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觉得诗歌跟爱情一样，就是偶然发生的事情。那一瞬间，触了电，就有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灵感。诗是有神性的，正常人也有天才和疯子的闪现，那是遇上了爱情；文人如果冒出天才和疯子的情绪，就用诗歌记录情感。
但唐朝不一样，有许多的人把写诗当成职业，几乎每天都在创作或走在创作的路上。这是什么情况？排除粗制滥造的东西外，那些屡出精品的诗人，难道整天都处于疯疯颠颠的状态？这种人要么有巨大的破坏性被人消灭，要么被自己的敏感折磨到早死，是不可能以正常状态生存于世的。那么，只有另一种可能，这些人都是天才。或者降而求其次，平时是人才，但偶尔发些疯。要不然，无法解释全唐诗上万首，它们产生的来源。
偶然发生的诗歌产生了偶然出名的诗人，这不奇怪。张若虚，那个写《春江花月夜》的人，估计还有其他职业，写诗是业余爱好，偶尔发疯，写了这首千古绝唱，就成了一名伟大的诗人，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是正常的。
也有天才中发疯频率比较高的人，比如李白。他有可能是故意装疯，一是为了逼出自己的灵感，二是为了给自己的诗歌找出一个庸俗的理由，以适应大众给他的人设。他装疯的道具是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在唐朝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皇帝的艺术家气质，才有李白这种装疯的人的存在。那么，他为什么装疯呢？
透露一个小秘密，当代极极小众作家孙甘露说过：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能弄得一官半职，难免要舞文弄墨一番。
李白本来到长安求职，是要当官的，而且决心要当大官，以施展平生志愿。谁知道，皇帝不欣赏他的政治，只欣赏他的艺术，所以，就有点不得志，就爱喝点酒，有时装点疯，属于消极反抗、自找解脱的意思。这就像足球运动员，点球没踢进，假装脚抽筋；禁区搞假摔，回头怪裁判。
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就故意不配合。对小孩子来说这是撒娇，当然对伟大人物来说不敢这样侮辱，只能说李白有点小调皮。
我猜想，李白大概是这样估计的：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结果，他失策了，皇帝并没有给他糖，封他官。他当了几天京城娱乐明星后，就在宫廷过气了。也难怪，人家玄宗根本没把你当孩子看待，你乱折腾没用。李白这就尴尬了，喝酒这个道具不能丢，丢了就有欺君的嫌疑，又不能成为待业青年，于是就以写诗为职业了。喝酒继续，寻找发疯的感觉，为诗歌找点灵感，久而久之，喝酒成了习惯，这就是他在江湖上的logo，或者叫做差异化卖点。
李白的人生对他本人来说是失败的，但对我们后人来说又是成功的，一个职业诗人完成了他的初心，成仙，成了后人口中的“诗仙”。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在佛教中，这种境界，《愣严经》有记载：飞行仙。
杜甫显然不同，他更多的是正常人。不管从历史记载还是从诗歌自述中，没有他疯过的记录。他最疯狂的记录是这句：“漫卷诗书喜欲狂”，欲狂，也是没有真狂的意思。那么，他就是天才吗？也还不一定。他早年在长安，最多算个县处级干部，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的才能。早期也不因诗歌著名，没有出人头地。那时的杜甫，最多算个人才。你想想，按我的推理，如果不是疯子，那得是天才，才能以写诗为职业。所以，他的爆发是后期的事。
时代造就了他的天才，素材造就了他的诗歌。
一个有诗歌创作经验或者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奇怪的灵感写出奇怪的句子，那么得有奇怪的事实写出奇怪的故事，反正，不雷人，不成佳作。
