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夜里，我不能安睡，不断起床上厕所，在抽斗中翻找安眠药。在最近几年我已经几乎不用安眠药了，部分是由于我见到了太多的安眠药成瘾，部分是出于我早年医学生涯中的经验。
维尔.杰生和我曾都是年轻的普内科医生，有一天维尔吐露出他的婚姻发生了危机，因为他不能掌握他的工作时间，他问我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不论多忙，总是回家和全家一起吃晚饭，假如我必须在家值班接电话，我就将娣和小鬼们都塞进旅行车厢，让他们自己去买冰淇淋。礼拜天，我带上所有的小鬼去查房，行政人员和护士们会给他们糖果，病人也很喜欢看到他们。”
那次谈话后不久，维尔和他太太离婚了。我们从此就走上了不一样的路，直到有一天行政主管忠告我，我才知道维尔对镇静剂成瘾。“你是科主任，”行政主管说，“监管杰生是你的责任。”我同意了这么做，凡杰生医生的医嘱都必须经我复看和加签，方能被执行。更有甚者，我每天去看他的住院病人，但是我没有问谁是他的私人门诊的监管人。过一段时间后，维尔的行医执照被吊销了。
我接手了一些他的病人，其中有一位叫蜜特尔.秀的讨人喜欢的女人，她有几英亩土地，常常给我带些园中自产的新鲜疏菜，家做的果酱和一大捧秋天的菊花。我看了她许多年，在她死前不久，她对我说，“我原是杰生医生的住院病人，我很高兴你能每天来看我，我还以为你是来报答我的小恩小惠，直到最后我才知道，因为是杰生医生有了毒瘾。你从不告诉我，你是保护他而不是为了我。”
医生陷入麻烦的问题今天更趋严重了，估计有百分之二的医生有药瘾，基于对这种情况的了解，我更注意到要保护公众的利益而非保护医生了。
我还是没有吃安眠药，倒也安然入睡了，还作了个梦。梦中我母亲告诉娣如何看护我。“给她燕麦粥，”她指示，“只要给他在双层锅里熬煮了三小时的纯燕麦粥吃，一定要保持暖和，让他夜里用被子裹紧睡觉，然后就不用去管他了。”
我惊醒了，我妈妈去世了三年，但我一直想着她。我七岁的时候，还要她在床边看护我。她老是懊恼没有读书而成不了一个医生，不过尽管缺乏正规训练并没有妨碍她成为全家，朋友和邻居的护士。一旦她照看了病人，则从不离开病人的床边。在那个年代，病人的存活更多依赖于护理而不是医生，而我母亲就是一个不在乎自己吃，睡的富于献身神的护士。她不辞辛苦，不害怕自己被染上疾病，对必须要送进医院的病人不断的安慰，等入院安置好以后，她就不再从床边离开。如果医院允许，她就在病房内的行军床上过夜，如不允许，她就在走廊的椅子上打瞌睡。她密切注视着医生的吩咐，饮食，护理和病人。许多医生和护士都被这种爱管闲事的家庭成员搅得头疼，我也常常为我母亲的干预而感尴尬，我觉得她是反应过度和母太强。但是现在我知道她是对的。医院经常会出差错，即使有预警系统，在药物，饮食和作上的错误并不少见。有时我自己发现了这些错误，就很生气地将其改正了，如是病人提醒我的，我总是会调查问题所在。我的忿恨还不全在于此，最本的事，我们是专业人员，我们的形象不应被玷污，我们的专业素质不应被质疑。
我观点的变化是缘起于我父亲的前列腺切除手术，让我知道我母亲和病人们是对的。父亲开刀已是九十高龄了，母亲也已八十六岁，她坚持要在医院病房内陪夜。夜间一位护士摄手摄脚的居然没有开灯就替父亲换了许多管子和输瓶，当她一离开房间，我母亲就检查所有的器械设备，发现护士因在黑暗中工作而疏漏了其中的连接，器械并没有发生作用。如果这个情况没有被察觉，我父亲那个夜里就活不了。如此情况很少发生，但毕竟是发生了，护士过度劳累了。现在许多医院愈来愈专注于利润而雇佣更少的护士，这种错误就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医生们忧心忡忡，但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这种状态必须要在大错酿成之前被纠正过来。
星期六早晨我懒慵慵的醒来，重新审视了我的情况。我是一个风湿病专家而非癌症专家，我过去治疗癌症病人神情绪上都会搞得疲力尽，因为我分担着病人和家属双方的负担，所以当一门新的医学专科——肿瘤科兴起时，我便将癌症病人都转诊到他们那里而使自己解脱了。现在我回想起最近这几年来，并不是所有我转诊到肿瘤科的病人都死了，许多我觉得毫无希望的病人还活着。就是在我自己家中，我们也有过两场与癌争斗并获胜利的经历。
