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二牛离开的方式,比较费周折。但我的日常生活,却平静如水。
    在近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显得无事可干。对于一个拥有潜在英雄情结的人来说,平庸最是折磨人。妍子从一个略显刁钻的小太妹,已然变成了一个偶尔调皮的孕妇。我从一个不管是崇高还是卑鄙的孤独者,变成了一个貌似富有且平庸的所谓人生赢家。家庭的日常是慢刀子杀人,无法平复这因长久漂泊而不确定的心。
    我有时反思自己,我究竟是因为不确定的漂泊养成了我对平静生活的难以容忍,还是因为自己就是喜欢这种生活的不确定性。
    我时常想起那次戛然而止的旅行,在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尤其是回望终南山顶时那充满神性的霞光,那个吹口琴的中年女性的神秘和淡定。我也时常想起敦煌沙洲那孤独的老刘的坚守,为了并不存在的想象中的家庭。我想起那次在乌鲁木齐的突然分别,以及分别后各种命运的不可预测性。
    当大量的突然事件堆积在一个事件中时,你总有种冲动,想寻找其中的必然性。我是学过周易的,我知道宇宙肯定在按某种规律运行。尽管如今生活安定、富足、闲适,但不可能抹杀我对命运规律的好奇心。
    我有时在想,自己预测的水平如果量化后,以70%来计算,那么董先生就是90%了,但是,他也没能参透人生。从他的结果来看,他仿佛有某种预知,但仍然阻止不了不幸的发生。我想起了马克思的墓志铭:哲学家们在努力地解释世界,但关键是改变世界。我不能,董先生也不能。
    有时,我在露台喝茶,假装享受这种平静。仿佛披上坚固的铠甲,可以安全地渡过余生。我知道这是个假象,但暂时陶醉于此,貌似可以安定此心。
    这个心却是如此难以安定,一个梦或者一个偶尔的走神,就会让你知道,假的东西是不堪一击的,情绪的漏洞,充满了我的全身。
    这天,照例我的生活规律。上午到厂子转转,没什么事,中午回家吃饭,午觉后,妍子和我说几句话就下楼了,我一个人在露台上喝茶。
    茶是妍子泡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躺椅的角度是我自己调好的,是我喜欢的高度;台子上的花草也是自己挑选并亲自摆放上去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都是那么固定。甚至无法容忍某片兰草的叶子,叶尖变黄;甚至要剔除杯子中的某片茶叶,它没有表现出一旗一枪。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不是要求完美,而是习惯洁癖,或者说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买了全套的二十四史,如果你要问它有多少的话,我告诉你,它刚好句占满我那一面墙的书架。我有钱,且识字,所以,我假装是个高端的专业的有情怀的有追求的文化人。笑话,我不是文化人还有谁是文化人,我学过易经。
    但这些都哄不了我自己,与其说是我在装给别人看,不如说是装给自己看。我在以文化人包装给自己的生命赋能,我尝到了一种滋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有人说虚伪是人类的本质,我并不这么看。但是粉饰是每个人都有的习惯。人们喜欢给任何事情赋予某种并不存在的意义,最喜欢粉饰纯粹的生理过程:歌颂情欲并升华其为基本的人类感情,把它叫做爱情。
    我想起在部队的一个事。当时我们中队要申报先进中队,兹事体大,指导员组织写手编材料,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因为我是大学生。在统稿时,指导员发表了重要讲话:文章要分三部分,一头一尾叫戴帽穿靴,中间讲故事。戴帽必须赋予伟大意义,表示动机不凡。穿靴必须提示伟大启迪,响应开头伟大意义,表示效果良好。中间的故事,必须插入人情,以巧以怪取胜。如果故事本身平淡,就加入思想过程、心理过程,此事不怕没根据,你想的什么,自己也找不出原因。我当时听了,如沐春风,指导员不愧是西安政治学院毕业,他透析了官样文章的精髓,他也看穿了领导们不甘寂寞的内心。
    如果现实实在太平凡,那你就看书吧。这么多不甘平庸的灵魂,就是写书的才子们,本来手无缚鸡之力,却表现出一番指点江山的样子。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很讲究,是吧?自己跟自己扯蛋,自己跟自己较劲。
    我倒不理他们那一套。经,我很少读,费脑壳。史,我天天看,看故事。
    我也不是整本地依顺序读,太费事。我乱抽,跳着看,床头如果是明史,书桌上也许是汉书,茶几上偶尔也摆一本宋史,随意打乱时间顺序的好处是:你仿佛觉得自己在改造历史,有一种江山尽在把握的假象。
    一个未经系统训练的爱好者,在专业领域要想出点新意,必须搞些旁门左道的东西。比如我,就貌似在发现奇怪规律的过程中,自嗨了一把。比如看明史,我就发现相似形。相似形这个概念来自于几何学,但在历史中,我也找到一些看似对应的证据。
    我在明史中,找到一对相似的叔侄关系。比如朱棣与朱允文,这是叔叔打败了侄儿。后来的朱高煦与朱瞻基,这是侄儿打败了叔叔。两个相似的关系产生相反的结果,时邪?势邪?