杜甫就生长在这个奇怪的时代。他刚出道时，正值大唐盛世，虽然没享受过富贵，但也见证过荣华。他虽然官不大，但也算能够挤进娱乐粉丝圈，收集了够多明星的签名照片，甚至留下了电话号码或qq群。要说，经历是最好的老师，这不假。与高手混久了，自己也成了高手，这话极其适用于杜甫。他与李白见过面，并且进行过长谈，估计是小杜对酒席买的单，这也正常，顶级明星来吃饭，是给你面子。按今天的行情，你请明星喝酒，还得倒找他钱。当时还比较朴实，没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况且，当时杜甫也没多少钱。
前面说了李龟年等人，杜甫也是接触过的，这些艺术巨匠的风采和作派，自然转化了杜甫的气质，他早年在长安，得到了顶级的艺术熏染。
当然，素质是素质，效果是效果。能把才能变现，是你的幸运，是时代造就的。
他碰上了安史之乱，长安繁华散尽、朝廷人设崩塌，小杜随如蚁人群，挤入了逃难的大军。极度的贫困和漂泊，造成极度的痛苦，痛苦出诗人。
他的诗歌胜在素材。当时的社会巨大的变迁，就是他最好的素材，千载难逢，他成了千载难逢的诗人。他只需要忠实记录现状、忠实记录感情，就够了。他用诗记录历史，记录自己亲自体验过的巨大落差的人生，这就够了。
我们知道，对比是所有艺术最基本的表现手段，杜甫的人生就是巨大落差的对比，杜甫觉得时代在开玩笑，当时的人民活得就像一个笑话。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都和人的感情共鸣，这是什么人，圣人。所以叫他诗圣，这不夸张。
当时还有一些怪人，特别的不老实，也算是艺术夸张的奇葩，白居易就算是其中之一。
他本来是个高大上的人，他本来是个人生赢家。他年轻时就以“离离原上草”出名，出道就一炮而红。当官入门也快，他们那一批中进士的，他最年轻。踏马长安，题诗雁塔，这是多么风光的事。就好比四年一次的高考，记住，是四年才有一次，他是文科省状元，按年龄，他进入最顶级的少年班，未来不可限量。
事实证明，他后来确实也没让人失望，当到国务院副总理的级别。生活极其奢华，这也难怪，级别高了，待遇自然不同。他家养了著名的歌星（私人收藏）叫念奴，后来有文人见过这个美女，被其歌喉所震撼，写了念奴娇的歌词，成了著名的词牌名。他家还养了著名的西域舞蹈家（私人收藏，外国人，有没有绿卡不知道，当然办起来也不难，人家是副总理嘛）菩萨蛮，情况跟前面歌星一样，成了文人意淫的对象，著名词牌名。私养两大明星，是何等的嚣张！
当时有个副部级干部叫刘禹锡，就是写《陋室铭》那个，当时估计并没有好穷，毕竟副部级待遇也是很高的。写《陋室铭》时，估计是他受免职处分过后的事。他多次邀请白居易到自己家喝酒，白居易没去。这也好理解：第一，白居易，作为上级，事情繁忙，没空。第二，白居易家的饭菜好，估计刘禹锡家的伙食就那样，没兴趣。多次邀请未果，刘禹锡为了拉近领导关系，兵行险着，用了激将法这一招。成功就成功，不成功打算永远失败。他给白居易发短信：“户大嫌酒甜，才高笑小诗。”
啥意思？两层意思：第一，你白副总理是大户人家，估计嫌我副部长家的酒太甜了，不好喝，不愿意来。这得解释一下，唐朝人喝酒是酿造酒，那时中国还没发明蒸馏酒，度数比较低。再说通俗点，唐朝人喝的酒是今天的米酒，也就是四川人叫的甜酒，酒精度数越低，酒越甜。最高度数也许到达了今天黄酒的程度，不能用甜来形容了。只要是酒鬼，都明白度数越高越好的道理。甜酒来待客，肯定不如黄酒的档次高，当然档次越高越贵，刘禹锡估计买不起。第二，你白副总理是少年天才，嫌弃我小刘诗写得一般，没瞧上我。这两点说得比较严重，关系人品问题。
激将法成功，白居易来了，喝了酒，谈了诗，刘禹锡胜。
为什么说白居易怪呢？诗歌与人生太过背离。本来一个高大上的人，承担着振兴中华的重任，偏偏在诗歌中要表达普通百姓的日常，这恰恰是他最不熟悉的生活。如果有人要教训你：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我要跳起来打断你：白居易就不这样，他也很艺术。本来一个学问高深的天才，非要用最平实的语言，企图让自己的诗歌让老太太都听得懂。这就不对了，你的粉丝群本来在文人圈子，你非要扩大受众范围，渗透到家庭主妇大爷大妈，你这样搞，别的娱乐明星还吃不吃饭？
即便后来被贬为江州军分区司令员，也算是正师级干部，也不忘在路上找个歌女弹琵琶娱乐一下，写下个《琵琶行》，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致死都要娱乐的行为。
