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许多人埋怨社会，很重要的议题是关于平等。尤其在中老年人中，比较盛行。估计因为他们生长于计划经济年代，共同贫穷的生活经历，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已经深入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对不平等变得敏感。
人人生而平等，是指人格或者价值。但从结果上看，不管是自然性还是社会性，人与人都是不平等的。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以其本质的竞争性特点及反馈机制，加剧了甚至是加快了这个不平等的程度和进程。
平等作为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事实上人人生而不平等反而是更容易为人所理解，我们长相各异、聪慧有别、内敛外放、灵巧钝拙、甚至气场迥异。
一旦这些特质变得重要起来，不平等就会随之出现。当我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这些社会特质时，我们就会发现还有许多人比我们更富有、更成功、更友善。
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置身于社会、家庭和许多其他组织中，与成长相伴随的是，我们发现在自身所处的每一个群体和组织中我们都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上。我们很难摆脱不平等和对它的感知。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呼声。革命的目标是要摧毁横亘于皇室、高级神职人员、贵族和老百姓之间的巨大鸿沟。催生这一革命的想法来自一场名为启蒙运动的文化革命。
正是启蒙运动哲学家意识到不公平源自社会不平等并教育大众:社会本可更公平。他们对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竟能蔓延整个欧洲，甚至还会有人提出理论来解释它的貌似不可避免性吃惊不已。
除此之外，启蒙运动哲学家还达成了如下共识:是社会本身的性质造就了不平等，而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限制这种不平等。社会学家一致认为，社会自身很容易滋生不平等，忽视它会造成严重后果。长久以来社会学的一个目标就是，努力以某种方式与社会不平等和平共处，并就它产生的原因寻求共识。
美国社会一直以她的民主理想为荣，因为它“为所有人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但诚实地说，我们并不能忽视那些长久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它们的存在甚至让我们无法信奉那一民主理想。
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字，2005年，最富有的20%的人口占据50.34%的总收入(税后为47.28%);相比之下，最贫困的20%的人口只占据总收入的3.42%。前40%人口的收入占据总收入的73.37%(后60%的人口只占26.63%)。现如今，由于美国社会中交织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富人的收入增速要远远超过其他人群。
总资产(非收入)很难衡量，但有一种公认看法是，这一领域的不平等要大大超过收入领域。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社会总资产的34.6%，美国最不富有的80%的家庭只拥有15%的总资产。2007年，中游家庭的净资产分别是:白人家庭143600美元，黑人家庭9300美元，拉丁裔家庭9100美元。11.3%的白人家庭没有任何净资产。黑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34.1%，拉丁裔家庭则为33.5%。
那么，不平等缘何会存在?大多数人思考的出发点都是人性、生物构造的复杂程度、超自然力量，乃至自由市场体制，但社会学家却是透过我们社会生活的现象看到了本质。想要理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要了解社会组织本身，要将社会不平等当成社会的核心特质来看待，要将交织作用的各种社会力量当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社会学家通常会考虑两个问题:不平等出现的原因，不平等如何得以持续——为何不平等一旦出现就会在社会中扎下根?为什么难以限制它的发展?为什么难以改变它的重要性?社会学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社会组织创造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则创造了不平等。
社会结构本就是一种包含不平等层级的模式，所以不管它如何发展，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都是存在的。社会学家一致认为，只要人在社会中存活一天，不平等就会存在一天。马克思曾梦想并预言未来会有一个平等的世界，但是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只有在社会和社会模式烟消云散之后才会实现。
社会结构的进程是无法阻挡的并且几乎都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原因不外乎以下四点:劳动分工（经济、寡头政治、官僚主义、社会分层），社会冲突（得势者和失势者），私有财产制度和聚集财富的能力，权力、声望和特权的相互作用
