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那一日的七点中，第三点便是商行。
直到今天，相公们才意识到皇帝提出来的这一点的重要性。
可以说，他是大宋经济的支柱，相当于由朝廷话人力物力引领民间来做生意，拉动财政收入。
太宰徐处仁提出，不如以后整个大宋的商业都由朝廷统一规划，这样更加方便管理，这一点立刻得到了尚书右仆射何?的赞同，如此这般民间的商业在朝廷的带领下，才会按照有利于大宋的方向发展，规避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赵桓心中道：卧槽！这大宋的相公们居然要学苏联搞全体制计划经济，这帮人的脑袋真是转得快，才给了他们一个提示，就有这样的想法了，真是太前卫了！
赵桓不得不感慨，虽说弱宋重文轻武，导致军事羸弱，但文治的确昌盛，文官们的脑袋也绝对不是辫子国时代能比的，这个时代的文官，虽然腐儒多了一点，但在思想上却还未形成可怕的禁锢。
不过赵桓肯定是不赞同全体制计划经济的，全体制计划经济很容易出现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的问题，上不知民间之苦，一切皆按照上面的来，导致朝廷利益与民间利益背道而驰，最后双方都不讨好。
少宰汪伯彦立刻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此这般，朝廷又要大费周章对官员改制，不知又要惹多少麻烦出来。”
徐处仁道：“朝廷掌家国枢要，自然是由朝廷来掌控，如若不然，商人逐利，利害百姓，国则乱！”
李纲也说话了：“臣也赞同徐相公所言，陛下承圣人之道，代天牧民，朝廷掌枢要，国富，百姓不一定富，百姓富，国必富，是以，皆由朝廷统制，可合理掌控财富去留，防止商人利害百姓，亏损国家。至于汪相公所言官员改制一事，臣以为，大宋官员积弱百年，是时候借此改制了，否则新政推行必有难处。”
赵桓倒是对李纲另眼相看了，虽然这由朝廷全部接管的计划经济赵桓是不同意的，但官员改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事，李纲是说对了。
真正要做成一件事，不是靠喊口号这么简单，也不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完了就一定可以做成了，更不是设计好了完美的方案就没事了，这才刚刚开始，执行层面的事情才是最难的。
北宋的行政效率本就因为官员冗长问题几乎快要瘫痪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想法都是飘在空中的。
所以官员改制是一定要进行的，这一点赵桓是不允许任何人来挑战的，他如今手握兵权，谁敢在这上面做阻挠，带着谁便杀谁，绝不姑息！
“王介甫之祸，徐相公、李相公难道忘了？”汪伯彦面露嘲讽道。
王安石之乱才过去了几十年，连新旧两党的余孽都还在这朝堂上，一旦动了官员改制，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引起大宋官员的动荡，谁敢保证不出大问题？
李纲正色道：“百年积弊，当除之，方可富国强兵，吾等身为宰府，焉能如小官小吏一般前怕狼后怕虎！”
汪伯彦道：“治大国如烹小鲜，李相公这是要刮骨疗伤，若是手法稍微不得当，骨头挂断了该如何！”
他一席话，怼得李纲沉默以对，不知该如何说。
李纲这人的特长是执行能力，谋划能力却是弱了很多，自然是说不过汪伯彦的。
而刘彦宗却是清楚得很，皇帝是肯定要动官吏制度的，见李纲被怼回来了，刘彦宗开口道：“早在半月前，陛下不是就说了吗？朝廷只管规则制定，朝廷的商行出资源、出政策，具体执行由民间商人来做，是以，不存在着全部由朝廷掌控，朝廷只需掌控国本，其余皆交由民间。”
户部尚书周朝道：“此言差矣！商人逐利，若是任之而不顾，一是害民，二是一旦形成民间强大的力量，对朝廷管制民间必然形成阻力。”
参知政事唐恪道：“吾赞同周相公所言，虽然朝廷仰仗商人税收，且鼓励商业，却不可予以过高权限，否则天下必生事端。”