我妻子娣在她四十岁后期，发现子有小小的肿瘤，手术切除了。尔后没有几年，在年度体检中，她的医生建议她加入一个软 x线计划。娣和我商量，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的座右铭是，凡有新的试验，既不冲在第一，也不落在最后。”一个月后，我的态度随和下来，娣去做了一次软 x线检查，片子显示在她一个□上有几个针尖大的钙化点，不是肿块。有两个医生同意这检查结果正常，第三个医生却坚持她必须作一次活组织检查，结果证实是早期癌。那时我在手术室里听见病理医生讲出那个可怕的词“恶”，如同被人一击，跌跌撞撞地走向医生休息室，伤心得不知自己该做什么。我们的儿子都已长大，肯尼，这最小的也离家去了耶鲁大学，留下我们孤零零的两个。以后当我起床后，谁还在家里？我下班回家又有谁在家里? 当我白天百般交困，回家又有谁为我准备好夜里的庇护所？然而我们都从那肿瘤下存活下来了，娣作了□切除，现在十四年之后，她一切都好。
假如我的病不是变得很严重的话，我还有机会，我想。但是要命的是我知道这个癌从十一月起就有了，现在是七月，延误得太久了。这个延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假如这比较先进的检查早些进行的话，假如我对自己的病例采取如同对病人似的同样公正而不人为偏心的判断的话。作为一个病人，我的判断力已经缺损了。
星期天夜里我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是一个躺在院子里的小男孩，我能看见孩提时代住的房子，妈妈在烘焙蛋糕，爸爸在读报纸。我看见爷爷，，外公，外婆都来做客，死了很久的叔叔，阿姨们也都来了。他们都拥抱我，亲吻我。我只是一个小男孩，而且非常开心。这个梦没有让我惊怕，因为以前我曾听见过一些事情和此十分相像。
以城市大小来说，波特兰的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算是为数众多的了。中国人曾被带到这里来从事繁重的铁路建筑，而当铁路造完后，美国不再需要劳工，严酷的排除亚裔移民法被通过了，这些中国人只能偷偷的潜留下来。这些新移民除了洗衣作坊和饭店外，什么也不能干，他们害怕被移民局官员发现而不敢上街，只能留在打工的场所，工作，吃饭，睡觉都在同一地方。因为不懂当地的文化和语言，他们连逃也逃不出去。
1950 年有一个中国人到我这里看病，有三个作为翻译的朋友陪同，但这三个朋友本也不会说英语。我因自己家庭的经历对他们很同情，多少还知道一些他们的需要和我能提供的帮助。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在波特兰的中国人的朋友和医生，我参加他们的婚礼，生日派对和丧礼。
这个病人因单身没有家庭，我把他送进了安养院。我得遗憾的说，当我想起该打电话给他时，已经三个月过去了。他用责备的语气跟我打了招呼，“你忘记了我。”
“我不否认”我说，“你很孤独吗？”
“不，每天夜里有很多人来看我。”
他衰老了，我想。
“每天夜里他们都来，死了很久很久的人，......我父亲，我母亲，我同村的小时候朋友，他们每天夜里来和我讲话。”
“你不害怕吗？”
“一点不，”他坦然地说，“他们都是来安慰我的鬼，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开心。”
这件事让我知道，中国人相信祭拜祖先，希望夜里见到他们，这是件乐事！而我自己梦到他时，我懂得了老人对我说什么，他在申斥我不管他，所以他只能转身求助他的祖先。我为我的疏忽而内疚。我曾和我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很同情老人，在我开始行医后，我对老人特别关注，假如他们是孤单生活或住在安养院里，我每星期至少去看望他们一次。我被州长任命为俄勒岗老年协会的成员，还被选为出席白老年会议的代表。然而随着医疗业务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忙，去安养院探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现在我自己作为一个病人，面对着慢疾病，我对老人们的感受体会更深了。假如我也和他一样在安养院里了其残生，我会怎样想？我清醒了，必须恢复到和过去一样，每周至少一次去探视安养院里的病人。