为什么劳动分工必然会带来不平等?米歇尔斯这样解释道: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一旦选择了一个领导(怎样选择的并不重要)，那个位置所拥有的权力就会赋予该领导超过其他人的优势。事实上，领导权通常都会集中在一小撮个体身上，米歇尔斯称其为精英。领导权的定位赋予这些精英巨大的优势，他们能够获取关于组织更多的信息、日常做决定的权力、控制组织中其他人的知情权。随着时间推移，这群精英就将他们自身与组织里的其他人区分开来，并会有意识地去制造能够保住他们所处位置的方法。
没有领导权的那些人最终则变得越来越无力去批评领导——也越来越无意这样去做。任何日后进入这些高层的人都将进入这些本质上更有权力的位置。米歇尔斯关于组织中平等可能性的悲观言论被称为寡头政治铁律，即，不管组织出现在什么地方，总是会有少数人垄断权力，其他人则没有权力。当我们说到“组织”时，其实就是指少数人统治，无论我们称呼这一统治是民主还是独裁。最后，劳动分工本身就意味着权力上的不平等。
一个社会中往往会存在上百个组织(各种社区、正式组织和群体)，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有意识地制造不平等的体系。超市、学校、医院、俱乐部、城市、乡镇、工厂、警察局、牙医诊所、监狱——所有这些都展现了组织如何被定位在一个业已建立的结构中并从下往上排序。只要有一家公司开张，不平等的职位就会被建立起来，人们受雇于下面这些职位:董事长、首席执行长官、副主席、人事经理等。此外还有更多的职位，如市长、总统、副总统、联邦法官、州立法官、市级法官，也都是等待填补的定位。每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都会创造出诸多定位，并会针对这些定位按照权力、声望和特权进行排序。
“组织”这个词告诉我们，这些不同定位之间的合作会被命名和排序。许多个世纪以来，这些组织都是传统的。责任、权利、权力、声望和特权都由传统决定。社区的首领由血缘或家庭决定，其他位置的指派则由忠诚的友谊和感(而非客观条件)来决定;依照传统，领袖对其自身行为拥有充分的裁量权，甚至是在现代社会，有些群体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如家庭、皇族、部落、小群体或街头帮派。传统组织通常规模较小，不拘泥于形式主义。
现代社会压制了传统，大力发展了“法律–理性”的定位。在既定的规则和法律中，权利、责任、权力、特权和声望都得到明确界定，个体按照自身资格得到选派和晋升。组织变得理性，便利于人们在高效高能的结构中进行工作。因此，理性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不平等、建立权威和控制工人。
韦伯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官僚制社会。这些结构中的定位都被正式提出，并会根据它们的资格和责任进行排列。官僚制削弱了出身和血缘带来的不平等。组织里非正式的、传统的和情感的因素都被尽可能地替换掉，以便组织能够变得客观、有效且高效。韦伯知道这种官僚组织往往都达不到它的既定目标，但他相信，人们会发现高效率和理性化的不平等体系的重要性。对韦伯来说，这一趋势存在于所有现代社会中。
不论何时我们进入组织，这种官僚权威结构都会存在，我们必须按照该结构中的正式定位对号入座并知晓我们的责任权利。不管是传统组织还是理性组织，它们都会带来有意识的社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都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用于组织和控制其他人的。社会、社区、正式组织和大多数群体，这些结构都拥有法律、更正式的规则、明确的定位和资格要求。时间一长，我们的目标也就逐渐变成以有效、高效、客观和理性的方式来做事。
冲突意味着行动者彼此之间就他们所看重的事物进行争斗。凡有争斗出现之处，就会有赢有输，又或者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些人可以更多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出现短缺状况，冲突就会发生:因为东西不够人手一份，没有人能够得到他或她所想要的。如果有人垄断了社会中有价值的东西，其他人望尘莫及，同样会引发冲突。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只要有人聚集了有价值的财产而其他人则一无所获，结局就会是短缺和不平等的分配。
理解权力的角色可以最好地解释冲突中的胜利。胜出一方必然比其反对者拥有更多权力，从而能在这场互动中获胜。这种权力也有可能是个人的(比如，基于他们的智慧、力量、魅力、武器或财富)。但在更多情况下，冲突双方都是组织、群体或社会，它们通过各自的优势权力获胜(如更高的效率、更多的人口、成员更强烈的忠诚、更先进的技术、更卓越的领导、数量更多的武器或更雄厚的财力)。
当一些人在冲突中获胜后，他们就能比其对手更好地达成目标。通常，他们会在胜利的基础上巩固自身优势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最终，这些获胜者就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他们处于最顶层，文化和制度都被用来保护他们。这一不平等体系可以帮助他们(以及他们的群体和子孙后代)继续占据这一优势定位。由此胜利被制度化，即它们会按照社会运转的方式得以确立。胜利者创造了一个能够保障他们后续胜利的体系。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男人获得了更高的定位，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可想而知。当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后，印第安人被战争和疾病摧毁并被赶入保留地，于是一个不平等体系就在美国建立起来。企业家与力图保护工人的工会斗争，他们之间的冲突导致劳动效率下降。每个社会中都会有冲突，也都会有胜利者，它们的结果就是建立起种种不平等体系。
