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江南张世华起义只是一个开始，在其他省份，类似的起义接连不断，山东境内最大规模的起义是登州镇总兵海时行，海时行是山东绿营的老资历，在当年北洋战区开辟山东战场的时候便是胶州镇总兵，与合众国军交战过，而私下底也是往来不断。
张存仁主政山东之后，山东的绿营老营伍基本损失殆尽，原本海时行以为自己这个资历深且功劳大（在陆军西进期间，海时行坚守后方）的总兵可以顺势升任山东提督，可惜的是，张存仁选了自己的人，海时行对满清彻底绝望，非但山东提督没捞到，反倒是发配道登州防海，海时行索性两面讨好起来，一面做着满清的总兵，一面与合众国走私贸易，北洋战区一直把海时行当做重点的培养对象，希望将来有一日山东再启大战的时候，海时行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是迁界禁海，张存仁要解决的第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海时行。
这几年，海时行唯一的成果就是利用权钱交易笼络了登州镇的十几营兵马，等张存仁发难的时候，海时行麾下聚拢了七千余人，啸聚登州周边，席卷登州、莱州两府，如此，在胶莱运河以东，满清再无重兵集团，而张存仁不断从各个途径得到消息，东番意图借海时行造反，增兵青岛要塞，再占登莱，与当年节制三省绿营，另有满蒙八旗两万余助战，总计兵马十四万时不同，如今的张存仁部总计兵马不过七万，还分布在山东各地，顶在前线的只有四万余，这还包括了海时行那支登州镇。
兵马不足，更是不能分兵，海时行造反时已经盛春之际，张存仁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出兵进剿登州镇，而合众国陆战队则从胶州湾进入胶莱运河，切断军队补给，而辽东水师大部又都在闽浙安亲王麾下效力，张存仁不敢保证剩下的那些舰船可以保持渤海的控制权，无奈之下只得请兵于北京，而朝廷对张存仁的命令竟然是以抚为主。
张存仁不敢渡河进击，合众国便是再次实际控制了胶莱运河以东的半岛土地，北洋战区则直接为山东战场增兵，抽调义从军丁维岳部和治安军河原田队加入山东战场，令派遣一支骑兵加入，由武行总体节制，胶莱河以东，除却青岛守军，亦有两万三千兵马。
武行一面以海时行的名义发布与张世华一般无二的公告书，控诉满清暴政，逼反沿海卫戍绿营，一面对胶东的士绅官宦进行清算，如果不是清算这些人可以获得军费补给，合众国也不会授权北洋战区在山东大面积开打。
张世华与海时行之后，福建沿海亦然掀起抗清热潮，动手的是前广东碣石镇总兵苏利，苏利的碣石镇水师曾经是满清广东第一绿营水师，两广会战之前，按照博洛命令，苏利的水师逃往了福建，此时清军福建水师部在舟山一战中损失惨重，苏利被岳乐任命署理福建水师，顺势出任福建水师提督是时间问题，可惜的是，施琅此时投降，岳乐千金买马骨，施琅成为福建水师提督，苏利被雪藏。
而在此之前，苏利就与李定国有所联系，趁此机会，索性反正，只是与海时行、张世华不同，苏利反正有一要求是成为大明王师而非合众国的盟友，李定国与林士章商议之后，授予其平海侯爵位，右都督，广东水师总兵，依旧驻防碣石镇，之所以这般安排，是因为闽浙等东南沿海是永历安排给郑成功的战区。
苏利反正，直接攻占了平潭岛，并且南下进攻金门岛，黄蜚率琼藩水师北上，在金门海域与苏利部联合，大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部，登上金门，封锁漳州湾，只是二部接连攻打金门要塞失利，合众国派遣陆战队支援，最终打下金门。
与三大反正势力一起的还有各省大大小小的反抗军，一时间，中国沿海烽火连天，席卷数省，而合众国的‘飓风计划’就此完全展开。
