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学术
为了对李茅解释我与他争论的是否科学的论点，我写了一篇心得，抄录如下：
在北大图书馆，这个包罗万象的地方，我有机会看到各类所谓学术著作。在浏览了解之后，我对所谓的学术有一些粗浅的看法。
王国维，号称近代国学大师，死于自杀。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所崇拜的传统文化的消亡，而是自己珍视的最宝贵的才华，在社会生活中却完全被人忽视，连原先以为尊敬自己的亲家都因为穷而看不起他。其实，对读书人来说，社会处境的窘迫是一直存在的，但如果，不能像庄子、陶渊明那样通达，还存在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想，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按经济学说，越是学术研究深入，其涉及的影响范围就越小，市场价值也就越小。按社会学，爱人范围的狭窄，导致不见经传的结果，是大概率事件。
我看见借阅西方人文社科著作的人很多，仿佛成了今天中国的显学。但在我看来，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当时的古人就已经把人类思想的方式、社会运行的设想，大多数都进行了探索或思想实验。看维根斯坦时，我依稀看到公孙龙的影子；看庄子时，我听到西方哲学家似乎都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中华文明，真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但是所有思想，如果不能变成物质或制度的力量，它都只是所谓的可能性，而探索如此多可能性的学术，大多数都难逃被冷落的境地。佛教的推广需要转轮圣王，儒家的兴盛也在于形成了社会制度。那么，西学成为显学，也主要是因为它在近代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
那么，工业革命的产生，是否也与西方近代的思想发展或人文特点有关呢？也许有关联：逻辑。能被证伪的可靠的思维推理，让实践行为有了探索的工具。也许还与打倒上帝有关。尼采说：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恰恰是上帝死了，所有其它可能性才开始产生。思维无禁区，发明就没阻碍了。其实，回头看中国的情形，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思想范围和方式就越来越缩小了。以致于程朱理学，企图以凭空的假设来建立一套包罗万象的法则，比物理学中企图建立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场理论还可笑。
看看红楼梦中对人的本质的描述，以作者如此高妙的学术修养和绝顶聪慧，也难逃程朱的窠臼。
在大量阅读西方经典和诸子百家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两者的思维方式及立足源头根本难以在学术上兼容。易经，也许有人拿它与矛盾学说来联系，也许有人拿它与数学二进制来联系，但无论怎么联系，它与西方哲学都是无法互融的，最多可以说有点启发。因为，西方哲学是解析性的，易经是整体性的。这也许与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导致的思维模式根本不同有关，硬把这两套在一个套子里，根本不可能。
如果说，这两套学术有联系，那就只可能有根本联系：实践。许多人还在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可以肯定地说：中医不是科学。因为它根本不符合西方对科学的定义。很多专家在这个问题上打嘴仗，是可笑的。但你要问中医有没有用，这是个好问题！中医肯定有用，现实中对疾病有效，历史上，如果没有中医，中华民族还能延续吗？
对此，我要反驳李茅的话：这不科学啊。不科学不一定是错的，不科学不一定无用。
呵呵，易经也这样。
中国传统中，还有一些不太出名的学问，它不太能够用科学来说明，但它曾经有用。比如，王阳明的心学。
怎样才是对待学术的正确态度呢？实践。
李叔同，一个深受西方文化训练的音乐家、戏剧家，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疑问时，没有简单地用“这不科学”来回避，他运用了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实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就对了。在对流传中国佛家、道家几千年的辟谷时，他以巨大的探索精神和宁为道死的勇气，拿自己的身体进行实践。
也许，中华文化最精华的一句话就是：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
他按传统的方法进行了21天的辟谷实践，第一周减食减水，第二周绝食绝水，第三周渐次恢复。他发现，自己身体的机能和大脑的思维，不仅没有因断食而衰退，反而变得异常清醒而灵敏。“这不科学啊？”是的，不太用科学解释得清楚。热量收入少而支出多，体重没有明显减轻，那么，能量从哪里来？