有三种冲突是必需的:第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的群体走到了一起;第二，对稀有资源的争夺或者是一个群体有机会剥削另一个群体(这两者都会引发冲突);第三，一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并能在冲突中成功地发挥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获胜者就一定是邪恶的和自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成功者都有动力去维护那个让他们成功的世界。
劳动分工、经济因素、组织中的寡头政治、有意识创造的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冲突，是它们造就了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诱因，那就是私有财产，即持有我们所赢得的一切这一权利。
权力、运气和能力会带来不断累积的财富和其他特权。如果可以平等分配有价值的东西(如特权)，社会冲突就会大为减少，不平等也不会变得如此制度化和持久化。但马克思提醒我们:在私有财产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物质产品。人们可以拥有他们能得到的一切，但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其自身基本需求，他们逐渐渴求得到他人所拥有的特权和权力。
对此法国思想家卢梭有生动的描述:“谁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了些傻乎乎的人相信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假如有人拔掉木桩、填平沟壑并向同伴大声呼喊:‘不要忘了这片土地上的果实是属于大家的，这片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这个人该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每样事物，如果每个人对物质都享有和他人一样多的权利，不平等就会被淡化。但在绝大多数社会和其他社会组织里，私有财产都是存在的并被人珍视。胜出的人能够积累特权，如奴隶、土地和金钱等，这些东西通通变成他们的，其他人拥有的则要少得多。韦伯把这种特权称为生活机会，它们包括行为者因其在社会或社会组织里的定位所获得的一切好处，如收入、住房、办公空间、健康保障和教育机会。因此，我们在权力(我们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和特权(我们得到的好处)方面也就变得不平等。
特权的不平等起源于劳动分工。雇主比雇员挣得多，医生比护士挣得多，摇滚明星比老师挣得多。为什么会这样?显然，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优势定位的人，处在能够增加他们自身特权最有利的位置上。工厂老板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权力(和更多机会)去增加他们在社会中所能获得的。那些占据次要优势定位的人要想增加他们的特权，只能是通过重新组织和从位居其上者那里多分得一杯羹。
冲突、权力的使用、胜利和特权(私有财产)都会带来不平等。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个体能够将他们积累的东西固化并逐步扩大。外科医生、摇滚明星和企业高管，由于在劳动分工和社会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所以他们挣的钱就比普通工人和护士等要多得多。随着特权被聚集在一小撮个体手里，这些人也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财富代表权力和特权;财富越少，权力越小，进而也就越难获取自身利益，而且还经常会被剥削和解雇，甚至一贫如洗。他们没有特权，没有权力，他们所处的定位上几乎什么都没有。
权力与特权紧密相连:更多的权力能够带来更大的特权，更大的特权则能带来更多的权力。不平等体系永久存在，长久的优势会影响更多的特权，进而带来更多的权力......如此循环往复。
权力和特权会带来声望，反之，声望也会影响权力和特权。声望具有主观性，它是对所处定位的荣誉感和耻辱感。声望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什么更有价值:男性还是女性?白人还是非白人?富人还是穷人?专业人士还是蓝领工人?总统秘书还是副总统秘书?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人们把最高的声望赋予高级主管，把无家可归者视为社会的耻辱。军官比士兵拥有更高的声望，富人与穷人之间也是同样道理。
权力、特权和声望，它们之间的不同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下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这三者都来自劳动分工、社会分层、社会冲突和私有财产的权利，它们大部分时候都是紧密相连，所以在一个领域里具有的优势也会延伸至另一个领域。造成不平等的最后一个因素则是长时间的不平等的权力、特权和声望。
