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凡自从通过调查，得知了这个唐朝的小农经济模式，他也都有了想法。这种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方式。这种小农经济模式是维护封建时代稳定的一种手段，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小农经济，让中国历代王朝不断的循环轮回。时不凡也都看到很多人认为土地兼并是造成封建王朝覆灭的原因，所以提出抑制土地兼并。
可是时不凡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人，他却反而知道在二十一世纪，土地兼并更严重，可是为什么没有****？其实土地兼并固然是造成动荡的原因，可是土地兼并并不是绝对造成动荡的核心。土地同样是兼并，可是兼并也要根据事实来进行区分。如果兼并是为了修建工厂，提高工业生产，那这种兼并不但对于百姓危害不大，反而是有助于百姓就业。可是土地兼并，可是生产模式还是那种古代的小农经济，那土地兼并自然是危害巨大的。单纯的抑制土地兼并，那是治标不治本的。
唐朝均田制也就是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可是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兼并照样存在，反而越来越猖獗。所以光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而抑制，那是没有用的。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取代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那哪怕政府再怎么抑制土地兼并，那也是白搭。
时不凡既然弄清楚了这种古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那这样他也都可以很容易的对症下药了。
“影响生产力的，不光是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也都是有很大作用的。红薯虽然是高产作物之一，可是也只是生产资料的一种。既然在生产资料方面无法进行太多的变革，那我也就在生产方式上面进行改变，这样同样也都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其实改变起来太容易了。”时不凡想道。
时不凡把万年县的户主逢十抽一的给叫来了，这个唐朝时代的万年县，拥有户口不过是六千户以内，人口不过是三四万人。这个万年县人口并不多，比起后世的乡镇都要少。不过这个时代天下刚刚太平，人口还没有恢复太多，自然算是少了。所以哪怕时不凡十户人家选择一个户主过来开会，这样也都不过是六百人左右。
不过六百人，也都不少了。被时不凡以万年县县丞的身份叫来了之后，他们也都颇为紧张。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次县衙里面的官员居然会亲自把他们都给叫来？一次还是这么多，别的时候大唐的官员的管理方法，其实都是采用“懒汉”的管理方式。民不举官不究，百姓只要不出事，那他们也都懒得去干涉，除了收税的时候之外。
一旦被官府叫到了，往往也都是大事，或者是除了什么案子。所以这些百姓也都非常紧张，面对时不凡这个万年县县丞非常紧张。
“各位，我是万年县新任县丞，我叫做时不凡。我现在负责万年县的农事，所以以后凡是跟农事有关的，也多是我管理。”时不凡用一个喇叭说道。
这种喇叭，技术简单，也就是一个扩音装置而已。作为学校里面的各种喇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时不凡对于喇叭扩音的知识简直是一清二楚，从小也就是被学校各种喇叭给弄得服服帖帖的，所以他知道喇叭扩音的原理，并不过分，随便去找一个铁匠都可以制作了。
不过那些百姓也都不知道县丞是做什么的，他们普通百姓并不清楚官职里面是谁有权谁没有权力，总之官员都是统治者，不能够得罪的。而且时不凡是负责管理农业事务的，这样他们更是不敢得罪了，因为在这个农民占据天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的时代，管理农业以为这是决定了绝大多数百姓的福祉，自然更是紧张了。
“时县丞，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情？”一个乡长问道。
这个乡长，并非是后世那种乡长，后世的乡长已经是国家干部了。可是这个时代的乡长，顶多是一个乡绅头头，甚至影响力远不能够和后世的乡长相比，只是一个负责协调百姓收税，帮助官府做一些联系百姓的事情而已，没有多大权力。