星期二早晨醒来时，我肚子有阵阵发紧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一种敏感而已，二次大战时，我登上兵舰出发攻击时也有这种感觉。医学院毕业后，我接受了陆军后备医疗团少尉的职务。来自于祖父母双方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长期来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他们不断用家庭的经历来提醒我：他们来美国时是一无所有，而到这里以后他们有了公民的身份，有了选举和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有了房子和花园，有食品和做礼拜的教堂。他们的孩子成了医生，律师，和成功的商人。在沙皇的俄国，这是永远不可能的。美国是天堂，是值得为之去死的天堂。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想象当美国进入一场战争后，我不为之服务，我也不能相信美国会被陷入一场不义的战争，我坚持我的信念——我的国家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在1938年，在本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背景下，我接受了这个陆军后备医疗团少尉的职务。
1941年，珍珠港战役之前，我依然在梅耶医院的内科实习，一道征召的命令打断了我的实习。战争开始后，我随第一支部队被派往英国，并从那里进攻北非，是谓非洲战役和西西里战役。尔后我又回到英格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我在军队中服役五年，有二年半是在海外。我从少尉开始服役，以少校军衔退役，但我从来没有学到一个军官的勇气。当我跨过舰舷进攻时，我感到恐怖，绝对的恐怖，不能预测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除了把自己交给命运之外，我不能做任何事情。而这一次，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在军队里，至少我的妻子还在我身边，我有干净的床单，我能洗澡，哪怕我不能吃的话，饭菜依然香气扑鼻。
我坚持自己开车去医院，我需要自己管辖自己。在医学院我有不安全感，我知道一些政府首脑和参议员死于癌，更糟的是，一些医生，内外科的主任死在这个医院。在学校，我是全职教授，曾是系主任，但现在没有人认识我，我要像其他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就诊手续。工作人员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习惯于千遍一律的正常流程，但当病人可能患上不治之症时，我也看见过他们厌恶的表情。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的将医学院的预算大刀阔斧地砍掉，致使目下的医院穷得没钱，甚至地板上都没有地毯。我的病房像个和尚的念经房，小小的空无一物，除了光溜溜的白墙壁外只有一张窄窄的铁床，余下的空间勉强能放下一把来访者坐的硬木椅。楼层里既没有住院医生也没有医学生，护士工作站里也只有一位护士。
我记得多年前我在这同一楼层工作，那时是多么的富有生气和充满忙乱，病房里住得满满的，都是全州各地来的疑难杂症病人。那时走廊里充斥着学生，教师和住院医生争论问题的嘁嘁喳喳的嘈杂之声。现在没有钞票，楼层就此萧条，它再也不是一个诊断和教学中心了，它成了手术室。我不知道现在是谁在关心着那些困难的病人，我发誓假如我能存活并且还能讲话的话，我一定去州首府面对议会山上的政客们说，......