赵桓如此一听下来，心中却是惊涛骇浪，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一下子就争论到了这一步了。
汪伯彦周朝反对自然是站在他们这个阶层来去思考的，士大夫的本质是地主，他们拥有自己的田地，汪伯彦、周朝等人的政治任务是充实国库，业绩压力大，自然是要依仗利润高的商业，但本质来将，他们是不愿意给商人太大权力的，这是地主和商人之间的权力博弈，一旦商人在大宋的权力压过了地主，地主肯定是要操刀子的。
大宋现在的情况，对地主已经很不利了。
在封建时代，最大的地主自然是皇帝，宋以前的税收，基本是依靠的地税，全国的土地结构是怎样的呢？
皇帝论功行赏，给官僚划分土地，皇帝赐给他们土地了，但是同时也要防止土地被下面的人兼并的问题，一旦土地被兼并过于严重，一是对皇权形成了威胁，二是在上税的时候，偷税漏税更加容易，损害的是皇帝的利益。
这大宋的土地现在已经兼并得不能再兼并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土地，掌握在百分之三的公务猿手里，这个构架对皇权已经产生了眼中威胁，大地主偷税漏税实在太简单操作了。
这也是赵桓为什么要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总之官员兼并土地，是国家一害，绝对不能长期放任下去。
最好的局面就是地主的力量和商人的力量在朝堂上形成新的平衡，毕竟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经济方式再繁华，没有基础保障，都是耍流氓！
关于这一点，赵桓最后发话了，朝廷来制定每年统一的年度目标，朝廷的商行掌握大型资源，掌控国家的战略性和民生性行业，朝廷规划商业规则，其余由民间自行经营，方能在民间形成竞争，促发商业活力。
关于这一点，汪伯彦等人显然还有意见，但是皇帝最后下定论了，两府也只好按照皇帝的定论去规划接下来的事情。
那第五点便是开海了，自太祖开国，便在沿海设立了市舶司，进行海洋贸易，且大宋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
直到今天，相公们才意识到皇帝提出来的这一点的重要性。
可以说，他是大宋经济的支柱，相当于由朝廷话人力物力引领民间来做生意，拉动财政收入。
太宰徐处仁提出，不如以后整个大宋的商业都由朝廷统一规划，这样更加方便管理，这一点立刻得到了尚书右仆射何?的赞同，如此这般民间的商业在朝廷的带领下，才会按照有利于大宋的方向发展，规避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赵桓心中道：卧槽！这大宋的相公们居然要学苏联搞全体制计划经济，这帮人的脑袋真是转得快，才给了他们一个提示，就有这样的想法了，真是太前卫了！
赵桓不得不感慨，虽说弱宋重文轻武，导致军事羸弱，但文治的确昌盛，文官们的脑袋也绝对不是辫子国时代能比的，这个时代的文官，虽然腐儒多了一点，但在思想上却还未形成可怕的禁锢。
不过赵桓肯定是不赞同全体制计划经济的，全体制计划经济很容易出现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的问题，上不知民间之苦，一切皆按照上面的来，导致朝廷利益与民间利益背道而驰，最后双方都不讨好。
少宰汪伯彦立刻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此这般，朝廷又要大费周章对官员改制，不知又要惹多少麻烦出来。”
徐处仁道：“朝廷掌家国枢要，自然是由朝廷来掌控，如若不然，商人逐利，利害百姓，国则乱！”
李纲也说话了：“臣也赞同徐相公所言，陛下承圣人之道，代天牧民，朝廷掌枢要，国富，百姓不一定富，百姓富，国必富，是以，皆由朝廷统制，可合理掌控财富去留，防止商人利害百姓，亏损国家。至于汪相公所言官员改制一事，臣以为，大宋官员积弱百年，是时候借此改制了，否则新政推行必有难处。”
赵桓倒是对李纲另眼相看了，虽然这由朝廷全部接管的计划经济赵桓是不同意的，但官员改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事，李纲是说对了。