从他爱找歌女舞女的习惯来看，他应该是对爱情不太专一的人，他偏偏写个爱情长诗《长恨歌》，把玄宗乱伦的故事，硬生生写成了可歌可泣的爱情。
更怪的是他的晚年。这个纵情声色的人，到晚年得到了长寿，这不符合道德啊？不是说色是刮骨钢刀吗？怎么他活了这么久？他还成了一名优秀的佛教徒，号称乐天居士，关于他与禅师的对话，还进入了禅宗公案，够强大。难道他以前犯的错误就一笔勾销了？
结论：你不能够超越因果、游戏人生，在于你不够强大。
另一个怪人也是个少年天才，那就是王维。他的出道比白居易还轰动：状元。
这个状元的事业就跟白居易是相反数。他早年突然出名，然后如一颗流星，即在仕途沉没，始终得不到重用。所谓寄情山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假装解脱，也是自我安慰。别人到终南是为了扬名立万，他已经出名，是被迫到终南，因为不被重用。
他的文字水平奇高，能把一个简单的场景写得层次丰富、韵味绵长。从这点看来，唐朝科举考试，没有照顾关系，没有黑幕。单从文字功夫来看，王维肯定是状元。
但是，不要以为寄情山水就叫志存高远，如此优秀的人，要养家，四个孩子的负担，让他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写诗向显贵求官。所以，我说他的淡雅是装出来的，根本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但是他又是文坛上最为可贵的，或者说在唐代那个男女纵情的世界中，他是一颗真正的钟情的种子。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也许，这是我能找到的王维唯一的一首与爱情有关的诗，与实际滥情的白居易讴歌爱情不同，他几乎不写爱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段真正的爱情。
结论：艺术的制造者和欣赏者通病：缺啥才补啥。
他一生只有一个妻子，他最爱她，这个妻子为他生养了几个子女后英年早逝，他竟然再不娶妻。不要说他官小，官再小也是官；不要说他穷，他再穷也是状元。养个三妻四妾有困难，再娶一个妻子，毫无问题。但他就是不娶，对逝去的妻子，只是怀念。
之所以说他是白居易的相反数，那是他后来，官越做越大，钱越来越多，居然在关中最美的风景名胜区，修了一个辋川别墅，我怀疑，这不仅是今天别墅的祖宗，而且应该是最豪华的，占地面积据说超过今天一个大型公园。按当时文人参观后的文字记载，这真的是一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极其适合于谈恋爱。但他就是不娶，终老林间。
极高的地位、巨大的财富、显赫的名声，多大的诱惑，都动摇不了他不娶的决心，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一种二百五、杠到底的精神。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不要以为隐居山间是多么快乐的事，其实那生活犹如野人。不要以为食苹采薇是多么风雅的事，其实那是没有什么吃的。我想起一首民谣，说的是地踏菜，我们四川也叫它地木耳，像极了木耳，只不过长在山坡红砂石上，是属于真菌类，夏天一下大雨，它就疯长遍地，太阳晒一天，它就奄奄一息，干枯而不能食用。穷人粮食不够，采其充饥，不是什么风雅的事情。民谣这样说：“地踏菜，生雨中，一照山野郊远空。庄前阿公呼阿婆，毋须采得青满笼。还家饱食忘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
唐朝做隐士的，大多是在终南山积聚名气，入山是为了出山，直奔富贵而来，动机很不纯洁。
当然，唐朝诗人中，也有不把诗歌当事业的，纯属于玩票性质的人，这个人就是文坛领袖：韩愈。
他这个人在思想上最为保守，坚守汉代以来儒家的统治地位。在行为上最为敬业，始终把政治当成自己的主业。在文学上最为实用，提倡了古文运动。
他是一个坚硬的人，来源于他坚硬的人生。
早年的贫困，造就了他的勤奋以及强大的内心。卑微的出身，也造就了他严谨的性格。用今天的话来说：轴。他的成功是一步步努力克制自己坚持过来的，他的处事风格就是坚持。