然而我停住了，我只是一个病人，现在只能祈祷医院的一贫如洗别危及到我自己这个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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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杰生和我曾都是年轻的普内科医生，有一天维尔吐露出他的婚姻发生了危机，因为他不能掌握他的工作时间，他问我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不论多忙，总是回家和全家一起吃晚饭，假如我必须在家值班接电话，我就将娣和小鬼们都塞进旅行车厢，让他们自己去买冰淇淋。礼拜天，我带上所有的小鬼去查房，行政人员和护士们会给他们糖果，病人也很喜欢看到他们。”
那次谈话后不久，维尔和他太太离婚了。我们从此就走上了不一样的路，直到有一天行政主管忠告我，我才知道维尔对镇静剂成瘾。“你是科主任，”行政主管说，“监管杰生是你的责任。”我同意了这么做，凡杰生医生的医嘱都必须经我复看和加签，方能被执行。更有甚者，我每天去看他的住院病人，但是我没有问谁是他的私人门诊的监管人。过一段时间后，维尔的行医执照被吊销了。
我接手了一些他的病人，其中有一位叫蜜特尔.秀的讨人喜欢的女人，她有几英亩土地，常常给我带些园中自产的新鲜疏菜，家做的果酱和一大捧秋天的菊花。我看了她许多年，在她死前不久，她对我说，“我原是杰生医生的住院病人，我很高兴你能每天来看我，我还以为你是来报答我的小恩小惠，直到最后我才知道，因为是杰生医生有了毒瘾。你从不告诉我，你是保护他而不是为了我。”
医生陷入麻烦的问题今天更趋严重了，估计有百分之二的医生有药瘾，基于对这种情况的了解，我更注意到要保护公众的利益而非保护医生了。
我还是没有吃安眠药，倒也安然入睡了，还作了个梦。梦中我母亲告诉娣如何看护我。“给她燕麦粥，”她指示，“只要给他在双层锅里熬煮了三小时的纯燕麦粥吃，一定要保持暖和，让他夜里用被子裹紧睡觉，然后就不用去管他了。”
我惊醒了，我妈妈去世了三年，但我一直想着她。我七岁的时候，还要她在床边看护我。她老是懊恼没有读书而成不了一个医生，不过尽管缺乏正规训练并没有妨碍她成为全家，朋友和邻居的护士。一旦她照看了病人，则从不离开病人的床边。在那个年代，病人的存活更多依赖于护理而不是医生，而我母亲就是一个不在乎自己吃，睡的富于献身神的护士。她不辞辛苦，不害怕自己被染上疾病，对必须要送进医院的病人不断的安慰，等入院安置好以后，她就不再从床边离开。如果医院允许，她就在病房内的行军床上过夜，如不允许，她就在走廊的椅子上打瞌睡。她密切注视着医生的吩咐，饮食，护理和病人。许多医生和护士都被这种爱管闲事的家庭成员搅得头疼，我也常常为我母亲的干预而感尴尬，我觉得她是反应过度和母太强。但是现在我知道她是对的。医院经常会出差错，即使有预警系统，在药物，饮食和作上的错误并不少见。有时我自己发现了这些错误，就很生气地将其改正了，如是病人提醒我的，我总是会调查问题所在。我的忿恨还不全在于此，最本的事，我们是专业人员，我们的形象不应被玷污，我们的专业素质不应被质疑。
我观点的变化是缘起于我父亲的前列腺切除手术，让我知道我母亲和病人们是对的。父亲开刀已是九十高龄了，母亲也已八十六岁，她坚持要在医院病房内陪夜。夜间一位护士摄手摄脚的居然没有开灯就替父亲换了许多管子和输瓶，当她一离开房间，我母亲就检查所有的器械设备，发现护士因在黑暗中工作而疏漏了其中的连接，器械并没有发生作用。如果这个情况没有被察觉，我父亲那个夜里就活不了。如此情况很少发生，但毕竟是发生了，护士过度劳累了。现在许多医院愈来愈专注于利润而雇佣更少的护士，这种错误就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医生们忧心忡忡，但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这种状态必须要在大错酿成之前被纠正过来。
星期六早晨我懒慵慵的醒来，重新审视了我的情况。我是一个风湿病专家而非癌症专家，我过去治疗癌症病人神情绪上都会搞得疲力尽，因为我分担着病人和家属双方的负担，所以当一门新的医学专科——肿瘤科兴起时，我便将癌症病人都转诊到他们那里而使自己解脱了。现在我回想起最近这几年来，并不是所有我转诊到肿瘤科的病人都死了，许多我觉得毫无希望的病人还活着。就是在我自己家中，我们也有过两场与癌争斗并获胜利的经历。