多尔衮摄政期间，在朝鲜试行的迁界禁海之策便是引发了合众国的重视，合众国以海为生，而且每年大量从沿海获得人口与商货，即便合众国禁止商人与满清进行贸易，但实质却是通过安全局的情报途径，把走私贸易垄断起来，迁界禁海虽然不会威胁合众国的生存，但对国内影响还是巨大的。
在中荷战争结束之后，飓风计划被提上日程，因为当时已经确定，合众国的陆地战略的重心在西南，因此飓风计划的前提就是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而想要达到这个前提，最重要的就是少动用兵力。
飓风计划的第一阶段便是战略分化与欺骗，战略分化就是挑拨绿营与八旗的关系，沿海士绅百姓与清廷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让满清内部进行消耗，而战略欺骗则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满清以为合众国会在沿海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迫使满清将沿海的兵力集中在一起，让其在迁界禁海之中无法使出全力。
如今第一阶段基本达成，合众国策应和配合三省的大规模反正已经导致满清内部的分裂，虽然沿海五省的各督抚衙门快速发布了来自北京的诏令，特赦所有参与走私的官将，日后不在追求责任，只要求其前往内陆驻防，由内陆绿营和八旗来完成迁界禁海，但这仍然被沿海绿营不信任。
而飓风行动之中，北洋战区先后在拓林镇和胶东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南方战区则占据金门，潮州方向陆军亦有联动，让满清以为合众国会大规模进攻福建和山东。
而第二阶段就是大规模扶持和武装地方武装和农民武装，向其提供军火武器，合众国大开武器库，把历年来缴获的清军武器和收缴的明军武器一股脑的送达前线的岛屿和据点，不仅武装已经反正的张、海、苏三部，还联络沿海的宗族势力和士绅地主，赠送其武器装备，以备在满清真的进行迁界禁海的时候，让其有实力反抗。
而第三阶段则是大规模的迁徙行动，海军和陆战队在海洋岛要塞到潮州府长达三万里的海岸沿线占据了大小岛屿七十多座，囤积帐篷、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特别是在福建与山东沿海，这两处地域已经基本解除了清军的海上威胁，除了外海囤积物资之外，还向沿海的城镇和村落公布所有据点的位置，供其逃亡。
而配合第三阶段的便是大规模的特赦和奖励，尤其针对的是绿营将领和沿海士绅，在飓风计划中，李明勋签署了上万份特赦令，发给沿海数省的士绅，持有特赦令的士绅只要抵达沿海据点，就能保证人员和财产安全，不再追究其在满清占领区所作所为的法律责任，给予其准国民待遇，无论其本人和直系亲属是否曾经在满清朝廷为官、参与满清科举，只要在飓风计划期间抵达据点，便是免去一切罪责，而能率众来投、斩杀鞑官鞑将者，还可以得到奖励，而西蒙斯为了提升这些沿海士绅反抗意志，还开创了‘报销制度’。
所谓报销制度就是为在飓风计划中为反抗军提供物资的士绅提供对等的回报，比如松江华亭徐氏，听闻张世华反正之后便上门联络，得闻迁界禁海，其麾下田宅祖祠更是在迁界范围，徐氏家老收拾家中金银细软，退入拓林镇中，其家中所存米粮布匹一时带不走，便是全部交由了拓林镇张世华部，张世华派兵转运，共得米粮一万四千石，布匹丝绸七千匹，还有盐、铁等军用物资，北洋战区派人点验之后，开具报销单据，徐氏家老退去台北之后，持单据向台北战略储备库支用水稻两万石，麻布一万匹，另外货物，以现银两千三百元补足。
