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消弭民变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让老百姓吃饱了饭。
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他们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土地上工作，创造出了古代世界无可匹敌的巨大价值，为无数朝代建立起了无上的荣光。
而获取这样的价值，其成本又是极为低廉的，只要让他们吃上一顿饱饭，有尊严地吃上一顿饱饭就行了。
那问题又来了，如何让全国的百姓能够吃上饱饭呢？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姬庆文曾经亲自调查过，在传统农业技术已经几乎达到极致的明朝末年，在土地堪称富庶的江南，一亩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也不过三四百斤而已。而要放在土地贫瘠的黄土高坡，亩产则要降低三分之一到一半。
而且受到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的天气气候极不稳定——事实上，自汉朝开始有详细气候记录以来，将近两千年间，全国上下没有重大气象灾害的所谓“风调雨顺”的年景，拢共加起来还不到四十年。
而靠天吃饭的脆弱的传统农业生产，一旦遇到天灾，便会大大影响生产，甚至会导致颗粒无收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据称是步入气象上的“小冰期”的明朝末年，会发生如此繁多、如此严重的灾害和饥荒；也就是为什么，明廷剿匪不可谓不力，却始终没法扑灭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
那么，没有这个所谓的“小冰期”，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了吗？
也不尽然。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诞生之后，基本都会迎来一个各种矛盾比较缓和的时期——这就是所谓的封建王朝的治世、盛世。而在这个时期之内，王朝的人口数量就会大幅度地提高。可是在这个没有袁隆平、没有杂交水稻的年代，粮食产量没法随着人口数量的提高而提高，中国的对外扩张又到达了一个极限，因此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这样一来，就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似乎是一个王朝的盛世来的有多轰轰烈烈、有多繁荣富强，那这个王朝的灭亡也就会有多凄凄惨惨、有多哀怨凄苦。
如此这般的循环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近乎让人看不到变化和革新的希望……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为了破解这个历史周期律，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天纵英才，前赴后继、白首穷经，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来。
而姬庆文作为一个在大学里系统学习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穿越者，却先天地带着一个洞悉历史规律的外挂。
他不用冥思苦想、不用格物致知、不用艰苦修行，便已知道了破解这一难题的谜底，而想要破除这样的历史周期律——他自己知道——有上、中、下三套答案。
上策，是充分提高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力，让出产的粮食在有一定浪费的前提下，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吃喝，而这种满足，可不仅仅是让人吃饱而已，而是要吃“好”了。不但要有能够充饥的米、面、谷物，还要有各种蔬菜、肉类、美酒、副食品等等。可是理论虽然美好，可现实却是十分惨淡。惨淡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产力都没有发展到能够丰饶地养活地球上七十亿人口的水准，又更何况是十七世纪的明朝了。
中策，则是进行土地改革，将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进入新兴的工业、商业活动之中。而工业生产出的产品，通过商业的渠道换成真金白银，则可以从海外那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进口粮食，用来养活这些脱离了土地的工人。这条道路，走的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子，也是姬庆文着眼于眼下的情况，正在积极推进和施行的过程之中。
下策，就更简单了，也是历史上中国无意中走过的道路，那就是从国外引进一两种高产的作物，能在气候状况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稳定地出产粮食，避免发生大的饥荒和民变。而这样的农作物，便是从南美洲引进的甘薯、玉米、辣椒等作物。这些作物，在明朝末年已经引入中原，却并没有大规模地推广开来，直到清朝前期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
因此占了莫大便宜的清朝，虽然统治技术未必比明朝提高多少，却在这些作物的直接帮助下，创立了所谓康乾盛世，将中国的人口总数推进到了两亿人的数量级上，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高潮。
