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夏，天劫将至！
北京，万胜宫西暖阁内，一场小朝正在进行当。
自打上那场大朝会后，朱由检又开始了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好日子。
当然了，不早朝不等于不理政。只是不大清老早的举行折腾人的御门听政，而是在西暖阁花一两个时辰，马马虎虎的处理一下国家大事。其实大部分事情都是很容易料理的，因为内阁会事先给出条旨，直接照批就是了——现在的朱由检已经明白当皇帝必须抓大放小的道路，如果事无巨细都想管，那是肯定管不好的。
所以朱由检御极之后，在着重进行军事改革和财政税收改革的同时，也用循序渐进的办法，推行了一场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政务改革。
这场改革谈不上轰轰烈烈，也没有军事和财政改革那么引人注目，但是重要程度却不亚于军事、财政改革。
而这场政务改革的重点，就是两条，一是放权，二是考成。
其放权之法又分成央和地方两部分，在央这边是将内阁和六部合一，同时不断撤换敢于行使封驳权的六科给事，从而让六科给事退出决策圈，还限制了御史的权力，对于他们所上的涉及军政事务的奏章，一律留不发。实际上也让都察院推出了行政军事的决策圈。
这样一来，央的政务决策权就集到了皇帝和内阁手，责任也就非常明确了。
而在地方那头则是在在南北直隶设立行省和在两直隶、两湖、两淮行大府制，以及在大同、宣府、燕山、大宁、辽西、辽东（毛龙的地盘）、榆林、宁夏、甘肃等实土边镇实行总兵负责制。
而考成法则是张居正留下的老办法了。不过朱由检并没有在大明全国推行考成法，而是将考成法和放权法配合实行。
凡是实行放权之法的地方，必须要进行考成——而且放权之后，地方大权或归于大府，或归于总镇，扯皮的空间小了，责任也没地方可以推，罢官下狱也能找得着人啊！
要不然，下面一堆官员互相扯皮，互相拉后腿，还争功诿过，搞得朱皇帝都不知道该拿谁开刀，但同时又不能全杀了......就是全杀了换一批人上来也一样。因为制度本身就为了让下面的人狗咬狗而制定的，不互相牵扯是不可能的。
而在实行了放权之法后，朱皇帝只需要拿着张居正留下的考成法去考下面的大府、总镇、封疆、部阁等官就行了。
所以对没有实行大府制的地方，朱由检要求就低得多，能够勉强应付过去就行了，实在不成，也就罢官了事，基本不会下狱。
而在放权、考成这两项改革成效显见的情况下，朱由检总算多了几分应天劫的底气。
“万岁爷，唐王殿下、三边总督梅之焕、甘肃总杨嘉谟联名上奏甘肃镇春荒严重，除西宁卫、碾伯所、庄浪卫之外，其余各卫各所，都上报了饥荒乏粮，请求开仓赈济。”
“万岁爷，固原镇、临洮镇和陕西省管的平凉、临洮、巩昌等府，也上报春荒乏食，粮价高昂，恳请发粮救荒。”
“万岁爷，榆林镇和陕西省管的延安府、庆阳府自正月以来，都滴雨未落，旱情非常严峻，两府一镇的济民已经开始聚集，可能要向关求食去了......”
“万岁爷，河南西部各府自正月来降雨偏少，看来今年又要闹旱灾了......”
