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朝以前的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但是在唐朝以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不直接插手史官的历史记载，古时的史官也比较坚持“秉笔直书”的崇高节操。最著名的要数董狐，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的人称为“董狐之笔”，他是晋国史官，他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非实际弑君者，弑君者是赵穿。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才会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司马迁、孔子、文天祥对其评价非常高。还有齐国的史官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兄弟二人接连被杀。最后一个弟弟接任太史之职，还是写“崔杼弑其君”，最后崔杼没杀他，让他继续写。他们就是与统治者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坚持着为史执笔的史官信念。就是他们的坚守让我们还能看到历史的少许真实面目。
唐朝以前还算可以的史官记史风气因为李世民的介入给打破了。李世民出于他的需要，着手改变了与史官相互存在的机构，使得史官成为统治者“自称我长、掩恶扬善”的工具。由于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前朝的臣子通过造反登上皇位的，这在我国传统的儒家礼教的思想里是不被允许的不忠不义的行为。圣人有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圣人也曾说过：“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就是提醒每一个人牢记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是皇帝就做皇帝该做的事，是臣子就做臣子该干的事，不要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来。但是李渊父子身为隋朝臣子却在君王需要他们尽忠的时候背叛君王，做出为臣者最为叛逆无耻的事来。
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杨广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李渊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杨广分道扬镳的。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在太原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隋都长安，迎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为皇帝，遥尊在江南的杨广为太上皇。李渊自己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缢杀了杨广。随后在从四月到五月之间，代王杨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李渊取代隋朝建立的唐朝，就像多年前的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一样，然而我觉得李渊没有杨坚那么的幸运。
本来历史的前进，王朝的更替是很正常的。但是受中国传统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作为臣子，造反取代皇帝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谋朝篡位、大逆不道的。就像后来的明朝皇帝朱棣通过武力的四年去取代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时，哪怕他作为皇室之人在礼教的范围内有一定的皇位继承权都被当时乃至后来的文人骚客所无法接受，因为他做了做臣子不该做的事。或许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李唐王朝取代杨广的隋王朝的合法性，所以杨广只能以一个“不合法”的皇帝身份出现在历史的书籍中的，于是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对于杨广就有一个定性的评价—谥号“炀”。何为“炀”，在古代《谥法》说吗，“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而所谓的谥号，即在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简单地说就是人死后的盖棺定论。杨广被谥号“炀”就是荒淫昏暴的意思。作为一个恶名，杨广因为隋炀帝这三个字臭名昭著，千百年来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可谓是真正的遗臭万年啊。如果李唐仅仅只是给杨广一个不好的盖棺定论的谥号是不会让真正杨广消失在历史的时空里的，于是他们通过涂抹历史来让杨广真正变成隋炀帝。
千百年来，李唐给予杨广的历史形象已根深蒂固，尤其在封建王朝时代几乎没有人质疑过。或许就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做皇帝做的太成功的原因吧，以致于许许多多的盲目崇拜他的人都在相信他下令编写的史书是没有错的。没有看到那个伟大的“贞观之治”的背后稍带有隋王朝强大与富有的影子；更没有人看到杨广那永不被李世民磨灭的历史成就——科举与大运河。因为大运河依然在流淌，科举依然在延续，这是唐太宗和后来文人骚客的笔墨无法改变与掩盖的事实与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仅仅是历史。近年来，中国乃至外国的学者都已注意到杨广史实被歪曲篡改的事实。例如1959年万绳楠教授撰写了《论隋炀帝》一文中认为杨广“不仅对我国的统一与巩固有贡献，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并且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
到了今天，虽然主流的思想里杨广的历史形象并没有什么的改变，还是像电视剧《隋唐英雄传》里的杨广一样还是“色中饿鬼”、“荒淫昏暴”。但是许多人却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杨广“虽属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是“伟大人物”,甚至有人直呼：“雄杰乎，英主乎”。
真正的杨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帝王呢？
为什么我说这个在主流的历史上被称为最为伟大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涂抹历史磨灭杨广的历史成就、甚至玷污杨广呢？