我妻子娣在她四十岁后期，发现子有小小的肿瘤，手术切除了。尔后没有几年，在年度体检中，她的医生建议她加入一个软 x线计划。娣和我商量，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的座右铭是，凡有新的试验，既不冲在第一，也不落在最后。”一个月后，我的态度随和下来，娣去做了一次软 x线检查，片子显示在她一个□上有几个针尖大的钙化点，不是肿块。有两个医生同意这检查结果正常，第三个医生却坚持她必须作一次活组织检查，结果证实是早期癌。那时我在手术室里听见病理医生讲出那个可怕的词“恶”，如同被人一击，跌跌撞撞地走向医生休息室，伤心得不知自己该做什么。我们的儿子都已长大，肯尼，这最小的也离家去了耶鲁大学，留下我们孤零零的两个。以后当我起床后，谁还在家里？我下班回家又有谁在家里? 当我白天百般交困，回家又有谁为我准备好夜里的庇护所？然而我们都从那肿瘤下存活下来了，娣作了□切除，现在十四年之后，她一切都好。
假如我的病不是变得很严重的话，我还有机会，我想。但是要命的是我知道这个癌从十一月起就有了，现在是七月，延误得太久了。这个延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假如这比较先进的检查早些进行的话，假如我对自己的病例采取如同对病人似的同样公正而不人为偏心的判断的话。作为一个病人，我的判断力已经缺损了。
星期天夜里我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是一个躺在院子里的小男孩，我能看见孩提时代住的房子，妈妈在烘焙蛋糕，爸爸在读报纸。我看见爷爷，，外公，外婆都来做客，死了很久的叔叔，阿姨们也都来了。他们都拥抱我，亲吻我。我只是一个小男孩，而且非常开心。这个梦没有让我惊怕，因为以前我曾听见过一些事情和此十分相像。
以城市大小来说，波特兰的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算是为数众多的了。中国人曾被带到这里来从事繁重的铁路建筑，而当铁路造完后，美国不再需要劳工，严酷的排除亚裔移民法被通过了，这些中国人只能偷偷的潜留下来。这些新移民除了洗衣作坊和饭店外，什么也不能干，他们害怕被移民局官员发现而不敢上街，只能留在打工的场所，工作，吃饭，睡觉都在同一地方。因为不懂当地的文化和语言，他们连逃也逃不出去。
1950 年有一个中国人到我这里看病，有三个作为翻译的朋友陪同，但这三个朋友本也不会说英语。我因自己家庭的经历对他们很同情，多少还知道一些他们的需要和我能提供的帮助。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在波特兰的中国人的朋友和医生，我参加他们的婚礼，生日派对和丧礼。
这个病人因单身没有家庭，我把他送进了安养院。我得遗憾的说，当我想起该打电话给他时，已经三个月过去了。他用责备的语气跟我打了招呼，“你忘记了我。”
“我不否认”我说，“你很孤独吗？”
“不，每天夜里有很多人来看我。”
他衰老了，我想。
“每天夜里他们都来，死了很久很久的人，......我父亲，我母亲，我同村的小时候朋友，他们每天夜里来和我讲话。”
“你不害怕吗？”
“一点不，”他坦然地说，“他们都是来安慰我的鬼，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开心。”
这件事让我知道，中国人相信祭拜祖先，希望夜里见到他们，这是件乐事！而我自己梦到他时，我懂得了老人对我说什么，他在申斥我不管他，所以他只能转身求助他的祖先。我为我的疏忽而内疚。我曾和我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很同情老人，在我开始行医后，我对老人特别关注，假如他们是孤单生活或住在安养院里，我每星期至少去看望他们一次。我被州长任命为俄勒岗老年协会的成员，还被选为出席白老年会议的代表。然而随着医疗业务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忙，去安养院探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现在我自己作为一个病人，面对着慢疾病，我对老人们的感受体会更深了。假如我也和他一样在安养院里了其残生，我会怎样想？我清醒了，必须恢复到和过去一样，每周至少一次去探视安养院里的病人。