“万岁爷，山西和北直隶今年以来降雨也少于去年，今年的秋粮恐怕又要减产了！”
首辅毕自严苍老而且沙哑的声音念出来的，都是原、西北各地上报的灾情。虽然真正的天劫还没来，但这并不意味崇祯九年是什么好年景——如果用万历年间的标准来衡量，崇祯元年开始就是年年大灾，而且就全国范围来说，灾情那是一年更比一年重。
大明朝治下现在还能勉强保持稳定，没有民变四，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了。
但是崇祯十年开始的祸害西北、原、塞外大片土地，甚至波及到了长江流域的超级旱灾，可就没有崇祯十年前的这些灾害那么好应付了。
毕竟崇祯十年前的灾害还是局部性的，湖广、两淮、三江、四川、闽粤这些地方算不上丰收，但也不算太糟。特别是两淮和两湖因为播种面积的大幅增加，两湖、两淮的粮食产量比前天启年间，都有了不小的增量。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增量，南阳、襄阳两大救荒粮仓当，终于有了一点老底子。
朱由检耐心的听完了毕自严的报告，然后抬眼瞅了眼这个一脸苍老疲惫的老臣，问了一句：“元辅，南阳、襄阳两仓当有多少存粮了？”
听到这个话，毕自严马上来了点精神：“陛下，两仓存粮有7500余万石了！另外，北京的海运仓，还存了五百余万石谷子。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一官党的海船，在6个月内，还会运来400万石大米，30万石土豆和蕃薯......这些粮食如果折算成谷子、麦子，又是600多万石。加上两仓备荒米，总共有8100多万石，本朝自开国以来，储备就没有如此丰厚过啊！所以臣垦请陛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但是即将来临的旱灾，也是本朝270余年所未有啊！朱由检心想：那是天劫！
“甘肃镇、唐王府、宁夏镇、固原镇、临洮镇的库房当还有多少存粮？”朱由检又问，“陕西省管的库房当，还有多少存粮？”
毕自严听了朱由检的问题，连忙从一个跟在他身边的户部官员那里取过一个账本，翻了来——如果上辈子有哪个官员这么干，一准会给朱由检当成昏官给开了的，但是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垂暮之年的朱由检是很理解老人家记忆力下降的，所以御极之后就下了特旨，允许官员带着随员和记事的本子上朝。
毕自严道：“陛下，甘肃镇、唐王府、宁夏镇、固原镇、临洮镇和陕西的官仓当，总共有80多万石麦子，还有500多万石的蕃薯干。”
这些蕃薯干都是朱由检花钱买来的，虽然陕西、河南等地的农民这几年种啥啥不行，但他们还是很难接受蕃薯这种外来的耐旱作物。而朱由检的办法也简单，直接花钱，哦，是花布。用江南征来的棉布在陕西、河南、山西等地换蕃薯，然后晒干存入地方粮仓！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了！所以这些地区的农民都种上了比较耐旱的蕃薯，总算在崇祯七年、崇祯八年间有了点收成。
但是蕃薯再耐旱，也不是沙漠植物......所以崇祯十年后的奇旱，依然不能指望蕃薯。
“万岁爷，”毕自严道，“要不就把那500万石蕃薯干放出去吧......蕃薯干也能活人啊！”
朱由检想了想，笑道：“蕃薯干可以给，但是不能白给。”
“不白给？”毕自严问，“难道要以工代赈？”
“不，”朱由检摇摇头，“不是以工代赈，而是以兵代赈，想要吃朕的蕃薯干，就投军当军户......如果不愿意当军户，那就一定还有口吃的，继续在家乡熬着吧！”
北京，万胜宫西暖阁内，一场小朝正在进行当。
自打上那场大朝会后，朱由检又开始了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好日子。
当然了，不早朝不等于不理政。只是不大清老早的举行折腾人的御门听政，而是在西暖阁花一两个时辰，马马虎虎的处理一下国家大事。其实大部分事情都是很容易料理的，因为内阁会事先给出条旨，直接照批就是了——现在的朱由检已经明白当皇帝必须抓大放小的道路，如果事无巨细都想管，那是肯定管不好的。
所以朱由检御极之后，在着重进行军事改革和财政税收改革的同时，也用循序渐进的办法，推行了一场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政务改革。
这场改革谈不上轰轰烈烈，也没有军事和财政改革那么引人注目，但是重要程度却不亚于军事、财政改革。
而这场政务改革的重点，就是两条，一是放权，二是考成。
其放权之法又分成央和地方两部分，在央这边是将内阁和六部合一，同时不断撤换敢于行使封驳权的六科给事，从而让六科给事退出决策圈，还限制了御史的权力，对于他们所上的涉及军政事务的奏章，一律留不发。实际上也让都察院推出了行政军事的决策圈。
这样一来，央的政务决策权就集到了皇帝和内阁手，责任也就非常明确了。
而在地方那头则是在在南北直隶设立行省和在两直隶、两湖、两淮行大府制，以及在大同、宣府、燕山、大宁、辽西、辽东（毛龙的地盘）、榆林、宁夏、甘肃等实土边镇实行总兵负责制。
而考成法则是张居正留下的老办法了。不过朱由检并没有在大明全国推行考成法，而是将考成法和放权法配合实行。
凡是实行放权之法的地方，必须要进行考成——而且放权之后，地方大权或归于大府，或归于总镇，扯皮的空间小了，责任也没地方可以推，罢官下狱也能找得着人啊！
要不然，下面一堆官员互相扯皮，互相拉后腿，还争功诿过，搞得朱皇帝都不知道该拿谁开刀，但同时又不能全杀了......就是全杀了换一批人上来也一样。因为制度本身就为了让下面的人狗咬狗而制定的，不互相牵扯是不可能的。
而在实行了放权之法后，朱皇帝只需要拿着张居正留下的考成法去考下面的大府、总镇、封疆、部阁等官就行了。
所以对没有实行大府制的地方，朱由检要求就低得多，能够勉强应付过去就行了，实在不成，也就罢官了事，基本不会下狱。
而在放权、考成这两项改革成效显见的情况下，朱由检总算多了几分应天劫的底气。
“万岁爷，唐王殿下、三边总督梅之焕、甘肃总杨嘉谟联名上奏甘肃镇春荒严重，除西宁卫、碾伯所、庄浪卫之外，其余各卫各所，都上报了饥荒乏粮，请求开仓赈济。”
“万岁爷，固原镇、临洮镇和陕西省管的平凉、临洮、巩昌等府，也上报春荒乏食，粮价高昂，恳请发粮救荒。”
“万岁爷，榆林镇和陕西省管的延安府、庆阳府自正月以来，都滴雨未落，旱情非常严峻，两府一镇的济民已经开始聚集，可能要向关求食去了......”
