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朝贡和外交体系尚未公之于世，一方面，除了少数周边的国家，白明修也并没有太多小国来践行大明爸爸之路。再者，白明修希望将来将这一系列的内容修在《大明宪章》中。
最起码在白明修彻底统一中华，各路势力削平，国家建设稳步进行，人民生活承平之前，白明修不会贸然地扔出一部宪法来，将自己给框柱。
而且就朝贡和外交这一回事而言，有一个问题也是白明修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华夷之辨。外交这个东西一个核心就是平等，而华夷之辨的本质是高下不平等。不要以为夷夏观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华夷之辨牵动了中华文明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的主轴。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中国古代以自我为华而以周遭不开化的其他民族为夷，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并将本族人团结在一起，同时向外辐射了自身的文明成果。华夷之辨基本上是围绕着血缘种族以及礼仪教化两大标准的，在宋代时，朱熹便强调了华夷之辨的相对性，回溯到了先秦时代以礼教文明来区分华夷的标准，即只要学习礼乐，讲仁义道德，那么便是华。
明清之间的战争和变革，本身其实也是华夷之辨的一次大崩盘和解构。一方面，中国人经历了衣冠文明的由华入夷，另一方面满洲人也从蛮夷顺从儒家教化而由夷入华，只不过后者究竟是多么真诚和到什么程度，还值得研究。
而实际上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已经逐渐地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夷夏观已经开始了一些变动和自我反省。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如孙瑴说：“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
瞿式谷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福州而外，如赤县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作者注：瞿式谷是瞿式耜的堂弟，应该也是受洗信天主教了，他说这话存在一定的立场问题）
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王夫之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王夫之说：“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
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中国人确实比你们外国人优越，你们要惹我麻烦，我干掉你们不会伤害我的仁德，但是你们如果穷困而投靠我，我会戒备你但是会让你活下去，不会对你残杀、奸淫或者奴役。
从外国人的视角观察那个时候的明人则是另一回事。
西班牙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而这种雍容和自信，显然随着明清易位，中国进入了一个蛮夷统治的朝代后，而彻底土崩瓦解，越发腐朽和愚昧。
白明修带领着新南明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冲击到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夷之辨这个内容，也是白明修的“老师”，在精神和思想阵地不懈战斗的马恩大师经常叙述写作的内容。
白明修更正后的华夷之辨，在原本以礼仪教化区分的基础上，上升到了一丢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思。马大师认为，全世界有七大洲，土地广大，民族众多。中华傲立天下之中央，文明礼乐教化，传承数千年而不绝，乃人类文明之首。我中华之所以为华，归根到底是因为华夏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能够养育族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并推广文明教化，使得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懂得努力钻研科学技术，勤劳工作，并具备美德的民族，我们华夏人应当承认他们的文明性，并与之交往，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取长补短，与之和平共处。
如果，有一个民族虽然物质能力很强，但是没有道德标准，奴役欺凌弱小而不知节制，那么我们便不认为他们是文明，应该锄强扶弱，并保护自己。
马大师没有提到有道德而无生产力的民族，因为在新学的哲学理论中，这种民族不可能存在，现实中也确实没有。
也只有在这一套华夷之辨的哲学观下，白明修才能够支撑起大明的新朝贡和外交体系，依附于大明的国家为朝贡国，而被大明认可的则是邦交国。当然如果严格按照马大师的理论去卡，没有哪个国家够格成为大明一般的文明国家。
当然这一切的理论之下，还有一层潜逻辑——既然你们这些国家都不够格跟我大明爸爸平起平坐，那还是老老实实地叫爸爸吧，爸爸会好好地疼爱你们这群儿子的，做人有什么好，做我大明爸爸的狗不好吗？
收服全体地球成员国做朝贡国是一种什么体验？
最起码在白明修彻底统一中华，各路势力削平，国家建设稳步进行，人民生活承平之前，白明修不会贸然地扔出一部宪法来，将自己给框柱。
而且就朝贡和外交这一回事而言，有一个问题也是白明修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华夷之辨。外交这个东西一个核心就是平等，而华夷之辨的本质是高下不平等。不要以为夷夏观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华夷之辨牵动了中华文明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的主轴。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中国古代以自我为华而以周遭不开化的其他民族为夷，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并将本族人团结在一起，同时向外辐射了自身的文明成果。华夷之辨基本上是围绕着血缘种族以及礼仪教化两大标准的，在宋代时，朱熹便强调了华夷之辨的相对性，回溯到了先秦时代以礼教文明来区分华夷的标准，即只要学习礼乐，讲仁义道德，那么便是华。
明清之间的战争和变革，本身其实也是华夷之辨的一次大崩盘和解构。一方面，中国人经历了衣冠文明的由华入夷，另一方面满洲人也从蛮夷顺从儒家教化而由夷入华，只不过后者究竟是多么真诚和到什么程度，还值得研究。
而实际上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已经逐渐地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夷夏观已经开始了一些变动和自我反省。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如孙瑴说：“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
瞿式谷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福州而外，如赤县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作者注：瞿式谷是瞿式耜的堂弟，应该也是受洗信天主教了，他说这话存在一定的立场问题）
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王夫之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王夫之说：“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
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中国人确实比你们外国人优越，你们要惹我麻烦，我干掉你们不会伤害我的仁德，但是你们如果穷困而投靠我，我会戒备你但是会让你活下去，不会对你残杀、奸淫或者奴役。
从外国人的视角观察那个时候的明人则是另一回事。
西班牙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而这种雍容和自信，显然随着明清易位，中国进入了一个蛮夷统治的朝代后，而彻底土崩瓦解，越发腐朽和愚昧。
白明修带领着新南明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冲击到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夷之辨这个内容，也是白明修的“老师”，在精神和思想阵地不懈战斗的马恩大师经常叙述写作的内容。
白明修更正后的华夷之辨，在原本以礼仪教化区分的基础上，上升到了一丢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思。马大师认为，全世界有七大洲，土地广大，民族众多。中华傲立天下之中央，文明礼乐教化，传承数千年而不绝，乃人类文明之首。我中华之所以为华，归根到底是因为华夏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能够养育族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并推广文明教化，使得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懂得努力钻研科学技术，勤劳工作，并具备美德的民族，我们华夏人应当承认他们的文明性，并与之交往，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取长补短，与之和平共处。
如果，有一个民族虽然物质能力很强，但是没有道德标准，奴役欺凌弱小而不知节制，那么我们便不认为他们是文明，应该锄强扶弱，并保护自己。
马大师没有提到有道德而无生产力的民族，因为在新学的哲学理论中，这种民族不可能存在，现实中也确实没有。
也只有在这一套华夷之辨的哲学观下，白明修才能够支撑起大明的新朝贡和外交体系，依附于大明的国家为朝贡国，而被大明认可的则是邦交国。当然如果严格按照马大师的理论去卡，没有哪个国家够格成为大明一般的文明国家。
当然这一切的理论之下，还有一层潜逻辑——既然你们这些国家都不够格跟我大明爸爸平起平坐，那还是老老实实地叫爸爸吧，爸爸会好好地疼爱你们这群儿子的，做人有什么好，做我大明爸爸的狗不好吗？
收服全体地球成员国做朝贡国是一种什么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