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还是难以接受秦琅的这种说法，他认为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如果农民保不住土地，土地都集中到了地主豪强们手里，那百姓最终难免沦为地主豪强们任意宰割的鱼肉。
“田地在地主手里，就算朝廷可以出专法，制订一个佃租额，但豪强地主如果不把地出租给农人呢，他们要怎么活？”
秦琅对魏征这种想法有些不屑，他想的自然也有道理，可问题是现行的均田法下，朝廷都已经无地可均了，百姓本来也没有了多少田，以后的丁男更加分不到田了。不进行改革，那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
现在的制度下，许多无田可分的百姓，其实早就成了失地百姓，或者一家数口人，手里仅仅只有极少量的土地，靠那点土地根本养不活一家老小。朝廷虽然改革了税法，用不着再如以前那般没地、地少也要缴纳一整份的租庸调，但依然改变不了需要去佃租田地的事实。
而按现行制度，他们一旦去佃租田地，其实就已经变相的沦为了地主豪强们的部曲仆从了，在法律上，在人身自由上等等，都完全已经被地主们控制。
不仅佃租额上，地主们完全说了算，甚至还得承受大量沉重的佃租之外的负担，比如给地主勉强服役做事，每年要交各种各样的杂七杂派的东西或费用，比如要给地主砍柴割草等等。
而且这种佃租关系，很不稳定，地主是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的，法律也不保护，因为在法律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仆，是附庸关系。
“魏公，我们制订的专法里面，就是要出台详细条文，保护佃户的基本权益，比如说佃租田地，要先立契约，并在官府留档。不管是租官府的公田，还是地主的私田，都要立租佃契约，以保证租约，只要租约签定，则合约期内不能反悔，否则要赔付极高违约金。”
“租约里要注明租田亩数，租额，年限，一旦签约，不得反悔，且以五年为起租数，到期后佃户有优先租佃权，租额也必须在官府规定的数字内，更不许地主对佃户有其它索用等索取。”
“佃户在合约期内，还应当享有转租权，地主不得干涉，但转租也必须签订租佃契约，并在官府存档。”
不论主客户，朝廷两税法，只向田主征收地税、义仓粮、社仓粮等，且不论地主户籍在哪，田在哪便由当地州县征收所在地的田亩地税等。
而田地买卖，必须得到官府登记，并订立契约，且交纳契税之后才能生效，若非法买卖田地，要给予重罚。
同时，朝廷还要在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禁止地主抛荒田地。抛荒田地不租，一年内要罚款，一季一罚。
而两年不租抛荒者，朝廷要征收一笔田地价值十之一的空置税。
三年不出租且抛荒的地，朝廷可直接没收，收为官府公田，再租佃给百姓。
秦琅早有准备，堵住了许多漏洞，一众宰相都听的暗暗心惊，这个新法也太狠了，不过若是真能实现，倒似乎确实还不错的样子，尤其是配合两税法的话，那确实是绝配。
朝廷不再抑制兼并了，也不再均田授地了，朝廷现在的公田等，直接拿来租佃，而百姓手里已有的田地，不管是口分田还是永业田，通通都转化为私田。
地主豪强们只要有钱，只要不强买强卖，任你兼并买地，但以后买地得交起码五到十个点的契税，地买下来了也不会如以前那般的简单坐地收钱了。
你还得把地耕种，不能抛荒，否则荒一季就要罚重金，若罚一年两季，就罚的更狠，若荒两年，那就得狠狠出血，荒三年，完蛋了，地直接没收。
地主们不可能自己种地，只能是要么买奴隶建庄园，要么就是招租佃种，可朝廷又要立专法，对佃户种种保护，租约得按官府标准范本签，还得官府存档不说，租额等也得是在官府规定的范围内，不能说想要多高就多高。