时不凡直接解释说：“其实很简单，我经过了一些时间的了解，发现你们日子过得不怎么样，所以我来替你们想办法解决！为百姓排忧解难，是我们官府应该有的责任，所以我特意组织大家一起过来，商讨一个大家一起粮食增产，并且减轻大家负担的方法。”
“排忧解难？”“官府应尽的责任？”
一些有肚子稍微有一些墨水的百姓也都意外，时不凡居然会说出这种话。要知道古代的官老爷一个个都是官僚，都是统治者，从来没有说过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古代的官员采用的是懒汉的管理手段，几乎很少会主动去给百姓解决困难。一般百姓不请求到官府，官府也都不会去想办法。没有上级的命令，或者是百姓主动要求，官府是不会多过问的。
至于为百姓排忧解难，这个根本不可能。顶多也就是在有官司的时候才会主动出动，一般情况下百姓不来请求做事，官府也都懒得去多管，这个和后世普遍的服务型政府有些不同。后世的服务型政府一般都是主动的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可是古代的政府却完全是“维稳”为主，不是以发展为主。只要不乱，不出事，那也就是古代政府的职责了。所以时不凡这话，大家听着都新鲜了。
时不凡接着主动说：“你们都是普通农户，官府给你们的压力，最大的是什么？是官府什么做法，最耽误你们收成，或者是最让你们损失最大？”
大家不敢说，显然不敢明着说，毕竟谁知道时不凡是什么意思。
时不凡看到了大家如此的拘谨，主动问：“是税收，还是徭役，或者是别的各种东西？”
“徭役！”“是徭役！”“徭役比税收更可怕！”……
很多人马上主动开始说了，他们最害怕的也就是徭役，徭役是最让百姓感觉可怕的。
时不凡也都知道事情不出自己所料，古代百姓最怕的其实不是什么高额的税收，其实古代官府对于农民盘剥造成的损失最大的恰恰的不一定是苛捐杂税，反而是徭役。
当很多后人都只是看到了古代的苛捐杂税的可怕，可是却很少有人关注徭役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很多人都是在骂苛捐杂税，可是事实上徭役才是对于古代生产最大的破坏。
所谓徭役，也就是古代官府通过命令强制百姓给官府做一些无偿的工作。比如说强制当兵，这个是兵役。当然，兵役也只是相对少一些的部分，可是最可怕都是苦役。
古代的苦役也就是官府征发苦力，去做一些土木工程方面的事务。当然，这些也包括交通运输等等事务，总之也就是官府通过命令无偿的让百姓为官府做事，而不用给报酬。甚至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粮食消耗，还是要百姓自己承担，自己带着粮食去帮官府无偿做事。
唐朝的规定普通百姓成年男丁，每一个人每年都是要为官府做徭役二十天，如果不做徭役要要缴纳一部分绢布作为抵消徭役的花费。当然，也许一般人只是认为一年二十天，不算什么。
可是古代农业生产，只要是稍微懂得一些农业基础的人，都会知道农业是非常讲究时候的。有时候晚了一天，就可以耽误不少收成。一旦为了官府做事耽误了农时，那最后一年的收成都会锐减。
甚至徭役有时候耽误的远不只是那些天，服役的地方有不少时候都不是在本地，而是在远处。这个路程也是一个时间，官府一次服役也许只是要你来做几台，可是路程却同样也是几天了。这样这样一年下来，耽误的时间往往比正规的官府都的徭役都要多几倍都可能。这样对于农业损害，那几乎是致命性的。
隋朝百姓最怕的也是徭役，这才是大量逃亡的缘故。官府不但长期要求百姓做事，不但不给钱，并且还要自备粮食。路程上耽误的时间，有时候还比正式工作要多很多。往往有时候刚刚去远方服役几天，结果回来之后又被喊去别的地方。这样到处跑，路途耽误的时间，花费的粮食，远比在工作时候多了很多倍。
一旦在官府服役的时候多了，那农业必然会被耽误，这个时候朝廷再次加税，那更是成了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苛政猛于虎，这个是孔子也多如此说了。从古代的王安石，到张居正，也都明确认识到了徭役对于农业的耽误。王安石曾经尝试过变法，让百姓花钱进行免除徭役，官府再次花钱雇佣别人服役。而当时百姓也都对于这个政策表达了好感，因为虽然要花钱免除徭役，可是反而节省了很多时间，甚至不再会变成耽误农时，反而能获得增产。这么一增一减，反而对于百姓是有利的。可惜啊，王安石变法被司马光还有欧阳修那帮家伙给废了。不过，王安石也都没有真正的能够培养起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这样这才是他变法人亡政息的原因。再加上他没有做好执行层的工作，这样很多变法被歪嘴和尚念错经，结果出了问题。”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是如此，废除了徭役，结果最后人亡政息了。不过，我来做，我一定能够做得比他们更好。只要能让大多数人看到好处，并且能培养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那这样新的利益集团必然会支持，这样才是核心。改革哪里是那么容易的，当年在改革开放，不也是用了一些特区作为试点，这才是好的嘛？”
