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杨素，杨素临死之前，杨广派御医每天来探视，位极人臣的杨素知道皇帝杨广的用意，便停了药，临死之前对弟弟杨约说：“我岂须更活耶”。意思是我难道要继续活下去吗？而薛道衡对于杨素之死也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根据杨素临死前的这句话，以及薛道衡的话，后人因此推测杨素是自知参与弑君，罪孽深重，所以心虚。这种推论怎么看都有点牵强，杨素一生以严酷著称，他为将为臣虽然立下无数功勋，但是却也做了不少坏事，直接与间接害死过很多人命，即使是临终忏悔，所忏悔的也未必是指弑君之事。还有杨坚临终的时候无论是爵位还是官位杨素都已经是无法再升的了，已经位极人臣的他有必要去杀杨坚来向杨广邀功吗？
再看另一个张衡，前文提到了他，他算得上是杨广的绝对心腹。按照史书记载，张衡是杨广派去直接控制杨坚的人，后来杨广登基即位后，又被杨广所杀，临死之时说“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有人据此认为杨广是为了杀人灭口，而张衡的遗言也暗示似乎是因果报应，暗示其弑杀杨坚。但是仔细分析，张衡之死已经是生在大业八年，如果是为了杀人灭口，应该是尽快痛下杀手，不必等到八年之后吧。而且，在杨广登基之后，张衡便被委派去修建汾阳宫，在大业五年杨广临幸汾阳宫之时，甚至一度想要提拔重用张衡，此后又被派往修建江都宫。杨广即位以来，对张衡还是很信任的，多次委派各种大型工程的建设。而张衡被贬甚至被杀，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在修建江都宫的时候，有人举报残暴不仁的宫监，张衡把诉状直接递给了宫监，后来举报人怀恨在心，又全盘告诉了来此检查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杨玄感因为与张衡有家仇，便在杨广面前诬陷张衡，说张衡为死去的薛道衡感到不平。杨广愤怒之余想处斩张衡，但没痛下杀手，直到张衡的小妾再次举报张衡对皇帝不满，这才招致杀祸。显然，张衡被杀，是另有原因，并非是杨广的杀人灭口。
有趣的是后来李渊入主关中后，为张衡平反，谥号为“忠”。李唐王朝是尊崇杨坚贬低杨广的，如果张衡真的参与谋杀杨坚，给他“忠”的谥号不是矛盾吗？
其实关于这件事更接近真相的就是《隋书·高祖本纪》的记载了，而隋书的其他列传的那种模糊且藕断丝连般的记载是因为唐初史官为了抹黑污蔑杨广进行的某些涂改和编撰，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相同的事件在同本书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记载了。
至于其他书籍的记载那都是没法相信的，就算是正史的《资治通鉴》也是没有信度。
《资治通鉴》中对于这事的记载主要都是援引《大业略记》与《通历》的材料。但是这两本书，却都是小说性质的，是经不起考究的。《大业略记》中把强奸案的主人公陈夫人，换成了蔡夫人，他连主人公是谁都搞不清楚，还谈何信度？同样还有其他诸多错误，比如杨坚的丧日期，将二十一日丧误作十八日。而两本书对于死亡时的情况，各执一词，而且极尽文学渲染。《大业略记》说“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是毒杀的办法，而在《通历》说“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这里有说是拉杀，而且血溅屏风，杨坚的呼喊声都传播到了宫外，既然是阴谋，又怎能如此血腥，杀喊声震天又如何是阴谋？事后又如何做到秘不丧呢？
而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很多起义军，都打出反隋旗号，但是却没有一个起义者给杨广安上弑父的罪名。如果杨广真的弑父了，那么这无疑是最有渲染力的一条罪状，但是却没人引用，这不奇怪吗？唯一稍微沾点联系的是李密的《讨隋檄文》的第二条罪状。
《讨隋檄文》：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体，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敤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环；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其群飞，衵衣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
而这主要说的是杨广荒淫无道，败乱纲纪。把霸占了父亲的小妾，这种的事情都写进去了，为何却不提弑父呢？
同样在唐朝初年，也无一人提出杨广弑父的观点。隋朝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以说是当代史，为何却无一人提出呢？
这么说来关于杨广弑父一说的史料来源根本查无实据，而从另有的史书记载中也能证明杨坚不是被杀的。
《隋书·何稠传》：及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何稠曾为独孤皇后参典山陵制度，杨坚看到何稠似乎也想起了独孤皇后。杨坚临终前非常欣慰的揽着太子杨广的脖子，把后事交代给了何稠。
从这则史料看，杨坚临终前，非常的释然，也非常安详的，对太子杨广也很信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谋杀。
综合所有的能与推论以看出在历史上所谓的仁寿宫变根本不存在的，杨坚是自然死亡，杨广也是正常即位的。至于杨广在杨坚死后，立即逮捕柳述等人以及毒死前太子杨勇，本人倒觉得这能是与杨坚在弥留之际的这些人的表现有关。我觉得在杨坚弥留之际，身为杨坚重臣的柳述想凭借自己专为皇帝向朝臣传达旨意的机会为前太子杨勇翻盘，就像二十多年前的北周宣帝的重臣刘昉一样借皇帝弥留之际为杨坚策划政变，使得杨坚有机会建立大隋。然而柳述没有刘昉他们幸运，他们失败了。