不平等来源于劳动分工、社会冲突、社会分层和私有财产制度。劳动分工在社会中创造了优势地位并形成了等级制度。社会冲突带来了成功者和失败者，让成功者能够建立和保护他们在社会上赢得的位置。私有财产制度则创造和鼓励了不平等的特权，并让那些摄取高位者通过劳动分工、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或三者兼有)来聚集财富并保护他们的定位，将积累的一切传给他们的孩子，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获取权力、特权和声望。不平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有许多原因。处在社会顶层的人联手保护它并使之持续存在。
社会制度捍卫和延续了这一不平等体系。在一种认为不平等是正当的文化中，对人们进行社会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能成功地对人们进行社会化，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和接受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最后，武力有时也会被用来保证社会结构不遭破坏。
有一些不平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必须努力阻止它们的出现;因为一旦出现，就得付出更多努力去控制它们。米歇尔斯声称，有领导者的组织会不可避免地发展出一个不平等体系，最终想要根除该体系会变得异常艰难。马克思相信，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迎来平等，但20世纪发生的一切并未证明他的观点。事实上，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苏联或古巴等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国家，仍然出现了一个稳定的不平等体系。该体系不仅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而且也建立在政治领导权、职业和对财产的控制权上。
声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贫困和苦难，或者是就要容忍独裁暴政。对所有人来说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或组织中可以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有多少不平等是必要的?有用的?民主的?人道的?道德的?意识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也意味着那些致力于追求平等原则的人重任在肩，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不平等体系太过鼓励，太过包容。就这一点而言，平等就像自由，绝非理所当然的存在，只有永远保持警惕，平等才是可能的。
人人生而平等，是指人格或者价值。但从结果上看，不管是自然性还是社会性，人与人都是不平等的。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以其本质的竞争性特点及反馈机制，加剧了甚至是加快了这个不平等的程度和进程。
平等作为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事实上人人生而不平等反而是更容易为人所理解，我们长相各异、聪慧有别、内敛外放、灵巧钝拙、甚至气场迥异。
一旦这些特质变得重要起来，不平等就会随之出现。当我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这些社会特质时，我们就会发现还有许多人比我们更富有、更成功、更友善。
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置身于社会、家庭和许多其他组织中，与成长相伴随的是，我们发现在自身所处的每一个群体和组织中我们都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上。我们很难摆脱不平等和对它的感知。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呼声。革命的目标是要摧毁横亘于皇室、高级神职人员、贵族和老百姓之间的巨大鸿沟。催生这一革命的想法来自一场名为启蒙运动的文化革命。
正是启蒙运动哲学家意识到不公平源自社会不平等并教育大众:社会本可更公平。他们对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竟能蔓延整个欧洲，甚至还会有人提出理论来解释它的貌似不可避免性吃惊不已。
除此之外，启蒙运动哲学家还达成了如下共识:是社会本身的性质造就了不平等，而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限制这种不平等。社会学家一致认为，社会自身很容易滋生不平等，忽视它会造成严重后果。长久以来社会学的一个目标就是，努力以某种方式与社会不平等和平共处，并就它产生的原因寻求共识。
美国社会一直以她的民主理想为荣，因为它“为所有人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但诚实地说，我们并不能忽视那些长久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它们的存在甚至让我们无法信奉那一民主理想。