时不凡知道要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任何改革都是一次新的利益集团和旧的利益集团的冲突，甚至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冲突，这个斗争是很难的。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培养出新的利益集团，这样才造成了他们人亡政息结果。
反而后世的改革开放成功了，那是因为他们采用了试点的办法。用几个试点，最后成功的通过这几个试点让大家看到了好处，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拉拢了那些观望的******。并且通过试点，培养出了一批因此收益的新利益集团，这样新的利益集团将会跟着旧的利益集团竞争，他们反而是改革的最大支持者。哪怕到时候第一个首倡改革的人被免职甚至去世了，那个新的利益集团也都会继续存在。比如说唐朝的武则天虽然退位了，可是她所代言的庶族地主集团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最终驱逐了士族，创造了后来宋朝的士大夫的鼎盛。
时不凡知道自己不可能直接跟着皇帝李世民说自己要实行新政策，因为如果跟李世民说了，那到时候按照封建时代的惯性，阻力无比巨大。士族，甚至是朝廷里面的那些各种人物也都会有很多疑虑。所以时不凡打算自己先弄，弄出来了之后看到了效果，并且让大家看到了效果，这样能打消很多******的疑虑，甚至培养出一些新的利益群体，这样才是有好处的。
不然，那没有新的利益群体的支持，那些士族很容易一句话也都毁灭了成果。凡是改革，不能够走中央路线，反而是要由下到上。由上到下阻力很大，可是由下到上，那直接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可是却更顽强更加的无可阻挡。
“我今天组织大家来，是希望能够建立我们万年县生产合作社，是希望让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分工，这样让大家增产增收，并且能获得更多的是收入，甚至是减轻大家的负担。”
(未完待续。)
可是时不凡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人，他却反而知道在二十一世纪，土地兼并更严重，可是为什么没有****？其实土地兼并固然是造成动荡的原因，可是土地兼并并不是绝对造成动荡的核心。土地同样是兼并，可是兼并也要根据事实来进行区分。如果兼并是为了修建工厂，提高工业生产，那这种兼并不但对于百姓危害不大，反而是有助于百姓就业。可是土地兼并，可是生产模式还是那种古代的小农经济，那土地兼并自然是危害巨大的。单纯的抑制土地兼并，那是治标不治本的。
唐朝均田制也就是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可是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兼并照样存在，反而越来越猖獗。所以光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而抑制，那是没有用的。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取代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那哪怕政府再怎么抑制土地兼并，那也是白搭。
时不凡既然弄清楚了这种古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那这样他也都可以很容易的对症下药了。
“影响生产力的，不光是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也都是有很大作用的。红薯虽然是高产作物之一，可是也只是生产资料的一种。既然在生产资料方面无法进行太多的变革，那我也就在生产方式上面进行改变，这样同样也都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其实改变起来太容易了。”时不凡想道。