我们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这个没有争议，连当时所有的才子们，也都服气。这样说来，他的文字功底肯定一流，要写花前月下，没问题，要写大江东去，没问题。反正，只要他想把任何东西写漂亮，那都不是事。但他偏不，他提倡了古文运动。他反对所有华丽的东西，推崇古朴实用。好像他与美有仇似的，这不正常啊。按理说，只有那些文字功夫不好的人，才对文字之美有羡慕嫉妒恨，他一个靠文字出名的人，怎么拿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开刀？
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是有理想的人。只有追求远大理想的人，才可能抛弃自己的利益。他是文字的既得利益者，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敢于为理想自杀的精神。
所谓古文运动，所反对的是文字的华丽，因为当时的文字也太华丽了，华而不实的东西充斥大街，他要整顿。他提倡什么？他提倡简洁，他认为，文字的最高境界，就是：准确。
文字是用来说事情的，多说无益。
轴吧？
更轴的事还在后面。皇帝要迎请佛祖舍利入宫，就是法门寺那个。这好理解，他是儒家的总代表，肯定不能让佛教占据政府的意识形态高地。但是，人家请舍利进宫是人家皇帝的家里事，你说说也就罢了，还敢批评皇帝，讲一通大道理，一点都不简洁。如果，你那奏章里写的是对的，那皇帝不就是被蒙了？皇帝要承认自己是傻子？你韩愈有才，但也不能不把皇帝当干部，贬了。直接贬到最偏远的潮州，马上就走，不给时间收拾行李。这就麻烦了，当时韩愈年龄太老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估计仕途至此为止、一生为之奋斗的儒家地位到此为止、生命也将到此为止了。
此时，发生了中国宗教史上最重要的一幕了。韩愈因拥护儒家地位、反对佛教而面临绝境，出来送他的是一个道家的人。这个人就是韩愈的侄孙：韩湘子。你猜得没错，就是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这个人，曾经在为韩祝寿时，当场表演魔术，变出一盆花来，据说每朵花上还有字。鲜花，冬天的长安，变出南方生长的鲜花。我们不用猜测那一定是神通，就是要从南方运来，也是不可能的。皇帝都做不到，谁能做到，那个时代，没有保温大棚种植技术，也没有空调。这一招，满座皆惊，韩愈估计也被震惊了，但他不表现出来，毕竟自己肩负着守护儒家的重任。
韩湘子来，韩愈是震惊的，这么快，他怎么知道来送我？他会算？他从哪里来？据说是遥远的地方，难道他会飞？也许真有神通吧，就是真有神通，我也不夸他，我还是要守护儒教。死到临头还嘴硬，轴不轴？
韩愈是会写诗的，而且写得超级好。但他不经常写，写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主要任务是写道德文章和当官，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品格，专业且严谨。
即便写诗，他也遵照孔子的老传统：诗言志。不在爱情、家庭、心思等小情调上做修饰，只为抒发情怀、感叹时势，搞得很严肃。
在这生死关头，保持严肃的表情，虽然知道可能死，但不能死得难看。虽然目前处境悲，但也不能在道家人物面前哭，尽管他是我侄孙，最亲近的家人。
开始他写了事，后来写的景虽然对仗工整、画面清晰，但总觉得缺乏人情味，你想想，这是对他家人写的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真没句废话，把当时的情景交代完了。但总觉得欠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死亡的威胁让他体会到亲情的珍贵，最后才说了一句勉强有人情味的话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
这里有两重含义，第一句，说明韩愈虽然没肯定侄孙的道家神通，但总算肯定了道家的预测能力，你那么远来肯定是故意的，也许你早就算谁了有这一天，在这半道上拦我。第二句，说明韩愈不管儒家与道家如何的不同，但也肯定了亲情的珍贵，这个有能力的侄孙是抱着满满的亲情扑面而来的，我也愿意把自己的骨灰交给他。