    我在清史稿中,找到一对相似的太后与皇帝的关系。孝庄太后与顺治帝,是大清一统中国的开始;隆裕太后与宣统帝,则是大清结束统治的终点。
    还可以找很多这些东西,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或者仅仅是趣味,仅仅是满足书生对历史的偷窥欲?
    更要命的是,自己偷着乐并不过瘾,还得与人交流才有趣味,我突然想到了小池。这一想不要紧,尽管妍子就在我身边,我也经常想起小池,妍子也看不出来。我把无耻当成习惯,并偶尔享受这种走神。
    这是危险的,它会增加我的痛苦。我明白,但不是忍不住想。我想控制自己的思想,但总是控制不住。
    我想,有一天,当我孤独无依时,我会写小说赚钱。题目都想好了:在因孕禁欲的日子。肯定大卖,因为题目勾人。一个欲就勾引人心,况且,有过这样经历的男人,是大多数,消费市场的基数大啊。
    为什么想到这个题目呢?因为它产生了我生理上实在的困扰。一个强壮的男人,在刚结婚后尝到并习惯了肉体的欢乐,结果因老婆怀孕而中断习惯了的快乐,是多么折磨人!
    妍子并没注意到这些,她的主要精力在集中在她的肚子里,她不愿意分出一部分精神来研究我的身体和眼神。当然,此时我更应该关注她,这才是合格的丈夫、合格的准父亲。但是,身体是不撒谎的,欲望逼迫的痛苦几乎天天发生。
    改变痛苦的方法至少有两个:转移法、覆盖法。将一件事的关注点移到另一件事上,叫转移法。将小的痛苦隐藏在一个更大的事情之中,叫覆盖法。
    转移法的问题在于,你有可能将一种痛苦转移到另一种痛苦之中,比如,为了逃避爱情失败的痛苦,去赌博,结果倾家荡产。覆盖法更难实施,关键是,你得有一件更大的事情。
    根据我听到的戒毒所民警的叙述,许多人初次吸毒,是转移法失败的产物。比如失恋后提神,平庸时提劲,甚至是为了给自己的兄弟表演义气干云。
    覆盖法实施的难度是客观的,一般人找不到更大的事情来覆盖现实。但你可以制造出一个大事件,或者说你自以为是的大事件。为艺术献身?到珠峰登顶?这些都有难度。那么,你可以学学唐吉诃德,给自己傻不拉叽的行为赋能,当武士杀向大风车,也不是不行,也有可能有粉丝,桑丘就是你的人。
    但是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自嗨。
    我想起自己高中时的一段经历。那个时候,我的同桌是个女生,她估计也没那么崇拜我,虽然在那种班上我成绩最好。但经常抄我的作业,问我的问题,给我一个假象,我把她当自己人。谁知,她有一天,与班上另外一个男生好上了。我知道后,没有所谓失恋的感觉,因为我既没有跟她恋爱的动机,也没有跟她恋爱的事实。但我确实有一种挫败感,一个貌似崇拜自己人,居然爱上了另一个我看不起的男生。为表示自己的满不在乎,我转移。我开始搞一些貌似高深的东西,让她看不懂。在这种貌似高深的沉浸中,让她觉得,我并不在乎她,以及她与那个男生的感情。这是自欺欺人,貌似自嗨。我采取的什么办法呢?我自学简谱,并通过唱谱来学习外国歌曲。那个有简谱的外国歌曲书有点破烂,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更显得高深。
    现在想起来好笑,当年我以为高深的东西,在今天,在小池甚至妍子这些城里人看来,是多么的简陋。她们早就用五线谱弹钢琴或者拉小提琴时,我在唱简谱。所谓的高深的外国歌曲,只不过是前苏联的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土得掉渣。但是,在当年我就读的那个乡镇高中,这样简陋的东西,确实可以唬人,甚至把成绩最好的我,也唬住了,我仿佛在干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
    整个下午,在露台上看史,有时产生冲动:拍遍栏杆,无人会得。我知道,我缺乏交流对象,缺乏知音。我想起了二娃,你在哪里呢?你如果看到我这傻不拉叽的样子,该调侃我了吧?你如果看到我这装腔作势的样子,该讥笑我了吧?你如果看到我这浮夸自大的样子,该打击我了吧?