时不凡把万年县的户主逢十抽一的给叫来了，这个唐朝时代的万年县，拥有户口不过是六千户以内，人口不过是三四万人。这个万年县人口并不多，比起后世的乡镇都要少。不过这个时代天下刚刚太平，人口还没有恢复太多，自然算是少了。所以哪怕时不凡十户人家选择一个户主过来开会，这样也都不过是六百人左右。
不过六百人，也都不少了。被时不凡以万年县县丞的身份叫来了之后，他们也都颇为紧张。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次县衙里面的官员居然会亲自把他们都给叫来？一次还是这么多，别的时候大唐的官员的管理方法，其实都是采用“懒汉”的管理方式。民不举官不究，百姓只要不出事，那他们也都懒得去干涉，除了收税的时候之外。
一旦被官府叫到了，往往也都是大事，或者是除了什么案子。所以这些百姓也都非常紧张，面对时不凡这个万年县县丞非常紧张。
“各位，我是万年县新任县丞，我叫做时不凡。我现在负责万年县的农事，所以以后凡是跟农事有关的，也多是我管理。”时不凡用一个喇叭说道。
这种喇叭，技术简单，也就是一个扩音装置而已。作为学校里面的各种喇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时不凡对于喇叭扩音的知识简直是一清二楚，从小也就是被学校各种喇叭给弄得服服帖帖的，所以他知道喇叭扩音的原理，并不过分，随便去找一个铁匠都可以制作了。
不过那些百姓也都不知道县丞是做什么的，他们普通百姓并不清楚官职里面是谁有权谁没有权力，总之官员都是统治者，不能够得罪的。而且时不凡是负责管理农业事务的，这样他们更是不敢得罪了，因为在这个农民占据天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的时代，管理农业以为这是决定了绝大多数百姓的福祉，自然更是紧张了。
“时县丞，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情？”一个乡长问道。
这个乡长，并非是后世那种乡长，后世的乡长已经是国家干部了。可是这个时代的乡长，顶多是一个乡绅头头，甚至影响力远不能够和后世的乡长相比，只是一个负责协调百姓收税，帮助官府做一些联系百姓的事情而已，没有多大权力。
时不凡直接解释说：“其实很简单，我经过了一些时间的了解，发现你们日子过得不怎么样，所以我来替你们想办法解决！为百姓排忧解难，是我们官府应该有的责任，所以我特意组织大家一起过来，商讨一个大家一起粮食增产，并且减轻大家负担的方法。”
“排忧解难？”“官府应尽的责任？”
一些有肚子稍微有一些墨水的百姓也都意外，时不凡居然会说出这种话。要知道古代的官老爷一个个都是官僚，都是统治者，从来没有说过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古代的官员采用的是懒汉的管理手段，几乎很少会主动去给百姓解决困难。一般百姓不请求到官府，官府也都不会去想办法。没有上级的命令，或者是百姓主动要求，官府是不会多过问的。
至于为百姓排忧解难，这个根本不可能。顶多也就是在有官司的时候才会主动出动，一般情况下百姓不来请求做事，官府也都懒得去多管，这个和后世普遍的服务型政府有些不同。后世的服务型政府一般都是主动的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可是古代的政府却完全是“维稳”为主，不是以发展为主。只要不乱，不出事，那也就是古代政府的职责了。所以时不凡这话，大家听着都新鲜了。
时不凡接着主动说：“你们都是普通农户，官府给你们的压力，最大的是什么？是官府什么做法，最耽误你们收成，或者是最让你们损失最大？”
大家不敢说，显然不敢明着说，毕竟谁知道时不凡是什么意思。
时不凡看到了大家如此的拘谨，主动问：“是税收，还是徭役，或者是别的各种东西？”
“徭役！”“是徭役！”“徭役比税收更可怕！”……
很多人马上主动开始说了，他们最害怕的也就是徭役，徭役是最让百姓感觉可怕的。
时不凡也都知道事情不出自己所料，古代百姓最怕的其实不是什么高额的税收，其实古代官府对于农民盘剥造成的损失最大的恰恰的不一定是苛捐杂税，反而是徭役。
当很多后人都只是看到了古代的苛捐杂税的可怕，可是却很少有人关注徭役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很多人都是在骂苛捐杂税，可是事实上徭役才是对于古代生产最大的破坏。
所谓徭役，也就是古代官府通过命令强制百姓给官府做一些无偿的工作。比如说强制当兵，这个是兵役。当然，兵役也只是相对少一些的部分，可是最可怕都是苦役。
古代的苦役也就是官府征发苦力，去做一些土木工程方面的事务。当然，这些也包括交通运输等等事务，总之也就是官府通过命令无偿的让百姓为官府做事，而不用给报酬。甚至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粮食消耗，还是要百姓自己承担，自己带着粮食去帮官府无偿做事。