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字，2005年，最富有的20%的人口占据50.34%的总收入(税后为47.28%);相比之下，最贫困的20%的人口只占据总收入的3.42%。前40%人口的收入占据总收入的73.37%(后60%的人口只占26.63%)。现如今，由于美国社会中交织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富人的收入增速要远远超过其他人群。
总资产(非收入)很难衡量，但有一种公认看法是，这一领域的不平等要大大超过收入领域。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社会总资产的34.6%，美国最不富有的80%的家庭只拥有15%的总资产。2007年，中游家庭的净资产分别是:白人家庭143600美元，黑人家庭9300美元，拉丁裔家庭9100美元。11.3%的白人家庭没有任何净资产。黑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34.1%，拉丁裔家庭则为33.5%。
那么，不平等缘何会存在?大多数人思考的出发点都是人性、生物构造的复杂程度、超自然力量，乃至自由市场体制，但社会学家却是透过我们社会生活的现象看到了本质。想要理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要了解社会组织本身，要将社会不平等当成社会的核心特质来看待，要将交织作用的各种社会力量当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社会学家通常会考虑两个问题:不平等出现的原因，不平等如何得以持续——为何不平等一旦出现就会在社会中扎下根?为什么难以限制它的发展?为什么难以改变它的重要性?社会学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社会组织创造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则创造了不平等。
社会结构本就是一种包含不平等层级的模式，所以不管它如何发展，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都是存在的。社会学家一致认为，只要人在社会中存活一天，不平等就会存在一天。马克思曾梦想并预言未来会有一个平等的世界，但是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只有在社会和社会模式烟消云散之后才会实现。
社会结构的进程是无法阻挡的并且几乎都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原因不外乎以下四点:劳动分工（经济、寡头政治、官僚主义、社会分层），社会冲突（得势者和失势者），私有财产制度和聚集财富的能力，权力、声望和特权的相互作用
为什么劳动分工必然会带来不平等?米歇尔斯这样解释道: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一旦选择了一个领导(怎样选择的并不重要)，那个位置所拥有的权力就会赋予该领导超过其他人的优势。事实上，领导权通常都会集中在一小撮个体身上，米歇尔斯称其为精英。领导权的定位赋予这些精英巨大的优势，他们能够获取关于组织更多的信息、日常做决定的权力、控制组织中其他人的知情权。随着时间推移，这群精英就将他们自身与组织里的其他人区分开来，并会有意识地去制造能够保住他们所处位置的方法。
没有领导权的那些人最终则变得越来越无力去批评领导——也越来越无意这样去做。任何日后进入这些高层的人都将进入这些本质上更有权力的位置。米歇尔斯关于组织中平等可能性的悲观言论被称为寡头政治铁律，即，不管组织出现在什么地方，总是会有少数人垄断权力，其他人则没有权力。当我们说到“组织”时，其实就是指少数人统治，无论我们称呼这一统治是民主还是独裁。最后，劳动分工本身就意味着权力上的不平等。
一个社会中往往会存在上百个组织(各种社区、正式组织和群体)，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有意识地制造不平等的体系。超市、学校、医院、俱乐部、城市、乡镇、工厂、警察局、牙医诊所、监狱——所有这些都展现了组织如何被定位在一个业已建立的结构中并从下往上排序。只要有一家公司开张，不平等的职位就会被建立起来，人们受雇于下面这些职位:董事长、首席执行长官、副主席、人事经理等。此外还有更多的职位，如市长、总统、副总统、联邦法官、州立法官、市级法官，也都是等待填补的定位。每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都会创造出诸多定位，并会针对这些定位按照权力、声望和特权进行排序。
“组织”这个词告诉我们，这些不同定位之间的合作会被命名和排序。许多个世纪以来，这些组织都是传统的。责任、权利、权力、声望和特权都由传统决定。社区的首领由血缘或家庭决定，其他位置的指派则由忠诚的友谊和感(而非客观条件)来决定;依照传统，领袖对其自身行为拥有充分的裁量权，甚至是在现代社会，有些群体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如家庭、皇族、部落、小群体或街头帮派。传统组织通常规模较小，不拘泥于形式主义。
现代社会压制了传统，大力发展了“法律–理性”的定位。在既定的规则和法律中，权利、责任、权力、特权和声望都得到明确界定，个体按照自身资格得到选派和晋升。组织变得理性，便利于人们在高效高能的结构中进行工作。因此，理性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不平等、建立权威和控制工人。
韦伯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官僚制社会。这些结构中的定位都被正式提出，并会根据它们的资格和责任进行排列。官僚制削弱了出身和血缘带来的不平等。组织里非正式的、传统的和情感的因素都被尽可能地替换掉，以便组织能够变得客观、有效且高效。韦伯知道这种官僚组织往往都达不到它的既定目标，但他相信，人们会发现高效率和理性化的不平等体系的重要性。对韦伯来说，这一趋势存在于所有现代社会中。