报销制度能保证士绅可以毫不担心的用家财支持合众国指定的三十余支反抗军，所费家财可以得到全部或部分官方报销，这总比士绅付之一炬或者为满清所用的好。
到了永历九年的四月中旬，飓风计划的物资准备和人员配备已经基本到位，这个时候，合众国方面坐等满清朝廷进行迁界禁海，而满清朝廷倒是有些不知所措，在无钱无粮的情况下，能厉行禁海的唯一倚仗就是沿海的兵马，但此时绿营与八旗貌合神离，各省多有大规模反叛的情况下，满清朝廷已经信心不足。
五月末，北京的福临终于下定了决心，迁界禁海，首先便是笼络沿海的绿营官兵，为其在内陆安排新的汛地，以免威胁其根本利益，在这基础上，绿营的态度逐渐松动，剑拔弩张的局势缓和，绿营家属成为第一批迁界的百姓，让沿海千万绅民真正认识到，迁界禁海已成事实，但绅民仍在观望，特别是沿海的士绅，他们在观望安置和保障了绿营的朝廷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有些人甚至准备好了讨价还价，但最终，满清朝廷让他们彻底失望，朝廷没有资源来保证他们的利益，北京的满洲亲贵们也不在乎这些奴才的利益。
几乎在同一时间，沿海五省的迁界禁海接连展开，八旗与外省绿营兵骑马量地，确定二十里到五十里的界线，插旗立桩，告曰三日迁徙，不从者斩！
这般铁血无情的暴政让沿海绅民颇为不解，百姓尚且不说，他们观望本地士绅而行，士绅却是万分不解，前段时日沿海满天飞的报纸上宣传迁界暴政，上曰三日迁徙，不从则斩，无论草民士绅，一同视之，士绅们还以为是合众国在造谣，抹黑大清朝廷，却不曾想，事实比报纸上所说还要残酷。
在沿海五省，除却辽东之外，四省之地到处都掀起了杀戮，时间一到，清军杀至，凡在界外者一律斩杀，丝毫不留情面，清军在界外杀人放火，抢掠民财，界外百姓只得三日期限，满清朝廷不给银钱米粮安置，百姓只得背起米粮锅具，携妻带子，逃往内地，避免被杀，眼见迁界真如报纸所言一般残酷，便是士绅也要尽弃田亩宅院和祖宗陵寝，当即便是惹出了大乱子，各地造反纷纷涌荡。
界外之民，迁延者被杀、逃离者被杀，携有重宝者亦被杀，而惧怕清军而顺意迁徙者，飘零日久养无生计，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内地城市，多兴人市，斗米一子，百钱易女，豪族商民不损锱铢便可得全家为奴，为求生计，丁壮为奴，女子为婢，老弱辗转流离，不得活路，或倒毙路边，或投尸河中。有司官衙视为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宗族视之为泥沙，全无周全之谊，不甘为奴就死者挺身为盗，聚拢反抗，而失地失亲之士绅亦参与其中，组织斡旋，豪强一方。
自古封建王朝最惧怕的并非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起义军往往组织能力低下内斗不断，可以轻易被剿灭，封建王朝最惧怕的是士绅地主造反，这些人不缺资源也不缺知识，在其家乡声望兴隆，往往一呼百应，雄霸一方。
而对于沿海士绅而言，当初投降满清是因为满清能为其提供安定的环境，纵然忍受剃发易服的屈辱，但面对实利诱惑和强兵威逼，仍然难以拒绝，但此番迁界禁海，完全是绝户计，空士绅田亩，毁地主宅院，子嗣宗族无以繁衍，祖宗陵寝不得安宁，已经惹得天怒人怨，而与之相对的合众国一方，虽然不再承认士绅阶层在政治、法律和税收等方面的特殊利益，却也不似从前那般斩尽杀绝，满清一方是破家灭族的死路，而中国一方是移民海外的活局，尚有民族大义可用，如何抉择，沿海士绅无需多想。
因此，北达辽东，南到福建，各省各地都有士绅乡老组织的造反起义，绅民组织百姓挺身为盗，结寨自守，联络海外，获得火器，囤积粮草，与绿营和八旗杀的难解难分，士绅一面组织反抗，一面与安全局联络，把自家财产家人转移外海岛屿据点，继而移民海外，纵然东南郑藩前来召唤，大部分仍然不理，一鼓作气，便是要移民海外，不往舟山而去。
