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恪连忙道：“陛下圣明，如此以来，我大宋不出十年，四海升平，陛下之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徐处仁却道：“赵相公，恕某直言，此四策便是饮鸩止渴，功在当下，罪在千秋！”
赵桓一听徐处仁的话，顿时来了精神。
比起自己天天追着他们后面跟他们说，你这个政策不合理啊，按照你这样穷人会越来越穷，富人会越富，直接根据自己想要的结果定目标会更省力。
例如徐处仁是太宰，政事堂大佬，真正的帝国首相。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给朕将中原下户的收入翻倍，方法你自己去想。
只要定了这个目标，政事堂在策划各种富民的政策的时候，都会以此为指导，一旦跑偏了，徐处仁就会站出来指正出来。
这就根本不需要赵桓天天像保姆一样伺候着了。
如此这般，赵桓才能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身出来，去多思考帝国最高战略和所有的资源如何合理调配。
宋朝在户籍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废除了贱籍，一共分了三类。
一类是主户，二类是客户，三类是特殊户籍。
其中主户是占人口最大比例的，主户分五等，主要划分依据是田产，其他仅仅作为参考，所以五等主户一般是指乡村户。
一二等是上户，主要是大地主级别的。
这类人是赵桓重点要找的对象，因为这类人在全国数量极少，只占了5%左右，却和官户一起，占有了大部分资源，包括钱、土地、政策、特权等等。
赵桓穿越过来的时候，据周朝给过来的数据统计来看，上户和官户占有了全国百分之85%以上的土地，且他们是免徭役的。
这样的社会结构，方腊造反，似乎也说得过去了！
三等是中户，中小地主以及富裕农民，相当于后世的中产阶级，这类家庭的数量在整个大宋也不过才10%不到。
因为年年征战，通货膨胀，冗官现象又日益严重，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在神宗时代，就已经有许多中户破产，王安石再来了一波变法，破产的中户顷刻之间暴涨。
缩成了现在这样的比例。
四五等便是下户了，包括自耕农或田地少甚至没有田地需要帮他们种田生存的佃农，他们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
剩下的就是客户和特殊户。
客户就是流动人口，一般是破产的农民去城里打工户口，这类人占约7%左右。
特殊户又分为就是形势户、官户、军籍、寺观户和杂户。
客户和特殊户中的一些户籍共同组成了城市人口，被称为坊郭户，其中杂户便是那些手工艺人，例如纺织厂的妹纸们！
城郭户口又分了上五等和下五等，下五等就是城市里的“贫困人口”，两极对立。
这就是大宋的人口结构。
其中上户、形势户和官户都是皇帝重点要找的对方，因为这些人的数量少，却占了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垄断局面，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让那些下户、客户、杂户的生存越来越难。
而赵鼎的《银行于大宋商贸四策》的制定，也是参考了大宋人口结构的。
赵鼎处于风险的把控，对上户和城郭上五等户的贷款政策非常宽松，中户相对也能待一些，但下户、客户、杂户等城市“弱势”群体，想要找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
赵桓心知肚明，却问道：“徐爱卿，你此话怎讲？”
徐处仁一副正义凛然的嘴脸道：“朝廷已经明令禁止官员通商，便不说官户和形势户，就说这大宋皇家银行借贷的政策，对待乡村上户、坊郭上五等户来说，甚为宽容，从乡村中户便开始缩紧，乡村下户和坊郭下五等户要借钱几乎是不可能了。”
“如此说来，农村户口的下户只能靠自己种一点点地来存钱过生活，坊郭下五等户，要在资产上积累到城市上五等户后，才有资格贷款，一个下坊郭下五等户要达到上五等户，按照现在的物价和收入来算，不吃不喝也要二十年，人这一辈子又有几个二十年？”
“陛下曾经教诲吾等，国富亦要民富，不可能一味只追求总量，完全无视了百姓真正想要的！”
徐处仁一番话说完，赵桓忍不住想鼓掌，但碍于身份，克制住了。
看来这任务还是要下对，目标定错了，自己要累死，目标定对了，许多事自己都可以少操心。