一旦签约，起码五年起租，还不得随意毁约不租，佃户还有优先续租权，更别说，以往把佃户当部曲、奴仆的事再也不可能了，佃户跟地主只是租凭关系，不再是主仆关系。
地主若敢欺压佃户，不管是打骂还是杀伤，又或是奸淫，都得负完全责任，不会再有减免罪行的可能。
秦琅的种种设定，目的就一个，让地主们的地主剥削相对稳定，再就是佃户有经营土地的自由权，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地主管不着了，按租约收租就行。
佃农社会关系的提高，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实际上就是在加码打击地主豪强的势力。
甚至比起以往来，力度前所未有的狠。
以前官府主要是通过对田地购额、限购等，来控制地主豪们兼并田地，而现在秦琅反其道而行，鼓励地主豪强们多买田置地，反正你田再多，也不可能跟以前一样发展庄园奴隶部曲经济了。
以前是手里田地，那就会有许多百姓来依附，他们就几乎是地主们的奴仆了，他们得领先地主们吃饭生活，所以他们一呼百应，就算造反，部曲们都得舍命相拼。
可现在不同了，关系剥离开来，你买再多田，也只是个地主，不可能还能控制佃户。
房玄龄也终于听明白了秦琅的完整计划，确实很大气。
只不过这刀子确是向所有的贵族官僚地主豪强阶级挥去的，仅仅是解除人身依附关系这一条，就不知道要让他们损失多少了。
就连房玄龄自己，历城房家虽然说也只是一般的士族，可毕竟是士族，在地方上那也是妥妥的地主豪强了，更别说做为新朝新贵，房玄龄贵为首相，这几年家业也是迅速的膨胀，如今也是拥有田宅过过十万亩的大官僚地主了。
房家名下的部曲、佃户无数，如果这个新政一出，房家的损失确实非常之大，大到不怎么管家业，向来交给卢氏去打理的老房，都会一想就感觉牙疼肝颤。
但站在朝廷的角度上来说，旧有的国家基本土地制度，已经在崩溃边缘，这个时候更换上这个新的主客制度，确实能够大为改变局面，并完全适合将来的新形势的。
这种根本性的基本国策，重要性不用说。
可拿刀子割自己的肉，喂朝廷的嘴，一般人又有几个能做的到呢。
戴胄听了很动心，这位是实干派。
却是立即指出了秦琅新法里的一条漏洞，就是百姓手里的口分田，本来死后就要收缴回去的，如果就这样直接转为百姓私田，未免有些不妥，有损国家利益。
他提出一个补充方法，就是关于百姓现在手里分到的永业田，自然是直接承认他们的永业地位，但是对于口分田，则可补一个租约，租期可以给永租，就是口分田改为公租田，但能租到死，还能子孙继承。
当然，按秦琅所说的允许租约内佃户转租一条，那么拥有永租权的百姓，其实是可以把自己的租田，再转租出去的，只要手续齐全就行。
相比于之前秦琅所说的，把口分田全都直接转给百姓为永业，其实是只改成了租佃关系。
田地身份保留为官田，这些田朝廷以后也可以买卖，但买卖双方都得承认这个永租权，也就是地可以交易，可租佃权不能更改退租。相当于田骨和田皮分开了，所有权和租凭权分开。
官田出租是有好处的，因为租比税高，朝廷两税法下，按亩征税，实际上亩税粮三十分之一左右，就算加上摊丁入亩、义仓粮、社仓粮等，亩税其实也很低。而田租就算按四六收租，也起码是四成收益。
故此，朝廷保留官田在手，对外佃租其实是很划算的。
而对于百姓来说，永业跟租田当然有很大区别，但戴胄不直接把田给百姓为永业，也没错，毕竟朝廷本就是因为均田令推行不下去，没田可分才要改革的，所以何必又非要充大头把这些不多的口分田划为永业，这样明显也是对那些本就无地的百姓的不公，没必要再加剧这种不公。
国家以国主自居，把地租给百姓租种，收的是田租。而一旦朝廷困难的时候，还可以把地卖给百姓，直接拿一大笔钱。
而永租权的设置，又让这批特有的佃户的承租权不受损失。
地主们拥有田地所有权，佃户们拥有田地永租经营权，两权分离，田地买卖不破租佃权，田地可以成为一项纯粹的资产。
“诸位，贱民部曲，提升为良民客户，推倒均田制，不抑兼并，是彻底的解放土地政策，使朝廷和农民的利益都得到保障。”秦琅说完，便坐下了。
宰相们一个个若有所思。
