟我们建国初期一样。早年拍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都是战争题材的片子。等拍《甜蜜的事业》的时候是1979年，建国三十年了。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甜蜜的事业》这部电影，主题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等康熙那时候的生活充满阳光了，才在瓷器上画“狮子绣球“之类的喜庆纹饰，一开始绝对不画，这是政治对艺术的直接影响。
西方人非常喜欢“刀马人“这种瓷器，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认知。16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也是骑马打仗。过去都是骑马打仗，今天肯定不会骑马打仗，否则都得让人打死，是吧？今天都是现代化战争。过去战争都比较原始，骑马打仗的战争形态延续了上千年，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沟通。二、工艺的认知。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画得非常精致。明明没画几个人，但场面非常宏大，笔法潇洒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基于这两点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马人“瓷器，国外特别多，国内反而很少。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它不停地流向西方。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逛文物商店。当时国家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所有卖瓷器的基本都是国家开的店。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家的店里，一进门看见地上有一个大花盆，画的就是刀马人物。那个花盆很大很重，搁在地上，我就蹲下来看。我看的时候，注意看花盆的沿下，写的是“大清康熙年制“。但问题是那店里所有人都没有蹲下来，谁也没有看见这六个字，就我看见了。我特别高兴，知道他们犯懒，所以就把这花盆买了，拣了个漏儿。
文物商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民窑花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官窑。由于那个花盆体量非常大，工匠没办法把款写在底部，只能写在口沿上。但写在口沿上头，不好看，所以只能写在反面。你只有蹲下，才能看见它的款。从这点上看，就是说凡事不能犯懒。如果我也犯懒，就拣不着漏儿了。我现在往下蹲，就没有年轻时蹲得痛快，那时一下就蹲下去了，现在蹲的时候得想，是不是一会儿起不来了？古人就说：勤能补拙。有时你笨，但勤快，这事儿也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