张存仁主政山东之后，山东的绿营老营伍基本损失殆尽，原本海时行以为自己这个资历深且功劳大（在陆军西进期间，海时行坚守后方）的总兵可以顺势升任山东提督，可惜的是，张存仁选了自己的人，海时行对满清彻底绝望，非但山东提督没捞到，反倒是发配道登州防海，海时行索性两面讨好起来，一面做着满清的总兵，一面与合众国走私贸易，北洋战区一直把海时行当做重点的培养对象，希望将来有一日山东再启大战的时候，海时行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是迁界禁海，张存仁要解决的第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海时行。
这几年，海时行唯一的成果就是利用权钱交易笼络了登州镇的十几营兵马，等张存仁发难的时候，海时行麾下聚拢了七千余人，啸聚登州周边，席卷登州、莱州两府，如此，在胶莱运河以东，满清再无重兵集团，而张存仁不断从各个途径得到消息，东番意图借海时行造反，增兵青岛要塞，再占登莱，与当年节制三省绿营，另有满蒙八旗两万余助战，总计兵马十四万时不同，如今的张存仁部总计兵马不过七万，还分布在山东各地，顶在前线的只有四万余，这还包括了海时行那支登州镇。
兵马不足，更是不能分兵，海时行造反时已经盛春之际，张存仁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出兵进剿登州镇，而合众国陆战队则从胶州湾进入胶莱运河，切断军队补给，而辽东水师大部又都在闽浙安亲王麾下效力，张存仁不敢保证剩下的那些舰船可以保持渤海的控制权，无奈之下只得请兵于北京，而朝廷对张存仁的命令竟然是以抚为主。
张存仁不敢渡河进击，合众国便是再次实际控制了胶莱运河以东的半岛土地，北洋战区则直接为山东战场增兵，抽调义从军丁维岳部和治安军河原田队加入山东战场，令派遣一支骑兵加入，由武行总体节制，胶莱河以东，除却青岛守军，亦有两万三千兵马。
武行一面以海时行的名义发布与张世华一般无二的公告书，控诉满清暴政，逼反沿海卫戍绿营，一面对胶东的士绅官宦进行清算，如果不是清算这些人可以获得军费补给，合众国也不会授权北洋战区在山东大面积开打。
张世华与海时行之后，福建沿海亦然掀起抗清热潮，动手的是前广东碣石镇总兵苏利，苏利的碣石镇水师曾经是满清广东第一绿营水师，两广会战之前，按照博洛命令，苏利的水师逃往了福建，此时清军福建水师部在舟山一战中损失惨重，苏利被岳乐任命署理福建水师，顺势出任福建水师提督是时间问题，可惜的是，施琅此时投降，岳乐千金买马骨，施琅成为福建水师提督，苏利被雪藏。
而在此之前，苏利就与李定国有所联系，趁此机会，索性反正，只是与海时行、张世华不同，苏利反正有一要求是成为大明王师而非合众国的盟友，李定国与林士章商议之后，授予其平海侯爵位，右都督，广东水师总兵，依旧驻防碣石镇，之所以这般安排，是因为闽浙等东南沿海是永历安排给郑成功的战区。
苏利反正，直接攻占了平潭岛，并且南下进攻金门岛，黄蜚率琼藩水师北上，在金门海域与苏利部联合，大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部，登上金门，封锁漳州湾，只是二部接连攻打金门要塞失利，合众国派遣陆战队支援，最终打下金门。
与三大反正势力一起的还有各省大大小小的反抗军，一时间，中国沿海烽火连天，席卷数省，而合众国的‘飓风计划’就此完全展开。
多尔衮摄政期间，在朝鲜试行的迁界禁海之策便是引发了合众国的重视，合众国以海为生，而且每年大量从沿海获得人口与商货，即便合众国禁止商人与满清进行贸易，但实质却是通过安全局的情报途径，把走私贸易垄断起来，迁界禁海虽然不会威胁合众国的生存，但对国内影响还是巨大的。