    你也许有大学的同学,也许有一个知识丰富的老婆。你读的是一本,也许根本不缺乏知音,你没有寻找我的动力了吗?我就在你的生命里无足轻重了吗?
    不会的,我占满了你的童年和少年,就在某个永不遗忘的角落,占据着你的心。
    我得出了好多搞笑的结论,不仅可以自娱,也可供娱人。但我能娱乐谁呢?小池,你要是在就好了。你知不知道,我在史书中找到了好多笑话;你知不知道,我在读书时偶尔闪烁你的身影。其实,你的身体在我印象中已经模糊,但怎么能够忘掉,我们争论时,你那挑衅的生动的大大的眼睛?
    “老公,快来摸摸,你家小庄又在踢我了!”
    妍子的一声夸张的惊呼,把我又拉回到现实。不管你思考有多么遥远,她总会把你拉到身边,形式必须走,还得发出惊叹的啧啧声。
    抚摸、聆听、感叹、安慰,流程走完,她心满意足地离开,我又拿起书来。
    思绪一旦被打乱,重组起来十分困难。算了,乱翻,期待新的发现。
    抽出一本唐史,我有一个发现,这是一个道德约束最为松驰、宗教信仰极其混乱的年代,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最为开放的年代。唐朝的强大是不是与之有关呢?不一定,比如汉朝,是一个道德约束严谨的年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从汉朝最伟大时代代汉武帝时代开始的。可见,伟大强盛与意识形态关系不是严格的正相关。那么,唐代为什么会在意识形态上有如此丰富复杂的表现呢?
    比如,它的男女关系就很混乱。杜甫的《丽人行》就是明证,美女们丰乳肥臀、坦胸露背地招摇过市,已成长安一景,这是民间就可以看到的。在宫廷生活中,杨贵妃把自己的姐姐们介绍给皇帝作情妇,不仅本人一点也不争风吃醋,而且皇帝还公开加封,更独特的是,这种公开的情人关系,居然没给名份,毫不掩饰。她们不是妃子,就是公开的情人,所谓虢国夫人,究竟是谁的夫人?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皇帝纵情,贵妃也过界。当时安禄山因为舞跳得好,杨贵妃要收他当干儿子,让宫女把全身赤裸的胖子安禄山用布包抬进宫时,所有宫女及贵妃毫不避讳,皇帝还哈哈大笑。安禄山与杨贵妃在床上打牌,皇帝还帮助算筹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想想那个画面,所有中国人都想像不到吧?