从静坐而来？真有食气之说？从太阳而来？他却闭门不出。
他不说，因为，他是老实人，不解释自己没明白的事。但他的《断食日记》却实在地摆在你面前。他是故意撒谎吗？动机呢？他是故弄玄虚吗？先例呢？
抛弃世间的荣华，抛弃如日中天的名声，抛弃深爱自己的妻子，抛弃精心培养的学生，他出家了。为什么呢？
最大可能性，是他发现了生命价值某种最大的可能性，他想去试试，亲自实践。走得如此绝决，没给学生一句告别，没给妻子一个理由，日本妻子到来时，他留下一枝钢笔，算是对世间学术的告别。
那么，他实践出成果了吗？佛教界给他的成就以很高的评价，对此，我不知其所指。以其严谨的戒行和不倦的弘法热情，证明了他庄严的实践态度。其临终前，手书四字“悲欣交集”，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了，他是有所得并有收获的。也就是说，他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是有用的。
真正的学术，不是证明一理论是否科学，而是要实践其是否有用。
反观周易，我对其的学习和实践，证明其预测功能超过了普通随机概率，这也算是有用。但为什么不是那么准确呢？
在基础理论上，中国古代率先产生了实践的思想。也就是说，首先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与天地相同的地步。周灭商后，中原文化就把鬼神崇拜改为了祖先崇拜，也就是说，主要崇拜人的实践历史。反映在周易古卜筮法上，天地人三才是并列的。天代表神灵或命运，地代表环境或条件，人是改变命运的主动者。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指顺应。道是不可知的，但可以模仿，这也是法。所以，中国文字是象形的，周易卦象是模拟的。
正因为人的实践的巨大的作用，所以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影响天命。要说我算不精确，是因为天命难测，也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宿命论的结论，因为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正因为可以改变，所以，无法精确算准，正因为天命不可违，则可模拟出趋势。
现代科学建立在数学之上，易经自河图洛书后，也利用了数学的模型。但数学也只是在对世界的模拟，而不是精确描述。比如，你在写1+1时，世界上有两个相同的1吗？1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况且，数学到了一定程度，不也类似于哲学吗？
你认为刚体力学或流体力学谁更接近现实的普遍状况，这还是在宏观上说，要是在微观上说，是热力学还是核物理学的描述更符合普遍状况呢？
也许，科学需要在逻辑上自洽并与现实相符，那么，如果逻辑自洽与现实发生矛盾呢？
要么尊重现实，要么否定逻辑？不对，这只能说明科学的局限性。既然科学在范围和方式上有局限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否定“不科学”呢。
从最大尺度来说，宇宙是混沌的；从最小尺度来说，量子世界也是混沌的。但不是不可知的，因为它是可以模拟的。模拟的工具也许会在科学中产生，也许像太极图那样，如阴阳鱼似的旋转，都是有可能的。
在量子世界中，速度与位置的测定不可兼得，在周易的预测中，趋势和精确需要取舍。
构成每个人的命运，除了与天道运行有关，与地道环境有关，还与每个人的行为有关，而每个人的行为却是最难预测的，因为行为由心控制，人心难测，故周易只算趋势，往往牺牲了精确。
从认识论角度说，包括科学理论、学术观点，都是现实世界在人脑的产物，你脑中有个模拟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数字的世界。
但，数字是没有用的吗？错。周易的算卦，用五十五根蓍草，先一根置顶，象征天命难测，而其余之分，皆在人心。但为什么是五十五要呢？而不是五十六或三十七根？数量的规定性是精确的吗？我不知道。利用时间表起卦，也利用了大量的数学运算，这种运算与模拟命运有什么关联吗？我也不知道。卦辞中，断语中，大量关于数字的预测，根据何来？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宇宙中肯定有某些节点有其数学的规定性，这才是个大学问。
所以，我们认识一个学术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其中否“科学”，而在于其是否有用。可供重复利用的、被多次实践证实的（至少证实正确次数多于数学平均概率），都是有价值的。
有用的东西不一定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自洽，因为没找到联系的方式。比如，范进中兴疯了，胡屠户一巴掌打醒，并不能证明，疯子可以用打巴掌来治疗，联系两者的是他们的心理位置，巴掌只是个媒介。
你也许认为周易只是个媒介，但只要它有用，就不妨一试，不妨一学。但也绝不允许有点效果就夸夸其谈，犯了许多学术家的毛病。
这是对的，不说过头话。就像你对然然，只要她没有说爱你，你就不要以为是在谈恋爱。