秦琅都说的这么直白了，朝廷和农民的地位得到保障，那自然损失的就是地主豪强们的利益了。
而在座的诸位宰相，本身便是贵族官僚地主豪强们的代表。
“田地在地主手里，就算朝廷可以出专法，制订一个佃租额，但豪强地主如果不把地出租给农人呢，他们要怎么活？”
秦琅对魏征这种想法有些不屑，他想的自然也有道理，可问题是现行的均田法下，朝廷都已经无地可均了，百姓本来也没有了多少田，以后的丁男更加分不到田了。不进行改革，那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
现在的制度下，许多无田可分的百姓，其实早就成了失地百姓，或者一家数口人，手里仅仅只有极少量的土地，靠那点土地根本养不活一家老小。朝廷虽然改革了税法，用不着再如以前那般没地、地少也要缴纳一整份的租庸调，但依然改变不了需要去佃租田地的事实。
而按现行制度，他们一旦去佃租田地，其实就已经变相的沦为了地主豪强们的部曲仆从了，在法律上，在人身自由上等等，都完全已经被地主们控制。
不仅佃租额上，地主们完全说了算，甚至还得承受大量沉重的佃租之外的负担，比如给地主勉强服役做事，每年要交各种各样的杂七杂派的东西或费用，比如要给地主砍柴割草等等。
而且这种佃租关系，很不稳定，地主是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的，法律也不保护，因为在法律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仆，是附庸关系。
“魏公，我们制订的专法里面，就是要出台详细条文，保护佃户的基本权益，比如说佃租田地，要先立契约，并在官府留档。不管是租官府的公田，还是地主的私田，都要立租佃契约，以保证租约，只要租约签定，则合约期内不能反悔，否则要赔付极高违约金。”
“租约里要注明租田亩数，租额，年限，一旦签约，不得反悔，且以五年为起租数，到期后佃户有优先租佃权，租额也必须在官府规定的数字内，更不许地主对佃户有其它索用等索取。”
“佃户在合约期内，还应当享有转租权，地主不得干涉，但转租也必须签订租佃契约，并在官府存档。”
不论主客户，朝廷两税法，只向田主征收地税、义仓粮、社仓粮等，且不论地主户籍在哪，田在哪便由当地州县征收所在地的田亩地税等。
而田地买卖，必须得到官府登记，并订立契约，且交纳契税之后才能生效，若非法买卖田地，要给予重罚。
同时，朝廷还要在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禁止地主抛荒田地。抛荒田地不租，一年内要罚款，一季一罚。
而两年不租抛荒者，朝廷要征收一笔田地价值十之一的空置税。
三年不出租且抛荒的地，朝廷可直接没收，收为官府公田，再租佃给百姓。
秦琅早有准备，堵住了许多漏洞，一众宰相都听的暗暗心惊，这个新法也太狠了，不过若是真能实现，倒似乎确实还不错的样子，尤其是配合两税法的话，那确实是绝配。
朝廷不再抑制兼并了，也不再均田授地了，朝廷现在的公田等，直接拿来租佃，而百姓手里已有的田地，不管是口分田还是永业田，通通都转化为私田。
地主豪强们只要有钱，只要不强买强卖，任你兼并买地，但以后买地得交起码五到十个点的契税，地买下来了也不会如以前那般的简单坐地收钱了。
你还得把地耕种，不能抛荒，否则荒一季就要罚重金，若罚一年两季，就罚的更狠，若荒两年，那就得狠狠出血，荒三年，完蛋了，地直接没收。
地主们不可能自己种地，只能是要么买奴隶建庄园，要么就是招租佃种，可朝廷又要立专法，对佃户种种保护，租约得按官府标准范本签，还得官府存档不说，租额等也得是在官府规定的范围内，不能说想要多高就多高。
一旦签约，起码五年起租，还不得随意毁约不租，佃户还有优先续租权，更别说，以往把佃户当部曲、奴仆的事再也不可能了，佃户跟地主只是租凭关系，不再是主仆关系。
地主若敢欺压佃户，不管是打骂还是杀伤，又或是奸淫，都得负完全责任，不会再有减免罪行的可能。