不论何时我们进入组织，这种官僚权威结构都会存在，我们必须按照该结构中的正式定位对号入座并知晓我们的责任权利。不管是传统组织还是理性组织，它们都会带来有意识的社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都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用于组织和控制其他人的。社会、社区、正式组织和大多数群体，这些结构都拥有法律、更正式的规则、明确的定位和资格要求。时间一长，我们的目标也就逐渐变成以有效、高效、客观和理性的方式来做事。
冲突意味着行动者彼此之间就他们所看重的事物进行争斗。凡有争斗出现之处，就会有赢有输，又或者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些人可以更多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旦出现短缺状况，冲突就会发生:因为东西不够人手一份，没有人能够得到他或她所想要的。如果有人垄断了社会中有价值的东西，其他人望尘莫及，同样会引发冲突。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只要有人聚集了有价值的财产而其他人则一无所获，结局就会是短缺和不平等的分配。
理解权力的角色可以最好地解释冲突中的胜利。胜出一方必然比其反对者拥有更多权力，从而能在这场互动中获胜。这种权力也有可能是个人的(比如，基于他们的智慧、力量、魅力、武器或财富)。但在更多情况下，冲突双方都是组织、群体或社会，它们通过各自的优势权力获胜(如更高的效率、更多的人口、成员更强烈的忠诚、更先进的技术、更卓越的领导、数量更多的武器或更雄厚的财力)。
当一些人在冲突中获胜后，他们就能比其对手更好地达成目标。通常，他们会在胜利的基础上巩固自身优势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最终，这些获胜者就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他们处于最顶层，文化和制度都被用来保护他们。这一不平等体系可以帮助他们(以及他们的群体和子孙后代)继续占据这一优势定位。由此胜利被制度化，即它们会按照社会运转的方式得以确立。胜利者创造了一个能够保障他们后续胜利的体系。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男人获得了更高的定位，所以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可想而知。当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后，印第安人被战争和疾病摧毁并被赶入保留地，于是一个不平等体系就在美国建立起来。企业家与力图保护工人的工会斗争，他们之间的冲突导致劳动效率下降。每个社会中都会有冲突，也都会有胜利者，它们的结果就是建立起种种不平等体系。
有三种冲突是必需的:第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的群体走到了一起;第二，对稀有资源的争夺或者是一个群体有机会剥削另一个群体(这两者都会引发冲突);第三，一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并能在冲突中成功地发挥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获胜者就一定是邪恶的和自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成功者都有动力去维护那个让他们成功的世界。
劳动分工、经济因素、组织中的寡头政治、有意识创造的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冲突，是它们造就了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诱因，那就是私有财产，即持有我们所赢得的一切这一权利。
权力、运气和能力会带来不断累积的财富和其他特权。如果可以平等分配有价值的东西(如特权)，社会冲突就会大为减少，不平等也不会变得如此制度化和持久化。但马克思提醒我们:在私有财产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物质产品。人们可以拥有他们能得到的一切，但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其自身基本需求，他们逐渐渴求得到他人所拥有的特权和权力。
对此法国思想家卢梭有生动的描述:“谁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了些傻乎乎的人相信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假如有人拔掉木桩、填平沟壑并向同伴大声呼喊:‘不要忘了这片土地上的果实是属于大家的，这片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这个人该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每样事物，如果每个人对物质都享有和他人一样多的权利，不平等就会被淡化。但在绝大多数社会和其他社会组织里，私有财产都是存在的并被人珍视。胜出的人能够积累特权，如奴隶、土地和金钱等，这些东西通通变成他们的，其他人拥有的则要少得多。韦伯把这种特权称为生活机会，它们包括行为者因其在社会或社会组织里的定位所获得的一切好处，如收入、住房、办公空间、健康保障和教育机会。因此，我们在权力(我们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和特权(我们得到的好处)方面也就变得不平等。
