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
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
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
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
虽然过去在古德里安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古德里安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古德里安以一个预先的警告。
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
虽然古德里安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古德里安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
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
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
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古德里安们时常回忆到古德里安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古德里安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
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古德里安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
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古德里安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古德里安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
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古德里安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古德里安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
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
古德里安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
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
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古德里安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古德里安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
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
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
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古德里安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古德里安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
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
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没有。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古德里安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
据古德里安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古德里安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未完待续。)
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
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
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
虽然过去在古德里安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古德里安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古德里安以一个预先的警告。
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
虽然古德里安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古德里安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
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
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
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古德里安们时常回忆到古德里安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古德里安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
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古德里安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
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古德里安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古德里安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
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古德里安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古德里安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
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
古德里安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
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
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古德里安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古德里安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
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
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
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古德里安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古德里安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
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
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没有。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古德里安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
据古德里安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古德里安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