“万岁爷，河南西部各府自正月来降雨偏少，看来今年又要闹旱灾了......”
“万岁爷，山西和北直隶今年以来降雨也少于去年，今年的秋粮恐怕又要减产了！”
首辅毕自严苍老而且沙哑的声音念出来的，都是原、西北各地上报的灾情。虽然真正的天劫还没来，但这并不意味崇祯九年是什么好年景——如果用万历年间的标准来衡量，崇祯元年开始就是年年大灾，而且就全国范围来说，灾情那是一年更比一年重。
大明朝治下现在还能勉强保持稳定，没有民变四，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了。
但是崇祯十年开始的祸害西北、原、塞外大片土地，甚至波及到了长江流域的超级旱灾，可就没有崇祯十年前的这些灾害那么好应付了。
毕竟崇祯十年前的灾害还是局部性的，湖广、两淮、三江、四川、闽粤这些地方算不上丰收，但也不算太糟。特别是两淮和两湖因为播种面积的大幅增加，两湖、两淮的粮食产量比前天启年间，都有了不小的增量。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增量，南阳、襄阳两大救荒粮仓当，终于有了一点老底子。
朱由检耐心的听完了毕自严的报告，然后抬眼瞅了眼这个一脸苍老疲惫的老臣，问了一句：“元辅，南阳、襄阳两仓当有多少存粮了？”
听到这个话，毕自严马上来了点精神：“陛下，两仓存粮有7500余万石了！另外，北京的海运仓，还存了五百余万石谷子。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一官党的海船，在6个月内，还会运来400万石大米，30万石土豆和蕃薯......这些粮食如果折算成谷子、麦子，又是600多万石。加上两仓备荒米，总共有8100多万石，本朝自开国以来，储备就没有如此丰厚过啊！所以臣垦请陛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但是即将来临的旱灾，也是本朝270余年所未有啊！朱由检心想：那是天劫！
“甘肃镇、唐王府、宁夏镇、固原镇、临洮镇的库房当还有多少存粮？”朱由检又问，“陕西省管的库房当，还有多少存粮？”
毕自严听了朱由检的问题，连忙从一个跟在他身边的户部官员那里取过一个账本，翻了来——如果上辈子有哪个官员这么干，一准会给朱由检当成昏官给开了的，但是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垂暮之年的朱由检是很理解老人家记忆力下降的，所以御极之后就下了特旨，允许官员带着随员和记事的本子上朝。
毕自严道：“陛下，甘肃镇、唐王府、宁夏镇、固原镇、临洮镇和陕西的官仓当，总共有80多万石麦子，还有500多万石的蕃薯干。”
这些蕃薯干都是朱由检花钱买来的，虽然陕西、河南等地的农民这几年种啥啥不行，但他们还是很难接受蕃薯这种外来的耐旱作物。而朱由检的办法也简单，直接花钱，哦，是花布。用江南征来的棉布在陕西、河南、山西等地换蕃薯，然后晒干存入地方粮仓！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了！所以这些地区的农民都种上了比较耐旱的蕃薯，总算在崇祯七年、崇祯八年间有了点收成。
但是蕃薯再耐旱，也不是沙漠植物......所以崇祯十年后的奇旱，依然不能指望蕃薯。
“万岁爷，”毕自严道，“要不就把那500万石蕃薯干放出去吧......蕃薯干也能活人啊！”
朱由检想了想，笑道：“蕃薯干可以给，但是不能白给。”
“不白给？”毕自严问，“难道要以工代赈？”
“不，”朱由检摇摇头，“不是以工代赈，而是以兵代赈，想要吃朕的蕃薯干，就投军当军户......如果不愿意当军户，那就一定还有口吃的，继续在家乡熬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