特权的不平等起源于劳动分工。雇主比雇员挣得多，医生比护士挣得多，摇滚明星比老师挣得多。为什么会这样?显然，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优势定位的人，处在能够增加他们自身特权最有利的位置上。工厂老板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权力(和更多机会)去增加他们在社会中所能获得的。那些占据次要优势定位的人要想增加他们的特权，只能是通过重新组织和从位居其上者那里多分得一杯羹。
冲突、权力的使用、胜利和特权(私有财产)都会带来不平等。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个体能够将他们积累的东西固化并逐步扩大。外科医生、摇滚明星和企业高管，由于在劳动分工和社会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所以他们挣的钱就比普通工人和护士等要多得多。随着特权被聚集在一小撮个体手里，这些人也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财富代表权力和特权;财富越少，权力越小，进而也就越难获取自身利益，而且还经常会被剥削和解雇，甚至一贫如洗。他们没有特权，没有权力，他们所处的定位上几乎什么都没有。
权力与特权紧密相连:更多的权力能够带来更大的特权，更大的特权则能带来更多的权力。不平等体系永久存在，长久的优势会影响更多的特权，进而带来更多的权力......如此循环往复。
权力和特权会带来声望，反之，声望也会影响权力和特权。声望具有主观性，它是对所处定位的荣誉感和耻辱感。声望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什么更有价值:男性还是女性?白人还是非白人?富人还是穷人?专业人士还是蓝领工人?总统秘书还是副总统秘书?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人们把最高的声望赋予高级主管，把无家可归者视为社会的耻辱。军官比士兵拥有更高的声望，富人与穷人之间也是同样道理。
权力、特权和声望，它们之间的不同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下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这三者都来自劳动分工、社会分层、社会冲突和私有财产的权利，它们大部分时候都是紧密相连，所以在一个领域里具有的优势也会延伸至另一个领域。造成不平等的最后一个因素则是长时间的不平等的权力、特权和声望。
不平等来源于劳动分工、社会冲突、社会分层和私有财产制度。劳动分工在社会中创造了优势地位并形成了等级制度。社会冲突带来了成功者和失败者，让成功者能够建立和保护他们在社会上赢得的位置。私有财产制度则创造和鼓励了不平等的特权，并让那些摄取高位者通过劳动分工、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或三者兼有)来聚集财富并保护他们的定位，将积累的一切传给他们的孩子，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获取权力、特权和声望。不平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有许多原因。处在社会顶层的人联手保护它并使之持续存在。
社会制度捍卫和延续了这一不平等体系。在一种认为不平等是正当的文化中，对人们进行社会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能成功地对人们进行社会化，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和接受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最后，武力有时也会被用来保证社会结构不遭破坏。
有一些不平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必须努力阻止它们的出现;因为一旦出现，就得付出更多努力去控制它们。米歇尔斯声称，有领导者的组织会不可避免地发展出一个不平等体系，最终想要根除该体系会变得异常艰难。马克思相信，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迎来平等，但20世纪发生的一切并未证明他的观点。事实上，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苏联或古巴等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国家，仍然出现了一个稳定的不平等体系。该体系不仅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而且也建立在政治领导权、职业和对财产的控制权上。
声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贫困和苦难，或者是就要容忍独裁暴政。对所有人来说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或组织中可以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有多少不平等是必要的?有用的?民主的?人道的?道德的?意识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也意味着那些致力于追求平等原则的人重任在肩，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不平等体系太过鼓励，太过包容。就这一点而言，平等就像自由，绝非理所当然的存在，只有永远保持警惕，平等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