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第十六天

    醒来时,口中有一种恶臭。我小时候医生们检测脉搏和检视舌头都很在行,假如舌头有一厚层苔衣,就会给你开轻泻剂。我在镜子中察看舌头,看来正常,那么这恶臭是来自于死亡的癌细胞还是来自于死亡的正常细胞?

    八月份对治疗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月份,太多的休假,技术员们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今天是泰特当班,我已经信任他了,从治疗的第一天起,我就看见他在这部门里进出了。我想他肯定还是一个头,因为是他在指挥着他人忙碌。

    今天的治疗我感到放心,泰特迅速而有效地将x 线管中心对准了我的刺青标记,底片盒咔嚓一声进入了位置,灯亮了,他急急地走出房间,灯又灭了,呼呼的响声开始了,我知道我要接受一分钟的x 线,每一侧是三十秒。我总是数数来消除紧张,于是我开始数:一,二,咔嗒一声,灯又亮了,红灯在闪烁,出什么事了?治疗被中断。技术员奔了进来,尽力安慰我,“紧急开关启动了,机器关掉了,你不会被曝光过渡的”。“什么紧急情况机器会关掉?”我问。“你用的是直线加速器,那是一种人造x 线,来自于一个真空管。当管

    子开始老化后,机器就常会出故障。这个管子的寿命到了,我不断的催促部门换个新的,但没人听。一个新管子要六千美元,所以要把它用到最后一口气。现在假如你在休士顿,他们给你用的就是钴60,那是真的自然x 线。史坦福大学喜欢这个,不过依我看,这终究是人造x 线。

    我被震惊了,在治疗之前没有人告诉我可以在钴60和现在的治疗之间作选择。“现在怎么样?”我问,“多长时间你能修好这机器”?“噢,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修不好的”,他说,“也许这管子还有些寿命,这个部门不愿浪费钱,我们只能用到它爆掉为止,我希望它还能让你做完今天的治疗。”

    这管子还能放出正确的剂量吗?我内心十分害怕,但什么也没说。

    他离开房间一,二分钟后,这呼呼的响声又开始了。机器在工作,我耐心的数着一,二,三直至三十秒,一半治疗完成,机器转到我的左侧,治疗床又调整了一下,我能听出来,机器又费力的做了三十秒。

    我理好领子准备离开,并问道,“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害怕听到回答,我不想让治疗延误。“我不知道”,他回答,“只有当这个管子完全报废了,我们才能要一个新的。”“换个管子要多长时间?”“六个小时,不用担心”,他告诉我,“在这个部门没有一个人完成治疗而没有中间停顿的”。然后他又问,“早晨你什么时候离家出门?”“九点钟。”“好的,明天早晨九点之前我会打电话给你,假如机器坏了。”

    我离开时是忧心忡忡又怒气十足,决定去参加下一次的州立法会议,要给他们放一,太怠慢医学院了!能想象吗?州里花费几百万,而一个好的x 线管子才区区六千元,太便宜了。

    治疗第十七天

    这个早晨我游荡不安,我不想离家太早而错失了技术员报告机器故障的电话,结果什么电话也没有。我九点准时出门,按时到达,但我被引到了候诊室。

    那里等候的是个小伙子,喉咙里着通气的管子,因为不能讲话,只能用一块石板写字代替。我知道假如我的放治疗失败了,我就会和他一样。不过这情景并不太困扰我,因我的思想已全部集中在那个x 线管上了,它爆掉了没有?最后技术员叫到了我的名字,他用微笑和我打招呼。“管子还行吗?”我急不可待地问。“嗯,可以”他若无其事地说。

    “那昨天是出什么事了?”“我按错了一个按钮,我压到了紧急按钮。”

    治疗过程风平浪静,我准备离开,同时开始抱怨——不是他的业务疏忽。“你知道”,我说:“你把我的治疗开始时间推迟了,在停车米表里我放的钱不够,可能会拿到停车罚单了。”“抱歉!”他回答:“学校的每一部门都有自己的预算和规定,其他部门会替你付罚金,假如是他们造成超时的话,但是这个部门不会。我不断的和他们说这是错了,病人不高兴的,但是他们不听我的,他们太小气了,你得自己付罚金了。”

    我走了,真希望这个假期快结束,当然,并不是仅仅因为考虑这停车的罚金,我决定不了的是,是否要向泰特的上司报告,他的行为已引起了我的疑虑:我治疗的计量是否正确?x 线光束是否聚焦了?假如说泰特并没有造成我身体的伤害的话,但他已伤害了我的心理和造成了应该是平静时间里的不必要忧虑。

    如果一个病人举报泰特,他的上司可能不把它当回事,因为这举报出自于一个情绪失常的病人,即使他的老板接受了举报,充其量泰特可能只会受到一次训责。而假如我去举报他,那层级就不一样了,同事们会传来传去,我的申诉就不会被忽视了。其实没有一个申诉是可以被忽视不管的,假如泰特不适合它的工作岗位,其他的人因该和我一样也是明

    白的。

    还有,我知道失业的苦恼。我父亲刚到奥马哈的时候,它是一个工人,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油漆车厢,他的哥哥大伟是街道车公司的门房。我九岁那年,他们积蓄起了足够的钱,合作开了一家男人服装店——r.b 衬衫店,就在奥马哈的市中心,高级地段,十四街和道格拉斯街的交口。他们生意兴隆,很快又开了第二家。事业依然兴旺发达,他们成功地实现了美国梦。那时在奥马哈没有什么限制的条款,他们就在最好的社区,榆树公园附近的敦迪区买了地皮,建造了二层的当时称为荷兰殖民地风格的房屋。里面有每个人的分开的卧室和放一辆汽车的车库,虽然他们还没有车。

    我十一岁的那年,经济泡沫破裂了,他们失去了商店,也搬出了他们的房子,我们搬到了我外祖父母家中去住。我父亲失业,母亲在缝纫厂里做帽子,我弟弟和我则在城市的马路上沿街叫卖‘奥马哈蜜蜂新闻报’。我懂得了什么叫长时间工作:我白天上学是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三点半,从下午四点到六点是叫卖报纸,从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是上希伯来语学校。

    我尝够了失业所带来的惊恐的味道,所以之后我从来不解雇任何人。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以哥哥的权力将负责的位子转给了比尔,但事实证明他做得不比我好,最后他又将这麻烦转交给了营业经理。

    我不能举报泰特,让他被炒鱿鱼。也许......大概......那是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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