在唐史上，他是大人物，在作品中，他是正经人。但我总觉得，这首诗，才是他最人性的一面，最精彩的一章。他当时最痛苦，痛苦出诗人。这是符合规律的。
但唐朝不一样，有许多的人把写诗当成职业，几乎每天都在创作或走在创作的路上。这是什么情况？排除粗制滥造的东西外，那些屡出精品的诗人，难道整天都处于疯疯颠颠的状态？这种人要么有巨大的破坏性被人消灭，要么被自己的敏感折磨到早死，是不可能以正常状态生存于世的。那么，只有另一种可能，这些人都是天才。或者降而求其次，平时是人才，但偶尔发些疯。要不然，无法解释全唐诗上万首，它们产生的来源。
偶然发生的诗歌产生了偶然出名的诗人，这不奇怪。张若虚，那个写《春江花月夜》的人，估计还有其他职业，写诗是业余爱好，偶尔发疯，写了这首千古绝唱，就成了一名伟大的诗人，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是正常的。
也有天才中发疯频率比较高的人，比如李白。他有可能是故意装疯，一是为了逼出自己的灵感，二是为了给自己的诗歌找出一个庸俗的理由，以适应大众给他的人设。他装疯的道具是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在唐朝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皇帝的艺术家气质，才有李白这种装疯的人的存在。那么，他为什么装疯呢？
透露一个小秘密，当代极极小众作家孙甘露说过：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能弄得一官半职，难免要舞文弄墨一番。
李白本来到长安求职，是要当官的，而且决心要当大官，以施展平生志愿。谁知道，皇帝不欣赏他的政治，只欣赏他的艺术，所以，就有点不得志，就爱喝点酒，有时装点疯，属于消极反抗、自找解脱的意思。这就像足球运动员，点球没踢进，假装脚抽筋；禁区搞假摔，回头怪裁判。
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就故意不配合。对小孩子来说这是撒娇，当然对伟大人物来说不敢这样侮辱，只能说李白有点小调皮。
我猜想，李白大概是这样估计的：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结果，他失策了，皇帝并没有给他糖，封他官。他当了几天京城娱乐明星后，就在宫廷过气了。也难怪，人家玄宗根本没把你当孩子看待，你乱折腾没用。李白这就尴尬了，喝酒这个道具不能丢，丢了就有欺君的嫌疑，又不能成为待业青年，于是就以写诗为职业了。喝酒继续，寻找发疯的感觉，为诗歌找点灵感，久而久之，喝酒成了习惯，这就是他在江湖上的logo，或者叫做差异化卖点。
李白的人生对他本人来说是失败的，但对我们后人来说又是成功的，一个职业诗人完成了他的初心，成仙，成了后人口中的“诗仙”。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在佛教中，这种境界，《愣严经》有记载：飞行仙。
杜甫显然不同，他更多的是正常人。不管从历史记载还是从诗歌自述中，没有他疯过的记录。他最疯狂的记录是这句：“漫卷诗书喜欲狂”，欲狂，也是没有真狂的意思。那么，他就是天才吗？也还不一定。他早年在长安，最多算个县处级干部，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的才能。早期也不因诗歌著名，没有出人头地。那时的杜甫，最多算个人才。你想想，按我的推理，如果不是疯子，那得是天才，才能以写诗为职业。所以，他的爆发是后期的事。
时代造就了他的天才，素材造就了他的诗歌。
一个有诗歌创作经验或者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奇怪的灵感写出奇怪的句子，那么得有奇怪的事实写出奇怪的故事，反正，不雷人，不成佳作。
杜甫就生长在这个奇怪的时代。他刚出道时，正值大唐盛世，虽然没享受过富贵，但也见证过荣华。他虽然官不大，但也算能够挤进娱乐粉丝圈，收集了够多明星的签名照片，甚至留下了电话号码或qq群。要说，经历是最好的老师，这不假。与高手混久了，自己也成了高手，这话极其适用于杜甫。他与李白见过面，并且进行过长谈，估计是小杜对酒席买的单，这也正常，顶级明星来吃饭，是给你面子。按今天的行情，你请明星喝酒，还得倒找他钱。当时还比较朴实，没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况且，当时杜甫也没多少钱。