在中荷战争结束之后，飓风计划被提上日程，因为当时已经确定，合众国的陆地战略的重心在西南，因此飓风计划的前提就是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而想要达到这个前提，最重要的就是少动用兵力。
飓风计划的第一阶段便是战略分化与欺骗，战略分化就是挑拨绿营与八旗的关系，沿海士绅百姓与清廷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让满清内部进行消耗，而战略欺骗则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满清以为合众国会在沿海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迫使满清将沿海的兵力集中在一起，让其在迁界禁海之中无法使出全力。
如今第一阶段基本达成，合众国策应和配合三省的大规模反正已经导致满清内部的分裂，虽然沿海五省的各督抚衙门快速发布了来自北京的诏令，特赦所有参与走私的官将，日后不在追求责任，只要求其前往内陆驻防，由内陆绿营和八旗来完成迁界禁海，但这仍然被沿海绿营不信任。
而飓风行动之中，北洋战区先后在拓林镇和胶东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南方战区则占据金门，潮州方向陆军亦有联动，让满清以为合众国会大规模进攻福建和山东。
而第二阶段就是大规模扶持和武装地方武装和农民武装，向其提供军火武器，合众国大开武器库，把历年来缴获的清军武器和收缴的明军武器一股脑的送达前线的岛屿和据点，不仅武装已经反正的张、海、苏三部，还联络沿海的宗族势力和士绅地主，赠送其武器装备，以备在满清真的进行迁界禁海的时候，让其有实力反抗。
而第三阶段则是大规模的迁徙行动，海军和陆战队在海洋岛要塞到潮州府长达三万里的海岸沿线占据了大小岛屿七十多座，囤积帐篷、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特别是在福建与山东沿海，这两处地域已经基本解除了清军的海上威胁，除了外海囤积物资之外，还向沿海的城镇和村落公布所有据点的位置，供其逃亡。
而配合第三阶段的便是大规模的特赦和奖励，尤其针对的是绿营将领和沿海士绅，在飓风计划中，李明勋签署了上万份特赦令，发给沿海数省的士绅，持有特赦令的士绅只要抵达沿海据点，就能保证人员和财产安全，不再追究其在满清占领区所作所为的法律责任，给予其准国民待遇，无论其本人和直系亲属是否曾经在满清朝廷为官、参与满清科举，只要在飓风计划期间抵达据点，便是免去一切罪责，而能率众来投、斩杀鞑官鞑将者，还可以得到奖励，而西蒙斯为了提升这些沿海士绅反抗意志，还开创了‘报销制度’。
所谓报销制度就是为在飓风计划中为反抗军提供物资的士绅提供对等的回报，比如松江华亭徐氏，听闻张世华反正之后便上门联络，得闻迁界禁海，其麾下田宅祖祠更是在迁界范围，徐氏家老收拾家中金银细软，退入拓林镇中，其家中所存米粮布匹一时带不走，便是全部交由了拓林镇张世华部，张世华派兵转运，共得米粮一万四千石，布匹丝绸七千匹，还有盐、铁等军用物资，北洋战区派人点验之后，开具报销单据，徐氏家老退去台北之后，持单据向台北战略储备库支用水稻两万石，麻布一万匹，另外货物，以现银两千三百元补足。
报销制度能保证士绅可以毫不担心的用家财支持合众国指定的三十余支反抗军，所费家财可以得到全部或部分官方报销，这总比士绅付之一炬或者为满清所用的好。