以上。
为了对李茅解释我与他争论的是否科学的论点，我写了一篇心得，抄录如下：
在北大图书馆，这个包罗万象的地方，我有机会看到各类所谓学术著作。在浏览了解之后，我对所谓的学术有一些粗浅的看法。
王国维，号称近代国学大师，死于自杀。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所崇拜的传统文化的消亡，而是自己珍视的最宝贵的才华，在社会生活中却完全被人忽视，连原先以为尊敬自己的亲家都因为穷而看不起他。其实，对读书人来说，社会处境的窘迫是一直存在的，但如果，不能像庄子、陶渊明那样通达，还存在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想，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按经济学说，越是学术研究深入，其涉及的影响范围就越小，市场价值也就越小。按社会学，爱人范围的狭窄，导致不见经传的结果，是大概率事件。
我看见借阅西方人文社科著作的人很多，仿佛成了今天中国的显学。但在我看来，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当时的古人就已经把人类思想的方式、社会运行的设想，大多数都进行了探索或思想实验。看维根斯坦时，我依稀看到公孙龙的影子；看庄子时，我听到西方哲学家似乎都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中华文明，真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但是所有思想，如果不能变成物质或制度的力量，它都只是所谓的可能性，而探索如此多可能性的学术，大多数都难逃被冷落的境地。佛教的推广需要转轮圣王，儒家的兴盛也在于形成了社会制度。那么，西学成为显学，也主要是因为它在近代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
那么，工业革命的产生，是否也与西方近代的思想发展或人文特点有关呢？也许有关联：逻辑。能被证伪的可靠的思维推理，让实践行为有了探索的工具。也许还与打倒上帝有关。尼采说：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恰恰是上帝死了，所有其它可能性才开始产生。思维无禁区，发明就没阻碍了。其实，回头看中国的情形，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思想范围和方式就越来越缩小了。以致于程朱理学，企图以凭空的假设来建立一套包罗万象的法则，比物理学中企图建立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场理论还可笑。
看看红楼梦中对人的本质的描述，以作者如此高妙的学术修养和绝顶聪慧，也难逃程朱的窠臼。
在大量阅读西方经典和诸子百家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两者的思维方式及立足源头根本难以在学术上兼容。易经，也许有人拿它与矛盾学说来联系，也许有人拿它与数学二进制来联系，但无论怎么联系，它与西方哲学都是无法互融的，最多可以说有点启发。因为，西方哲学是解析性的，易经是整体性的。这也许与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导致的思维模式根本不同有关，硬把这两套在一个套子里，根本不可能。
如果说，这两套学术有联系，那就只可能有根本联系：实践。许多人还在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可以肯定地说：中医不是科学。因为它根本不符合西方对科学的定义。很多专家在这个问题上打嘴仗，是可笑的。但你要问中医有没有用，这是个好问题！中医肯定有用，现实中对疾病有效，历史上，如果没有中医，中华民族还能延续吗？
对此，我要反驳李茅的话：这不科学啊。不科学不一定是错的，不科学不一定无用。
呵呵，易经也这样。
中国传统中，还有一些不太出名的学问，它不太能够用科学来说明，但它曾经有用。比如，王阳明的心学。
怎样才是对待学术的正确态度呢？实践。
李叔同，一个深受西方文化训练的音乐家、戏剧家，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疑问时，没有简单地用“这不科学”来回避，他运用了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实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就对了。在对流传中国佛家、道家几千年的辟谷时，他以巨大的探索精神和宁为道死的勇气，拿自己的身体进行实践。
也许，中华文化最精华的一句话就是：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
他按传统的方法进行了21天的辟谷实践，第一周减食减水，第二周绝食绝水，第三周渐次恢复。他发现，自己身体的机能和大脑的思维，不仅没有因断食而衰退，反而变得异常清醒而灵敏。“这不科学啊？”是的，不太用科学解释得清楚。热量收入少而支出多，体重没有明显减轻，那么，能量从哪里来？
从静坐而来？真有食气之说？从太阳而来？他却闭门不出。