唐朝的规定普通百姓成年男丁，每一个人每年都是要为官府做徭役二十天，如果不做徭役要要缴纳一部分绢布作为抵消徭役的花费。当然，也许一般人只是认为一年二十天，不算什么。
可是古代农业生产，只要是稍微懂得一些农业基础的人，都会知道农业是非常讲究时候的。有时候晚了一天，就可以耽误不少收成。一旦为了官府做事耽误了农时，那最后一年的收成都会锐减。
甚至徭役有时候耽误的远不只是那些天，服役的地方有不少时候都不是在本地，而是在远处。这个路程也是一个时间，官府一次服役也许只是要你来做几台，可是路程却同样也是几天了。这样这样一年下来，耽误的时间往往比正规的官府都的徭役都要多几倍都可能。这样对于农业损害，那几乎是致命性的。
隋朝百姓最怕的也是徭役，这才是大量逃亡的缘故。官府不但长期要求百姓做事，不但不给钱，并且还要自备粮食。路程上耽误的时间，有时候还比正式工作要多很多。往往有时候刚刚去远方服役几天，结果回来之后又被喊去别的地方。这样到处跑，路途耽误的时间，花费的粮食，远比在工作时候多了很多倍。
一旦在官府服役的时候多了，那农业必然会被耽误，这个时候朝廷再次加税，那更是成了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苛政猛于虎，这个是孔子也多如此说了。从古代的王安石，到张居正，也都明确认识到了徭役对于农业的耽误。王安石曾经尝试过变法，让百姓花钱进行免除徭役，官府再次花钱雇佣别人服役。而当时百姓也都对于这个政策表达了好感，因为虽然要花钱免除徭役，可是反而节省了很多时间，甚至不再会变成耽误农时，反而能获得增产。这么一增一减，反而对于百姓是有利的。可惜啊，王安石变法被司马光还有欧阳修那帮家伙给废了。不过，王安石也都没有真正的能够培养起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这样这才是他变法人亡政息的原因。再加上他没有做好执行层的工作，这样很多变法被歪嘴和尚念错经，结果出了问题。”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是如此，废除了徭役，结果最后人亡政息了。不过，我来做，我一定能够做得比他们更好。只要能让大多数人看到好处，并且能培养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那这样新的利益集团必然会支持，这样才是核心。改革哪里是那么容易的，当年在改革开放，不也是用了一些特区作为试点，这才是好的嘛？”
时不凡知道要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任何改革都是一次新的利益集团和旧的利益集团的冲突，甚至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冲突，这个斗争是很难的。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培养出新的利益集团，这样才造成了他们人亡政息结果。
反而后世的改革开放成功了，那是因为他们采用了试点的办法。用几个试点，最后成功的通过这几个试点让大家看到了好处，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拉拢了那些观望的******。并且通过试点，培养出了一批因此收益的新利益集团，这样新的利益集团将会跟着旧的利益集团竞争，他们反而是改革的最大支持者。哪怕到时候第一个首倡改革的人被免职甚至去世了，那个新的利益集团也都会继续存在。比如说唐朝的武则天虽然退位了，可是她所代言的庶族地主集团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最终驱逐了士族，创造了后来宋朝的士大夫的鼎盛。
时不凡知道自己不可能直接跟着皇帝李世民说自己要实行新政策，因为如果跟李世民说了，那到时候按照封建时代的惯性，阻力无比巨大。士族，甚至是朝廷里面的那些各种人物也都会有很多疑虑。所以时不凡打算自己先弄，弄出来了之后看到了效果，并且让大家看到了效果，这样能打消很多******的疑虑，甚至培养出一些新的利益群体，这样才是有好处的。
不然，那没有新的利益群体的支持，那些士族很容易一句话也都毁灭了成果。凡是改革，不能够走中央路线，反而是要由下到上。由上到下阻力很大，可是由下到上，那直接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可是却更顽强更加的无可阻挡。
“我今天组织大家来，是希望能够建立我们万年县生产合作社，是希望让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分工，这样让大家增产增收，并且能获得更多的是收入，甚至是减轻大家的负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