唐恪却道：“徐相公言之有理，但若是朝廷将钱借给了乡村下户和坊郭下五户，风险大增，这些人并无从商经验，许多人连字都不认得，若是朝廷下这类人借了钱，不要说利息，便是本金也收不回来，一旦发生这种状况，若是引起了民间恐慌，存钱的百姓们不信任银行了，要来取钱，而朝廷的钱又减少了，事态便严重了！”
“若是朝廷要造钱，民间货品并未增加，交子将面临降值的风险，进一步引起民间对交子的恐慌，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也知道其中利害，但被唐恪这么一说出来，赵桓心骤然一紧。
金融可是国家经济的顶层存在，若是金融出现了问题，可比打一场败仗还要可怕。
但徐处仁哪肯啊，唐恪只顾着自己的商业总体量，但徐处仁身为首相不仅要照顾商业体量，还有坊郭下五户和乡村中户和下户的收入任务。
“圣人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徐处仁继续道，“当不偏不倚，方为圣道，如此过分偏袒另一方，乃是饮鸩止渴！”
见徐处仁和唐恪产生了争论，一边的赵鼎道：“陛下，两位相公皆有其道理，是臣考虑不周，臣在进宫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小事，却是能说明其中之理。”
“爱卿速速说来听听。”
赵鼎便将书馆的事说了一遍。
赵鼎道：“陛下，无论是乡村中下户，还是坊郭下五户，都希望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渴望读书，渴望知道更多，从而能有能力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陛下的书馆和农学速成馆皆为民利，朝廷当有专门的人来管理、完善这方面，来帮助相对弱势的百姓。”
“徐相公所言极是，中庸乃圣人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朝廷当不偏不倚，轻重相宜。”
赵桓不由得点头，确然如此。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一句至理名言。
朝廷既不能对坊郭上五等户倾斜太多，也不能对下五等户给予太少。
当然，同样的道理，也不能一味去扶持下五等户，恰到好处即可。
若是一味扶持给予，将养出一帮懒惰的国民，若后世的希腊、西班牙、巴西等这些国家一般。
徐处仁却道：“赵相公，恕某直言，此四策便是饮鸩止渴，功在当下，罪在千秋！”
赵桓一听徐处仁的话，顿时来了精神。
比起自己天天追着他们后面跟他们说，你这个政策不合理啊，按照你这样穷人会越来越穷，富人会越富，直接根据自己想要的结果定目标会更省力。
例如徐处仁是太宰，政事堂大佬，真正的帝国首相。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给朕将中原下户的收入翻倍，方法你自己去想。
只要定了这个目标，政事堂在策划各种富民的政策的时候，都会以此为指导，一旦跑偏了，徐处仁就会站出来指正出来。
这就根本不需要赵桓天天像保姆一样伺候着了。
如此这般，赵桓才能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身出来，去多思考帝国最高战略和所有的资源如何合理调配。
宋朝在户籍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废除了贱籍，一共分了三类。
一类是主户，二类是客户，三类是特殊户籍。
其中主户是占人口最大比例的，主户分五等，主要划分依据是田产，其他仅仅作为参考，所以五等主户一般是指乡村户。
一二等是上户，主要是大地主级别的。
这类人是赵桓重点要找的对象，因为这类人在全国数量极少，只占了5%左右，却和官户一起，占有了大部分资源，包括钱、土地、政策、特权等等。
赵桓穿越过来的时候，据周朝给过来的数据统计来看，上户和官户占有了全国百分之85%以上的土地，且他们是免徭役的。
这样的社会结构，方腊造反，似乎也说得过去了！
三等是中户，中小地主以及富裕农民，相当于后世的中产阶级，这类家庭的数量在整个大宋也不过才10%不到。
因为年年征战，通货膨胀，冗官现象又日益严重，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在神宗时代，就已经有许多中户破产，王安石再来了一波变法，破产的中户顷刻之间暴涨。
缩成了现在这样的比例。
四五等便是下户了，包括自耕农或田地少甚至没有田地需要帮他们种田生存的佃农，他们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