前面说了李龟年等人，杜甫也是接触过的，这些艺术巨匠的风采和作派，自然转化了杜甫的气质，他早年在长安，得到了顶级的艺术熏染。
当然，素质是素质，效果是效果。能把才能变现，是你的幸运，是时代造就的。
他碰上了安史之乱，长安繁华散尽、朝廷人设崩塌，小杜随如蚁人群，挤入了逃难的大军。极度的贫困和漂泊，造成极度的痛苦，痛苦出诗人。
他的诗歌胜在素材。当时的社会巨大的变迁，就是他最好的素材，千载难逢，他成了千载难逢的诗人。他只需要忠实记录现状、忠实记录感情，就够了。他用诗记录历史，记录自己亲自体验过的巨大落差的人生，这就够了。
我们知道，对比是所有艺术最基本的表现手段，杜甫的人生就是巨大落差的对比，杜甫觉得时代在开玩笑，当时的人民活得就像一个笑话。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都和人的感情共鸣，这是什么人，圣人。所以叫他诗圣，这不夸张。
当时还有一些怪人，特别的不老实，也算是艺术夸张的奇葩，白居易就算是其中之一。
他本来是个高大上的人，他本来是个人生赢家。他年轻时就以“离离原上草”出名，出道就一炮而红。当官入门也快，他们那一批中进士的，他最年轻。踏马长安，题诗雁塔，这是多么风光的事。就好比四年一次的高考，记住，是四年才有一次，他是文科省状元，按年龄，他进入最顶级的少年班，未来不可限量。
事实证明，他后来确实也没让人失望，当到国务院副总理的级别。生活极其奢华，这也难怪，级别高了，待遇自然不同。他家养了著名的歌星（私人收藏）叫念奴，后来有文人见过这个美女，被其歌喉所震撼，写了念奴娇的歌词，成了著名的词牌名。他家还养了著名的西域舞蹈家（私人收藏，外国人，有没有绿卡不知道，当然办起来也不难，人家是副总理嘛）菩萨蛮，情况跟前面歌星一样，成了文人意淫的对象，著名词牌名。私养两大明星，是何等的嚣张！
当时有个副部级干部叫刘禹锡，就是写《陋室铭》那个，当时估计并没有好穷，毕竟副部级待遇也是很高的。写《陋室铭》时，估计是他受免职处分过后的事。他多次邀请白居易到自己家喝酒，白居易没去。这也好理解：第一，白居易，作为上级，事情繁忙，没空。第二，白居易家的饭菜好，估计刘禹锡家的伙食就那样，没兴趣。多次邀请未果，刘禹锡为了拉近领导关系，兵行险着，用了激将法这一招。成功就成功，不成功打算永远失败。他给白居易发短信：“户大嫌酒甜，才高笑小诗。”
啥意思？两层意思：第一，你白副总理是大户人家，估计嫌我副部长家的酒太甜了，不好喝，不愿意来。这得解释一下，唐朝人喝酒是酿造酒，那时中国还没发明蒸馏酒，度数比较低。再说通俗点，唐朝人喝的酒是今天的米酒，也就是四川人叫的甜酒，酒精度数越低，酒越甜。最高度数也许到达了今天黄酒的程度，不能用甜来形容了。只要是酒鬼，都明白度数越高越好的道理。甜酒来待客，肯定不如黄酒的档次高，当然档次越高越贵，刘禹锡估计买不起。第二，你白副总理是少年天才，嫌弃我小刘诗写得一般，没瞧上我。这两点说得比较严重，关系人品问题。
激将法成功，白居易来了，喝了酒，谈了诗，刘禹锡胜。
为什么说白居易怪呢？诗歌与人生太过背离。本来一个高大上的人，承担着振兴中华的重任，偏偏在诗歌中要表达普通百姓的日常，这恰恰是他最不熟悉的生活。如果有人要教训你：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我要跳起来打断你：白居易就不这样，他也很艺术。本来一个学问高深的天才，非要用最平实的语言，企图让自己的诗歌让老太太都听得懂。这就不对了，你的粉丝群本来在文人圈子，你非要扩大受众范围，渗透到家庭主妇大爷大妈，你这样搞，别的娱乐明星还吃不吃饭？
即便后来被贬为江州军分区司令员，也算是正师级干部，也不忘在路上找个歌女弹琵琶娱乐一下，写下个《琵琶行》，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致死都要娱乐的行为。
从他爱找歌女舞女的习惯来看，他应该是对爱情不太专一的人，他偏偏写个爱情长诗《长恨歌》，把玄宗乱伦的故事，硬生生写成了可歌可泣的爱情。