到了永历九年的四月中旬，飓风计划的物资准备和人员配备已经基本到位，这个时候，合众国方面坐等满清朝廷进行迁界禁海，而满清朝廷倒是有些不知所措，在无钱无粮的情况下，能厉行禁海的唯一倚仗就是沿海的兵马，但此时绿营与八旗貌合神离，各省多有大规模反叛的情况下，满清朝廷已经信心不足。
五月末，北京的福临终于下定了决心，迁界禁海，首先便是笼络沿海的绿营官兵，为其在内陆安排新的汛地，以免威胁其根本利益，在这基础上，绿营的态度逐渐松动，剑拔弩张的局势缓和，绿营家属成为第一批迁界的百姓，让沿海千万绅民真正认识到，迁界禁海已成事实，但绅民仍在观望，特别是沿海的士绅，他们在观望安置和保障了绿营的朝廷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有些人甚至准备好了讨价还价，但最终，满清朝廷让他们彻底失望，朝廷没有资源来保证他们的利益，北京的满洲亲贵们也不在乎这些奴才的利益。
几乎在同一时间，沿海五省的迁界禁海接连展开，八旗与外省绿营兵骑马量地，确定二十里到五十里的界线，插旗立桩，告曰三日迁徙，不从者斩！
这般铁血无情的暴政让沿海绅民颇为不解，百姓尚且不说，他们观望本地士绅而行，士绅却是万分不解，前段时日沿海满天飞的报纸上宣传迁界暴政，上曰三日迁徙，不从则斩，无论草民士绅，一同视之，士绅们还以为是合众国在造谣，抹黑大清朝廷，却不曾想，事实比报纸上所说还要残酷。
在沿海五省，除却辽东之外，四省之地到处都掀起了杀戮，时间一到，清军杀至，凡在界外者一律斩杀，丝毫不留情面，清军在界外杀人放火，抢掠民财，界外百姓只得三日期限，满清朝廷不给银钱米粮安置，百姓只得背起米粮锅具，携妻带子，逃往内地，避免被杀，眼见迁界真如报纸所言一般残酷，便是士绅也要尽弃田亩宅院和祖宗陵寝，当即便是惹出了大乱子，各地造反纷纷涌荡。
界外之民，迁延者被杀、逃离者被杀，携有重宝者亦被杀，而惧怕清军而顺意迁徙者，飘零日久养无生计，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内地城市，多兴人市，斗米一子，百钱易女，豪族商民不损锱铢便可得全家为奴，为求生计，丁壮为奴，女子为婢，老弱辗转流离，不得活路，或倒毙路边，或投尸河中。有司官衙视为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宗族视之为泥沙，全无周全之谊，不甘为奴就死者挺身为盗，聚拢反抗，而失地失亲之士绅亦参与其中，组织斡旋，豪强一方。
自古封建王朝最惧怕的并非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起义军往往组织能力低下内斗不断，可以轻易被剿灭，封建王朝最惧怕的是士绅地主造反，这些人不缺资源也不缺知识，在其家乡声望兴隆，往往一呼百应，雄霸一方。
而对于沿海士绅而言，当初投降满清是因为满清能为其提供安定的环境，纵然忍受剃发易服的屈辱，但面对实利诱惑和强兵威逼，仍然难以拒绝，但此番迁界禁海，完全是绝户计，空士绅田亩，毁地主宅院，子嗣宗族无以繁衍，祖宗陵寝不得安宁，已经惹得天怒人怨，而与之相对的合众国一方，虽然不再承认士绅阶层在政治、法律和税收等方面的特殊利益，却也不似从前那般斩尽杀绝，满清一方是破家灭族的死路，而中国一方是移民海外的活局，尚有民族大义可用，如何抉择，沿海士绅无需多想。
因此，北达辽东，南到福建，各省各地都有士绅乡老组织的造反起义，绅民组织百姓挺身为盗，结寨自守，联络海外，获得火器，囤积粮草，与绿营和八旗杀的难解难分，士绅一面组织反抗，一面与安全局联络，把自家财产家人转移外海岛屿据点，继而移民海外，纵然东南郑藩前来召唤，大部分仍然不理，一鼓作气，便是要移民海外，不往舟山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