星期二早晨醒来时，我肚子有阵阵发紧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一种敏感而已，二次大战时，我登上兵舰出发攻击时也有这种感觉。医学院毕业后，我接受了陆军后备医疗团少尉的职务。来自于祖父母双方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长期来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他们不断用家庭的经历来提醒我：他们来美国时是一无所有，而到这里以后他们有了公民的身份，有了选举和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有了房子和花园，有食品和做礼拜的教堂。他们的孩子成了医生，律师，和成功的商人。在沙皇的俄国，这是永远不可能的。美国是天堂，是值得为之去死的天堂。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想象当美国进入一场战争后，我不为之服务，我也不能相信美国会被陷入一场不义的战争，我坚持我的信念——我的国家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在1938年，在本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背景下，我接受了这个陆军后备医疗团少尉的职务。
1941年，珍珠港战役之前，我依然在梅耶医院的内科实习，一道征召的命令打断了我的实习。战争开始后，我随第一支部队被派往英国，并从那里进攻北非，是谓非洲战役和西西里战役。尔后我又回到英格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我在军队中服役五年，有二年半是在海外。我从少尉开始服役，以少校军衔退役，但我从来没有学到一个军官的勇气。当我跨过舰舷进攻时，我感到恐怖，绝对的恐怖，不能预测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除了把自己交给命运之外，我不能做任何事情。而这一次，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在军队里，至少我的妻子还在我身边，我有干净的床单，我能洗澡，哪怕我不能吃的话，饭菜依然香气扑鼻。
我坚持自己开车去医院，我需要自己管辖自己。在医学院我有不安全感，我知道一些政府首脑和参议员死于癌，更糟的是，一些医生，内外科的主任死在这个医院。在学校，我是全职教授，曾是系主任，但现在没有人认识我，我要像其他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就诊手续。工作人员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习惯于千遍一律的正常流程，但当病人可能患上不治之症时，我也看见过他们厌恶的表情。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的将医学院的预算大刀阔斧地砍掉，致使目下的医院穷得没钱，甚至地板上都没有地毯。我的病房像个和尚的念经房，小小的空无一物，除了光溜溜的白墙壁外只有一张窄窄的铁床，余下的空间勉强能放下一把来访者坐的硬木椅。楼层里既没有住院医生也没有医学生，护士工作站里也只有一位护士。
我记得多年前我在这同一楼层工作，那时是多么的富有生气和充满忙乱，病房里住得满满的，都是全州各地来的疑难杂症病人。那时走廊里充斥着学生，教师和住院医生争论问题的嘁嘁喳喳的嘈杂之声。现在没有钞票，楼层就此萧条，它再也不是一个诊断和教学中心了，它成了手术室。我不知道现在是谁在关心着那些困难的病人，我发誓假如我能存活并且还能讲话的话，我一定去州首府面对议会山上的政客们说，......然而我停住了，我只是一个病人，现在只能祈祷医院的一贫如洗别危及到我自己这个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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