更怪的是他的晚年。这个纵情声色的人，到晚年得到了长寿，这不符合道德啊？不是说色是刮骨钢刀吗？怎么他活了这么久？他还成了一名优秀的佛教徒，号称乐天居士，关于他与禅师的对话，还进入了禅宗公案，够强大。难道他以前犯的错误就一笔勾销了？
结论：你不能够超越因果、游戏人生，在于你不够强大。
另一个怪人也是个少年天才，那就是王维。他的出道比白居易还轰动：状元。
这个状元的事业就跟白居易是相反数。他早年突然出名，然后如一颗流星，即在仕途沉没，始终得不到重用。所谓寄情山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假装解脱，也是自我安慰。别人到终南是为了扬名立万，他已经出名，是被迫到终南，因为不被重用。
他的文字水平奇高，能把一个简单的场景写得层次丰富、韵味绵长。从这点看来，唐朝科举考试，没有照顾关系，没有黑幕。单从文字功夫来看，王维肯定是状元。
但是，不要以为寄情山水就叫志存高远，如此优秀的人，要养家，四个孩子的负担，让他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写诗向显贵求官。所以，我说他的淡雅是装出来的，根本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但是他又是文坛上最为可贵的，或者说在唐代那个男女纵情的世界中，他是一颗真正的钟情的种子。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也许，这是我能找到的王维唯一的一首与爱情有关的诗，与实际滥情的白居易讴歌爱情不同，他几乎不写爱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段真正的爱情。
结论：艺术的制造者和欣赏者通病：缺啥才补啥。
他一生只有一个妻子，他最爱她，这个妻子为他生养了几个子女后英年早逝，他竟然再不娶妻。不要说他官小，官再小也是官；不要说他穷，他再穷也是状元。养个三妻四妾有困难，再娶一个妻子，毫无问题。但他就是不娶，对逝去的妻子，只是怀念。
之所以说他是白居易的相反数，那是他后来，官越做越大，钱越来越多，居然在关中最美的风景名胜区，修了一个辋川别墅，我怀疑，这不仅是今天别墅的祖宗，而且应该是最豪华的，占地面积据说超过今天一个大型公园。按当时文人参观后的文字记载，这真的是一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极其适合于谈恋爱。但他就是不娶，终老林间。
极高的地位、巨大的财富、显赫的名声，多大的诱惑，都动摇不了他不娶的决心，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一种二百五、杠到底的精神。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不要以为隐居山间是多么快乐的事，其实那生活犹如野人。不要以为食苹采薇是多么风雅的事，其实那是没有什么吃的。我想起一首民谣，说的是地踏菜，我们四川也叫它地木耳，像极了木耳，只不过长在山坡红砂石上，是属于真菌类，夏天一下大雨，它就疯长遍地，太阳晒一天，它就奄奄一息，干枯而不能食用。穷人粮食不够，采其充饥，不是什么风雅的事情。民谣这样说：“地踏菜，生雨中，一照山野郊远空。庄前阿公呼阿婆，毋须采得青满笼。还家饱食忘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
唐朝做隐士的，大多是在终南山积聚名气，入山是为了出山，直奔富贵而来，动机很不纯洁。
当然，唐朝诗人中，也有不把诗歌当事业的，纯属于玩票性质的人，这个人就是文坛领袖：韩愈。
他这个人在思想上最为保守，坚守汉代以来儒家的统治地位。在行为上最为敬业，始终把政治当成自己的主业。在文学上最为实用，提倡了古文运动。
他是一个坚硬的人，来源于他坚硬的人生。
早年的贫困，造就了他的勤奋以及强大的内心。卑微的出身，也造就了他严谨的性格。用今天的话来说：轴。他的成功是一步步努力克制自己坚持过来的，他的处事风格就是坚持。
我们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这个没有争议，连当时所有的才子们，也都服气。这样说来，他的文字功底肯定一流，要写花前月下，没问题，要写大江东去，没问题。反正，只要他想把任何东西写漂亮，那都不是事。但他偏不，他提倡了古文运动。他反对所有华丽的东西，推崇古朴实用。好像他与美有仇似的，这不正常啊。按理说，只有那些文字功夫不好的人，才对文字之美有羡慕嫉妒恨，他一个靠文字出名的人，怎么拿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开刀？