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随着历史的笔墨让我们以一个未知者的身份去认识与了解杨广，然后再去评判这个可怜的帝王吧。你会发现他在历史的天空中委屈与孤独了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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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但是在唐朝以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不直接插手史官的历史记载，古时的史官也比较坚持“秉笔直书”的崇高节操。最著名的要数董狐，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的人称为“董狐之笔”，他是晋国史官，他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非实际弑君者，弑君者是赵穿。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才会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司马迁、孔子、文天祥对其评价非常高。还有齐国的史官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兄弟二人接连被杀。最后一个弟弟接任太史之职，还是写“崔杼弑其君”，最后崔杼没杀他，让他继续写。他们就是与统治者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坚持着为史执笔的史官信念。就是他们的坚守让我们还能看到历史的少许真实面目。
唐朝以前还算可以的史官记史风气因为李世民的介入给打破了。李世民出于他的需要，着手改变了与史官相互存在的机构，使得史官成为统治者“自称我长、掩恶扬善”的工具。由于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前朝的臣子通过造反登上皇位的，这在我国传统的儒家礼教的思想里是不被允许的不忠不义的行为。圣人有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圣人也曾说过：“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就是提醒每一个人牢记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是皇帝就做皇帝该做的事，是臣子就做臣子该干的事，不要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来。但是李渊父子身为隋朝臣子却在君王需要他们尽忠的时候背叛君王，做出为臣者最为叛逆无耻的事来。
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杨广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李渊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杨广分道扬镳的。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在太原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隋都长安，迎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为皇帝，遥尊在江南的杨广为太上皇。李渊自己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缢杀了杨广。随后在从四月到五月之间，代王杨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李渊取代隋朝建立的唐朝，就像多年前的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一样，然而我觉得李渊没有杨坚那么的幸运。
本来历史的前进，王朝的更替是很正常的。但是受中国传统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作为臣子，造反取代皇帝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谋朝篡位、大逆不道的。就像后来的明朝皇帝朱棣通过武力的四年去取代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时，哪怕他作为皇室之人在礼教的范围内有一定的皇位继承权都被当时乃至后来的文人骚客所无法接受，因为他做了做臣子不该做的事。或许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李唐王朝取代杨广的隋王朝的合法性，所以杨广只能以一个“不合法”的皇帝身份出现在历史的书籍中的，于是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对于杨广就有一个定性的评价—谥号“炀”。何为“炀”，在古代《谥法》说吗，“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而所谓的谥号，即在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简单地说就是人死后的盖棺定论。杨广被谥号“炀”就是荒淫昏暴的意思。作为一个恶名，杨广因为隋炀帝这三个字臭名昭著，千百年来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可谓是真正的遗臭万年啊。如果李唐仅仅只是给杨广一个不好的盖棺定论的谥号是不会让真正杨广消失在历史的时空里的，于是他们通过涂抹历史来让杨广真正变成隋炀帝。
千百年来，李唐给予杨广的历史形象已根深蒂固，尤其在封建王朝时代几乎没有人质疑过。或许就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做皇帝做的太成功的原因吧，以致于许许多多的盲目崇拜他的人都在相信他下令编写的史书是没有错的。没有看到那个伟大的“贞观之治”的背后稍带有隋王朝强大与富有的影子；更没有人看到杨广那永不被李世民磨灭的历史成就——科举与大运河。因为大运河依然在流淌，科举依然在延续，这是唐太宗和后来文人骚客的笔墨无法改变与掩盖的事实与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仅仅是历史。近年来，中国乃至外国的学者都已注意到杨广史实被歪曲篡改的事实。例如1959年万绳楠教授撰写了《论隋炀帝》一文中认为杨广“不仅对我国的统一与巩固有贡献，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并且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
到了今天，虽然主流的思想里杨广的历史形象并没有什么的改变，还是像电视剧《隋唐英雄传》里的杨广一样还是“色中饿鬼”、“荒淫昏暴”。但是许多人却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杨广“虽属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是“伟大人物”,甚至有人直呼：“雄杰乎，英主乎”。
真正的杨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帝王呢？
为什么我说这个在主流的历史上被称为最为伟大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涂抹历史磨灭杨广的历史成就、甚至玷污杨广呢？
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随着历史的笔墨让我们以一个未知者的身份去认识与了解杨广，然后再去评判这个可怜的帝王吧。你会发现他在历史的天空中委屈与孤独了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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