真正要做成一件事，不是靠喊口号这么简单，也不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完了就一定可以做成了，更不是设计好了完美的方案就没事了，这才刚刚开始，执行层面的事情才是最难的。
北宋的行政效率本就因为官员冗长问题几乎快要瘫痪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想法都是飘在空中的。
所以官员改制是一定要进行的，这一点赵桓是不允许任何人来挑战的，他如今手握兵权，谁敢在这上面做阻挠，带着谁便杀谁，绝不姑息！
“王介甫之祸，徐相公、李相公难道忘了？”汪伯彦面露嘲讽道。
王安石之乱才过去了几十年，连新旧两党的余孽都还在这朝堂上，一旦动了官员改制，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引起大宋官员的动荡，谁敢保证不出大问题？
李纲正色道：“百年积弊，当除之，方可富国强兵，吾等身为宰府，焉能如小官小吏一般前怕狼后怕虎！”
汪伯彦道：“治大国如烹小鲜，李相公这是要刮骨疗伤，若是手法稍微不得当，骨头挂断了该如何！”
他一席话，怼得李纲沉默以对，不知该如何说。
李纲这人的特长是执行能力，谋划能力却是弱了很多，自然是说不过汪伯彦的。
而刘彦宗却是清楚得很，皇帝是肯定要动官吏制度的，见李纲被怼回来了，刘彦宗开口道：“早在半月前，陛下不是就说了吗？朝廷只管规则制定，朝廷的商行出资源、出政策，具体执行由民间商人来做，是以，不存在着全部由朝廷掌控，朝廷只需掌控国本，其余皆交由民间。”
户部尚书周朝道：“此言差矣！商人逐利，若是任之而不顾，一是害民，二是一旦形成民间强大的力量，对朝廷管制民间必然形成阻力。”
参知政事唐恪道：“吾赞同周相公所言，虽然朝廷仰仗商人税收，且鼓励商业，却不可予以过高权限，否则天下必生事端。”
赵桓如此一听下来，心中却是惊涛骇浪，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一下子就争论到了这一步了。
汪伯彦周朝反对自然是站在他们这个阶层来去思考的，士大夫的本质是地主，他们拥有自己的田地，汪伯彦、周朝等人的政治任务是充实国库，业绩压力大，自然是要依仗利润高的商业，但本质来将，他们是不愿意给商人太大权力的，这是地主和商人之间的权力博弈，一旦商人在大宋的权力压过了地主，地主肯定是要操刀子的。
大宋现在的情况，对地主已经很不利了。
在封建时代，最大的地主自然是皇帝，宋以前的税收，基本是依靠的地税，全国的土地结构是怎样的呢？
皇帝论功行赏，给官僚划分土地，皇帝赐给他们土地了，但是同时也要防止土地被下面的人兼并的问题，一旦土地被兼并过于严重，一是对皇权形成了威胁，二是在上税的时候，偷税漏税更加容易，损害的是皇帝的利益。
这大宋的土地现在已经兼并得不能再兼并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土地，掌握在百分之三的公务猿手里，这个构架对皇权已经产生了眼中威胁，大地主偷税漏税实在太简单操作了。
这也是赵桓为什么要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总之官员兼并土地，是国家一害，绝对不能长期放任下去。
最好的局面就是地主的力量和商人的力量在朝堂上形成新的平衡，毕竟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经济方式再繁华，没有基础保障，都是耍流氓！
关于这一点，赵桓最后发话了，朝廷来制定每年统一的年度目标，朝廷的商行掌握大型资源，掌控国家的战略性和民生性行业，朝廷规划商业规则，其余由民间自行经营，方能在民间形成竞争，促发商业活力。
关于这一点，汪伯彦等人显然还有意见，但是皇帝最后下定论了，两府也只好按照皇帝的定论去规划接下来的事情。
那第五点便是开海了，自太祖开国，便在沿海设立了市舶司，进行海洋贸易，且大宋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