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是有理想的人。只有追求远大理想的人，才可能抛弃自己的利益。他是文字的既得利益者，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敢于为理想自杀的精神。
所谓古文运动，所反对的是文字的华丽，因为当时的文字也太华丽了，华而不实的东西充斥大街，他要整顿。他提倡什么？他提倡简洁，他认为，文字的最高境界，就是：准确。
文字是用来说事情的，多说无益。
轴吧？
更轴的事还在后面。皇帝要迎请佛祖舍利入宫，就是法门寺那个。这好理解，他是儒家的总代表，肯定不能让佛教占据政府的意识形态高地。但是，人家请舍利进宫是人家皇帝的家里事，你说说也就罢了，还敢批评皇帝，讲一通大道理，一点都不简洁。如果，你那奏章里写的是对的，那皇帝不就是被蒙了？皇帝要承认自己是傻子？你韩愈有才，但也不能不把皇帝当干部，贬了。直接贬到最偏远的潮州，马上就走，不给时间收拾行李。这就麻烦了，当时韩愈年龄太老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估计仕途至此为止、一生为之奋斗的儒家地位到此为止、生命也将到此为止了。
此时，发生了中国宗教史上最重要的一幕了。韩愈因拥护儒家地位、反对佛教而面临绝境，出来送他的是一个道家的人。这个人就是韩愈的侄孙：韩湘子。你猜得没错，就是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这个人，曾经在为韩祝寿时，当场表演魔术，变出一盆花来，据说每朵花上还有字。鲜花，冬天的长安，变出南方生长的鲜花。我们不用猜测那一定是神通，就是要从南方运来，也是不可能的。皇帝都做不到，谁能做到，那个时代，没有保温大棚种植技术，也没有空调。这一招，满座皆惊，韩愈估计也被震惊了，但他不表现出来，毕竟自己肩负着守护儒家的重任。
韩湘子来，韩愈是震惊的，这么快，他怎么知道来送我？他会算？他从哪里来？据说是遥远的地方，难道他会飞？也许真有神通吧，就是真有神通，我也不夸他，我还是要守护儒教。死到临头还嘴硬，轴不轴？
韩愈是会写诗的，而且写得超级好。但他不经常写，写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主要任务是写道德文章和当官，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品格，专业且严谨。
即便写诗，他也遵照孔子的老传统：诗言志。不在爱情、家庭、心思等小情调上做修饰，只为抒发情怀、感叹时势，搞得很严肃。
在这生死关头，保持严肃的表情，虽然知道可能死，但不能死得难看。虽然目前处境悲，但也不能在道家人物面前哭，尽管他是我侄孙，最亲近的家人。
开始他写了事，后来写的景虽然对仗工整、画面清晰，但总觉得缺乏人情味，你想想，这是对他家人写的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真没句废话，把当时的情景交代完了。但总觉得欠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死亡的威胁让他体会到亲情的珍贵，最后才说了一句勉强有人情味的话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
这里有两重含义，第一句，说明韩愈虽然没肯定侄孙的道家神通，但总算肯定了道家的预测能力，你那么远来肯定是故意的，也许你早就算谁了有这一天，在这半道上拦我。第二句，说明韩愈不管儒家与道家如何的不同，但也肯定了亲情的珍贵，这个有能力的侄孙是抱着满满的亲情扑面而来的，我也愿意把自己的骨灰交给他。
在唐史上，他是大人物，在作品中，他是正经人。但我总觉得，这首诗，才是他最人性的一面，最精彩的一章。他当时最痛苦，痛苦出诗人。这是符合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