剩下的就是客户和特殊户。
客户就是流动人口，一般是破产的农民去城里打工户口，这类人占约7%左右。
特殊户又分为就是形势户、官户、军籍、寺观户和杂户。
客户和特殊户中的一些户籍共同组成了城市人口，被称为坊郭户，其中杂户便是那些手工艺人，例如纺织厂的妹纸们！
城郭户口又分了上五等和下五等，下五等就是城市里的“贫困人口”，两极对立。
这就是大宋的人口结构。
其中上户、形势户和官户都是皇帝重点要找的对方，因为这些人的数量少，却占了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垄断局面，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让那些下户、客户、杂户的生存越来越难。
而赵鼎的《银行于大宋商贸四策》的制定，也是参考了大宋人口结构的。
赵鼎处于风险的把控，对上户和城郭上五等户的贷款政策非常宽松，中户相对也能待一些，但下户、客户、杂户等城市“弱势”群体，想要找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
赵桓心知肚明，却问道：“徐爱卿，你此话怎讲？”
徐处仁一副正义凛然的嘴脸道：“朝廷已经明令禁止官员通商，便不说官户和形势户，就说这大宋皇家银行借贷的政策，对待乡村上户、坊郭上五等户来说，甚为宽容，从乡村中户便开始缩紧，乡村下户和坊郭下五等户要借钱几乎是不可能了。”
“如此说来，农村户口的下户只能靠自己种一点点地来存钱过生活，坊郭下五等户，要在资产上积累到城市上五等户后，才有资格贷款，一个下坊郭下五等户要达到上五等户，按照现在的物价和收入来算，不吃不喝也要二十年，人这一辈子又有几个二十年？”
“陛下曾经教诲吾等，国富亦要民富，不可能一味只追求总量，完全无视了百姓真正想要的！”
徐处仁一番话说完，赵桓忍不住想鼓掌，但碍于身份，克制住了。
看来这任务还是要下对，目标定错了，自己要累死，目标定对了，许多事自己都可以少操心。
唐恪却道：“徐相公言之有理，但若是朝廷将钱借给了乡村下户和坊郭下五户，风险大增，这些人并无从商经验，许多人连字都不认得，若是朝廷下这类人借了钱，不要说利息，便是本金也收不回来，一旦发生这种状况，若是引起了民间恐慌，存钱的百姓们不信任银行了，要来取钱，而朝廷的钱又减少了，事态便严重了！”
“若是朝廷要造钱，民间货品并未增加，交子将面临降值的风险，进一步引起民间对交子的恐慌，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也知道其中利害，但被唐恪这么一说出来，赵桓心骤然一紧。
金融可是国家经济的顶层存在，若是金融出现了问题，可比打一场败仗还要可怕。
但徐处仁哪肯啊，唐恪只顾着自己的商业总体量，但徐处仁身为首相不仅要照顾商业体量，还有坊郭下五户和乡村中户和下户的收入任务。
“圣人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徐处仁继续道，“当不偏不倚，方为圣道，如此过分偏袒另一方，乃是饮鸩止渴！”
见徐处仁和唐恪产生了争论，一边的赵鼎道：“陛下，两位相公皆有其道理，是臣考虑不周，臣在进宫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小事，却是能说明其中之理。”
“爱卿速速说来听听。”
赵鼎便将书馆的事说了一遍。
赵鼎道：“陛下，无论是乡村中下户，还是坊郭下五户，都希望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渴望读书，渴望知道更多，从而能有能力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陛下的书馆和农学速成馆皆为民利，朝廷当有专门的人来管理、完善这方面，来帮助相对弱势的百姓。”
“徐相公所言极是，中庸乃圣人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朝廷当不偏不倚，轻重相宜。”
赵桓不由得点头，确然如此。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一句至理名言。
朝廷既不能对坊郭上五等户倾斜太多，也不能对下五等户给予太少。
当然，同样的道理，也不能一味去扶持下五等户，恰到好处即可。
若是一味扶持给予，将养出一帮懒惰的国民，若后世的希腊、西班牙、巴西等这些国家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