他不说，因为，他是老实人，不解释自己没明白的事。但他的《断食日记》却实在地摆在你面前。他是故意撒谎吗？动机呢？他是故弄玄虚吗？先例呢？
抛弃世间的荣华，抛弃如日中天的名声，抛弃深爱自己的妻子，抛弃精心培养的学生，他出家了。为什么呢？
最大可能性，是他发现了生命价值某种最大的可能性，他想去试试，亲自实践。走得如此绝决，没给学生一句告别，没给妻子一个理由，日本妻子到来时，他留下一枝钢笔，算是对世间学术的告别。
那么，他实践出成果了吗？佛教界给他的成就以很高的评价，对此，我不知其所指。以其严谨的戒行和不倦的弘法热情，证明了他庄严的实践态度。其临终前，手书四字“悲欣交集”，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了，他是有所得并有收获的。也就是说，他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是有用的。
真正的学术，不是证明一理论是否科学，而是要实践其是否有用。
反观周易，我对其的学习和实践，证明其预测功能超过了普通随机概率，这也算是有用。但为什么不是那么准确呢？
在基础理论上，中国古代率先产生了实践的思想。也就是说，首先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与天地相同的地步。周灭商后，中原文化就把鬼神崇拜改为了祖先崇拜，也就是说，主要崇拜人的实践历史。反映在周易古卜筮法上，天地人三才是并列的。天代表神灵或命运，地代表环境或条件，人是改变命运的主动者。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指顺应。道是不可知的，但可以模仿，这也是法。所以，中国文字是象形的，周易卦象是模拟的。
正因为人的实践的巨大的作用，所以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影响天命。要说我算不精确，是因为天命难测，也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宿命论的结论，因为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正因为可以改变，所以，无法精确算准，正因为天命不可违，则可模拟出趋势。
现代科学建立在数学之上，易经自河图洛书后，也利用了数学的模型。但数学也只是在对世界的模拟，而不是精确描述。比如，你在写1+1时，世界上有两个相同的1吗？1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况且，数学到了一定程度，不也类似于哲学吗？
你认为刚体力学或流体力学谁更接近现实的普遍状况，这还是在宏观上说，要是在微观上说，是热力学还是核物理学的描述更符合普遍状况呢？
也许，科学需要在逻辑上自洽并与现实相符，那么，如果逻辑自洽与现实发生矛盾呢？
要么尊重现实，要么否定逻辑？不对，这只能说明科学的局限性。既然科学在范围和方式上有局限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否定“不科学”呢。
从最大尺度来说，宇宙是混沌的；从最小尺度来说，量子世界也是混沌的。但不是不可知的，因为它是可以模拟的。模拟的工具也许会在科学中产生，也许像太极图那样，如阴阳鱼似的旋转，都是有可能的。
在量子世界中，速度与位置的测定不可兼得，在周易的预测中，趋势和精确需要取舍。
构成每个人的命运，除了与天道运行有关，与地道环境有关，还与每个人的行为有关，而每个人的行为却是最难预测的，因为行为由心控制，人心难测，故周易只算趋势，往往牺牲了精确。
从认识论角度说，包括科学理论、学术观点，都是现实世界在人脑的产物，你脑中有个模拟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数字的世界。
但，数字是没有用的吗？错。周易的算卦，用五十五根蓍草，先一根置顶，象征天命难测，而其余之分，皆在人心。但为什么是五十五要呢？而不是五十六或三十七根？数量的规定性是精确的吗？我不知道。利用时间表起卦，也利用了大量的数学运算，这种运算与模拟命运有什么关联吗？我也不知道。卦辞中，断语中，大量关于数字的预测，根据何来？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宇宙中肯定有某些节点有其数学的规定性，这才是个大学问。
所以，我们认识一个学术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其中否“科学”，而在于其是否有用。可供重复利用的、被多次实践证实的（至少证实正确次数多于数学平均概率），都是有价值的。
有用的东西不一定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自洽，因为没找到联系的方式。比如，范进中兴疯了，胡屠户一巴掌打醒，并不能证明，疯子可以用打巴掌来治疗，联系两者的是他们的心理位置，巴掌只是个媒介。
你也许认为周易只是个媒介，但只要它有用，就不妨一试，不妨一学。但也绝不允许有点效果就夸夸其谈，犯了许多学术家的毛病。
这是对的，不说过头话。就像你对然然，只要她没有说爱你，你就不要以为是在谈恋爱。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