    这里也有一个相似形。武则天与杨贵妃是相似形。武则天本是唐太宗的才人,应该是唐高宗的母辈,但她后来通过出家,洗白身份,辈份归零,后来正式嫁给唐高宗,最后干脆恢复母系氏族的神话,自己成了皇帝。还别说,她这个皇帝还成就了大唐盛世。杨贵妃本来是寿王的妃子,唐玄宗应该是她的父辈,也是通过出家,洗白身份,正式成了原本应该叫父亲的女人。但结局不一样,唐朝从此走入了一个衰落的通道。
    结论:不能以普通人道德来评价一个帝王。
    帝王是个孤独的职业,他的好坏只能以治理国家的效果来评价。比如曹操,好色出了名,打败敌军,首先抢来敌首漂亮的夫人,先睡一晚再说。要说继承他王位的曹丕,这点也继承得好,对敌军夫人下手比父亲还快,搞得曹植暗恋不成,写个《洛神赋》来安慰心情。那对男女道德不地道的父子,却是成功的帝王。南唐后主李煜,表面上与两位夫人爱情深厚,结局怎么样呢?害夫人受辱,自己也死于非命。
    我在思考的是,唐朝为什么如此不重视私人道德?难道是因为他们皇室的血统吗?也许吧。他们的血统既有汉族的也有鲜卑的,本来就不讲正宗。我们知道,少数民族的男女关系是另一套系统,他们也许不忠于家庭,他们也许更忠于爱情,有点乱来的基因吧。虽然也有人企图把他们李姓与春秋时代著名的老子联系起来,但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说服人的证据。老子是西出函谷关,肯定是到过李渊祖上的发迹之地甘肃,但有什么证据证明老子在那里结了婚,生了子?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这个李与老子那个李有血缘关系?鉴于证据的缺乏,说服力不强,这种牵扯也就不了了之,朝廷也并不把它当回事。但这种联系促进了一个副产品的产生:道教的兴盛。既然你朝廷要扯上与老子的关系,老子又是道教的太上老君,那么,道教也就堂而皇之起来。顺便说一下,《推背图》就产生于那个时代,跨越上千年,现在在我手上。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袁天罡、李淳风,不用介绍宗教信仰一栏,只看他们的名字,你就知道是道教的。
    还有一个事情不得不说,李白也是道教的崇拜者,李白的诗歌描写了大量的道教神仙,他自己也以道家身份出来,把他叫诗仙是准确的,因为从宗教信仰来说,道教就是修仙。
    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佛教又来了,它为什么在唐代兴盛呢?一句话说不清楚,可能与玄奘有关,这不得不涉及个人魅力问题,他的光辉太闪耀、他的事迹太传奇,以狂热程度来说,长期占据唐朝百姓娱乐榜头条,粉丝众多,包括皇帝。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个事实,唐代也是中国佛教出祖师最多的朝代,五祖六祖,何等伟人!禅门兴盛、宗风大振。就连科学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僧人,真实职业是和尚,天文学只不过是业余爱好,这个在天文学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人物,还发明了算命的经典《一掌经》,算是在易经之外,开辟了另一条经典的算命道路,你能说他不是顶级天才。但这样的伟大人才干出的伟大事业,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真正重心,在于佛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让我们想像一下,或许有人把它叫意淫。一个优秀的大学哲学泰斗,成了中科院物理学家,周末还到国家交响乐园拉首席小提琴,偶尔自研中药,治好了情人和自己的癌症。
    好一个乱字,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唐朝社交圈的大神众多,怀素就是其中之一,一个顶级品酒师兼和尚,写得一手好字,在酒场撒泼打滚,众人都说这是高雅,这是个什么讲究?他写出的瘦金体,让一千年后又一个伟大的人发扬继承,这人叫毛润之。他们也写诗,别人认为特别好,对他们自己而言,也许不过是为了发泄躁动的内心。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唐朝的都城中,有伊斯兰的场所、有拜火教的场所,反正,是个宗教,在唐朝都行。管你南腔北调、管你古今中外,都行。
    也许唐朝王室血统本来就不纯正,所以,对意识形态的正统性没有要求,也缺乏内在的动机。
    当然,在艺术方面更是如此。李龟年,著名音乐家,《霓裳羽衣曲》的执笔人。传说这个曲子是音乐发烧友唐玄宗在梦里听到的,这也许就是个传说。一方面,是为了出版的需要,在作者前面加上了皇帝的名字。这样的事现在也经常出现,一般有两个作者的学术论文,大多数第二作者才是真正的写作的人,第一作者用名声背书,便于推广出版。这样,也给唐玄宗搞到一个技术职称,音乐家。这也有雅贿的意思,现在也在这样搞。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更高端的合伙人。杨贵妃是舞蹈家,她本人跳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她肯定是个合格的舞蹈编导,她排出了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并且首演就在宫廷,这可不得了。皇帝作曲、贵妃跳舞,仅凭这,李龟年就名振江湖。证据很明显,杜甫就写过这首诗《江南逢李龟年》,估计当年杜甫的心态是这样的。当年李龟年在政府机构是明星大腕,杜甫只是小官一个、普通粉丝,现在在异地重逢,仿佛老友,这是待遇升级,骨灰级的了。所以,诗人不得不感慨一番,留下文字,以证明自己与大腕是朋友,当年在长安也不是白混的。
    你想想,有几个见过肥硕的贵妃的舞蹈?什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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