因杨坚死在仁寿宫，这距离真正权利中心长安城有着几百里，为了使即位不生意外，杨广首先是对杨坚之死“秘不丧”。然后在杨素等人的配合下逮捕意图不轨的柳述一干人，稳住宫禁中枢。在八天后杨广才初步掌握仁寿宫的局势，于是便在仁寿宫为杨坚丧，并在杨坚的灵前宣读杨坚遗诏，遗诏曰：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再看另一个张衡，前文提到了他，他算得上是杨广的绝对心腹。按照史书记载，张衡是杨广派去直接控制杨坚的人，后来杨广登基即位后，又被杨广所杀，临死之时说“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有人据此认为杨广是为了杀人灭口，而张衡的遗言也暗示似乎是因果报应，暗示其弑杀杨坚。但是仔细分析，张衡之死已经是生在大业八年，如果是为了杀人灭口，应该是尽快痛下杀手，不必等到八年之后吧。而且，在杨广登基之后，张衡便被委派去修建汾阳宫，在大业五年杨广临幸汾阳宫之时，甚至一度想要提拔重用张衡，此后又被派往修建江都宫。杨广即位以来，对张衡还是很信任的，多次委派各种大型工程的建设。而张衡被贬甚至被杀，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在修建江都宫的时候，有人举报残暴不仁的宫监，张衡把诉状直接递给了宫监，后来举报人怀恨在心，又全盘告诉了来此检查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杨玄感因为与张衡有家仇，便在杨广面前诬陷张衡，说张衡为死去的薛道衡感到不平。杨广愤怒之余想处斩张衡，但没痛下杀手，直到张衡的小妾再次举报张衡对皇帝不满，这才招致杀祸。显然，张衡被杀，是另有原因，并非是杨广的杀人灭口。
有趣的是后来李渊入主关中后，为张衡平反，谥号为“忠”。李唐王朝是尊崇杨坚贬低杨广的，如果张衡真的参与谋杀杨坚，给他“忠”的谥号不是矛盾吗？
其实关于这件事更接近真相的就是《隋书·高祖本纪》的记载了，而隋书的其他列传的那种模糊且藕断丝连般的记载是因为唐初史官为了抹黑污蔑杨广进行的某些涂改和编撰，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相同的事件在同本书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记载了。
至于其他书籍的记载那都是没法相信的，就算是正史的《资治通鉴》也是没有信度。
《资治通鉴》中对于这事的记载主要都是援引《大业略记》与《通历》的材料。但是这两本书，却都是小说性质的，是经不起考究的。《大业略记》中把强奸案的主人公陈夫人，换成了蔡夫人，他连主人公是谁都搞不清楚，还谈何信度？同样还有其他诸多错误，比如杨坚的丧日期，将二十一日丧误作十八日。而两本书对于死亡时的情况，各执一词，而且极尽文学渲染。《大业略记》说“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是毒杀的办法，而在《通历》说“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这里有说是拉杀，而且血溅屏风，杨坚的呼喊声都传播到了宫外，既然是阴谋，又怎能如此血腥，杀喊声震天又如何是阴谋？事后又如何做到秘不丧呢？
而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很多起义军，都打出反隋旗号，但是却没有一个起义者给杨广安上弑父的罪名。如果杨广真的弑父了，那么这无疑是最有渲染力的一条罪状，但是却没人引用，这不奇怪吗？唯一稍微沾点联系的是李密的《讨隋檄文》的第二条罪状。
《讨隋檄文》：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体，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敤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环；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其群飞，衵衣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
而这主要说的是杨广荒淫无道，败乱纲纪。把霸占了父亲的小妾，这种的事情都写进去了，为何却不提弑父呢？
同样在唐朝初年，也无一人提出杨广弑父的观点。隋朝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以说是当代史，为何却无一人提出呢？
这么说来关于杨广弑父一说的史料来源根本查无实据，而从另有的史书记载中也能证明杨坚不是被杀的。
《隋书·何稠传》：及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何稠曾为独孤皇后参典山陵制度，杨坚看到何稠似乎也想起了独孤皇后。杨坚临终前非常欣慰的揽着太子杨广的脖子，把后事交代给了何稠。
从这则史料看，杨坚临终前，非常的释然，也非常安详的，对太子杨广也很信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谋杀。
综合所有的能与推论以看出在历史上所谓的仁寿宫变根本不存在的，杨坚是自然死亡，杨广也是正常即位的。至于杨广在杨坚死后，立即逮捕柳述等人以及毒死前太子杨勇，本人倒觉得这能是与杨坚在弥留之际的这些人的表现有关。我觉得在杨坚弥留之际，身为杨坚重臣的柳述想凭借自己专为皇帝向朝臣传达旨意的机会为前太子杨勇翻盘，就像二十多年前的北周宣帝的重臣刘昉一样借皇帝弥留之际为杨坚策划政变，使得杨坚有机会建立大隋。然而柳述没有刘昉他们幸运，他们失败了。
因杨坚死在仁寿宫，这距离真正权利中心长安城有着几百里，为了使即位不生意外，杨广首先是对杨坚之死“秘不丧”。然后在杨素等人的配合下逮捕意图不轨的柳述一干人，稳住宫禁中枢。在八天后杨广才初步掌握仁寿宫的局势，于是便在仁寿宫为杨坚丧，并在杨坚的灵前宣读杨坚遗诏，遗诏曰：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