秦琅的种种设定，目的就一个，让地主们的地主剥削相对稳定，再就是佃户有经营土地的自由权，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地主管不着了，按租约收租就行。
佃农社会关系的提高，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实际上就是在加码打击地主豪强的势力。
甚至比起以往来，力度前所未有的狠。
以前官府主要是通过对田地购额、限购等，来控制地主豪们兼并田地，而现在秦琅反其道而行，鼓励地主豪强们多买田置地，反正你田再多，也不可能跟以前一样发展庄园奴隶部曲经济了。
以前是手里田地，那就会有许多百姓来依附，他们就几乎是地主们的奴仆了，他们得领先地主们吃饭生活，所以他们一呼百应，就算造反，部曲们都得舍命相拼。
可现在不同了，关系剥离开来，你买再多田，也只是个地主，不可能还能控制佃户。
房玄龄也终于听明白了秦琅的完整计划，确实很大气。
只不过这刀子确是向所有的贵族官僚地主豪强阶级挥去的，仅仅是解除人身依附关系这一条，就不知道要让他们损失多少了。
就连房玄龄自己，历城房家虽然说也只是一般的士族，可毕竟是士族，在地方上那也是妥妥的地主豪强了，更别说做为新朝新贵，房玄龄贵为首相，这几年家业也是迅速的膨胀，如今也是拥有田宅过过十万亩的大官僚地主了。
房家名下的部曲、佃户无数，如果这个新政一出，房家的损失确实非常之大，大到不怎么管家业，向来交给卢氏去打理的老房，都会一想就感觉牙疼肝颤。
但站在朝廷的角度上来说，旧有的国家基本土地制度，已经在崩溃边缘，这个时候更换上这个新的主客制度，确实能够大为改变局面，并完全适合将来的新形势的。
这种根本性的基本国策，重要性不用说。
可拿刀子割自己的肉，喂朝廷的嘴，一般人又有几个能做的到呢。
戴胄听了很动心，这位是实干派。
却是立即指出了秦琅新法里的一条漏洞，就是百姓手里的口分田，本来死后就要收缴回去的，如果就这样直接转为百姓私田，未免有些不妥，有损国家利益。
他提出一个补充方法，就是关于百姓现在手里分到的永业田，自然是直接承认他们的永业地位，但是对于口分田，则可补一个租约，租期可以给永租，就是口分田改为公租田，但能租到死，还能子孙继承。
当然，按秦琅所说的允许租约内佃户转租一条，那么拥有永租权的百姓，其实是可以把自己的租田，再转租出去的，只要手续齐全就行。
相比于之前秦琅所说的，把口分田全都直接转给百姓为永业，其实是只改成了租佃关系。
田地身份保留为官田，这些田朝廷以后也可以买卖，但买卖双方都得承认这个永租权，也就是地可以交易，可租佃权不能更改退租。相当于田骨和田皮分开了，所有权和租凭权分开。
官田出租是有好处的，因为租比税高，朝廷两税法下，按亩征税，实际上亩税粮三十分之一左右，就算加上摊丁入亩、义仓粮、社仓粮等，亩税其实也很低。而田租就算按四六收租，也起码是四成收益。
故此，朝廷保留官田在手，对外佃租其实是很划算的。
而对于百姓来说，永业跟租田当然有很大区别，但戴胄不直接把田给百姓为永业，也没错，毕竟朝廷本就是因为均田令推行不下去，没田可分才要改革的，所以何必又非要充大头把这些不多的口分田划为永业，这样明显也是对那些本就无地的百姓的不公，没必要再加剧这种不公。
国家以国主自居，把地租给百姓租种，收的是田租。而一旦朝廷困难的时候，还可以把地卖给百姓，直接拿一大笔钱。
而永租权的设置，又让这批特有的佃户的承租权不受损失。
地主们拥有田地所有权，佃户们拥有田地永租经营权，两权分离，田地买卖不破租佃权，田地可以成为一项纯粹的资产。
“诸位，贱民部曲，提升为良民客户，推倒均田制，不抑兼并，是彻底的解放土地政策，使朝廷和农民的利益都得到保障。”秦琅说完，便坐下了。
宰相们一个个若有所思。
秦琅都说的这么直白了，朝廷和农民的地位得到保障，那自然损失的就是地主豪强们的利益了。
而在座的诸位宰相，本身便是贵族官僚地主豪强们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