清朝以落后的文化技术，能够入住中原、坐稳江山，可以说是刮到了一张五百万的彩票。可现在，这张彩票却被姬庆文捏在手里——学问纵贯古今中外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已在总结中外农业水利技术的过程中，物色到了甘薯这样海外农作物，并托了几个外国传教士的路子，引入了几株种在自家的庭院之内。
只不过，徐光启虽然学识渊博，却并没有意识到甘薯对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而并非彻底扭转——历史周期律的重要作用，而只是看到了它作为一种高产作物的最基础的作用而已。
可姬庆文却将这件事情当了真，回到江南之后，略微将苏州城内纺织坊、明武军的事情略微打理一下之后，便带着手下亲信前往就在苏州旁边的松江府徐光启的老宅，寻找这几棵传说中的农作物。
事实上，就算姬庆文这次是白跑一趟、并没有找到徐光启早几年前种下的甘薯，那他一样是要想尽办法，从汤若望等传教士、从郑芝龙等海商海盗的渠道，尽力去寻找甘薯的踪迹——毕竟，这虽是缓解明末这一场大危机的“下策”，却也是阻力最小、效果最强的办法。
………………
姬庆文在松江府也是颇有一些势力，别的不说，那座每年能够给姬庆文带来数十万、近百万两银子的淀山海港，就是姬庆文在松江建造的，可谓是他安身立命的最强据点。
因此姬庆文等人好似春游一般，骑着骏马、坐着马车，从苏州出发，一路说话谈天、踏青赏景便来到了淀山港码头之外。
为了防止码头外的西洋、东洋、南洋海盗假扮海商进入中原作乱；又放着中原那些吃饱了没事的家伙进海港胡闹，姬庆文在建设淀山港的过程中，便特意在码头之外兴建了一道围堰，派专人守护其中，为的就是隔绝内外、以免节外生枝。
而守护淀山港港口的，一开始是姬庆文手下的明武军。后来明武军闯出名气，一般宵小之人不敢侵犯之后，便将关防重任交托给姬庆文从陕西带来的码头工人负责。
这些工人原本是跟着李自成造反起义的饥民，当过反贼的他们素来最是桀骜不驯，除了姬庆文之外，就连皇帝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当初崇祯派了身边得力的太监沈良佐，领了京师营的三千人马，想要夺取淀山港的控制权，就是被这些码头工人死死堵在围堰之外整整半个月，愣是没让沈良佐踏进码头半步。
从此之后，淀山港就一直在姬庆文的牢牢掌握之内，就连钦差太监沈良佐也只能在围堰之外另造房屋居住，不敢领着在京师之中尚且作威作福的京师营官兵踏入淀山港码头半步。
因此姬庆文到淀山港码头落脚，首先碰到的便是在围堰之外扎营的沈良佐。
沈良佐原是崇祯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自有他直通朝廷中枢的门路和渠道，知道姬庆文此去京师出了大风头，自然是来不及地巴结，当即迎出门外，一口一个“爵爷”地叫得不停。
这沈良佐虽然没有握住淀山港码头的实权，却能从姬庆文手里拿到每年上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和封口费，在真金白银面前说上几句违心或者衷心的好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姬庆文心里还装着事，只同沈良佐略微寒暄几句，便领着众人进了淀山港围堰。
守护围堰的码头工人们，见是恩主姬庆文来了，自然是欢迎得很，连手上的工作都放下了，一个劲地给姬庆文请安道喜，恭喜他成了新晋的福禄伯。
这些码头工人，是姬庆文除了明武军、义乌矿工之外，最值得信任的一群人了。
姬庆文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明武军现在尚未成军，而就算完全建立成功之后，也不过能维持住三千多人的编制，一旦遇上劲敌，在必要时也可将这将近两千人的码头工人队伍投入战斗。毕竟这些人体格强健、纪律严整，又日日在一起居住做工，略加训练之后，便是一支不逊色于朝廷任何一支军队的精兵。
因此姬庆文听见他们殷勤道贺，心中十分高兴，立即答应下来，给每个码头工人多发一个月的工钱，算是赏银，让他们共襄盛举。
这些码头工人们听了这话，更是高兴异常，就差山呼万岁了。
码头之中的动静，终于将传教士汤若望给惊动了，快步从教堂之中走了出来，冲着姬庆文行了个标标准准的作揖之礼。
这汤若望虽是个德国传教士，却是个中国通，不但身上的衣冠服装都改成了汉人的式样，一口明朝官话也是学得没有半点口音，就连松江府本地的江南吴侬软语也是学得有模有样。
就是这样一个德国传教士，黄毛白皮、虬髯碧眼，却穿着地道的汉服、说着地道的汉语，颇有几分喜感——不过也难怪，汤若望是过来传教来的，需要征求官方许可、也需要获得强有力的资助和支持，因此他这样的装束，一是为了传教方便，二更是为了有意巴结讨好各路官员富商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他们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土地上工作，创造出了古代世界无可匹敌的巨大价值，为无数朝代建立起了无上的荣光。
而获取这样的价值，其成本又是极为低廉的，只要让他们吃上一顿饱饭，有尊严地吃上一顿饱饭就行了。
那问题又来了，如何让全国的百姓能够吃上饱饭呢？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姬庆文曾经亲自调查过，在传统农业技术已经几乎达到极致的明朝末年，在土地堪称富庶的江南，一亩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也不过三四百斤而已。而要放在土地贫瘠的黄土高坡，亩产则要降低三分之一到一半。
而且受到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的天气气候极不稳定——事实上，自汉朝开始有详细气候记录以来，将近两千年间，全国上下没有重大气象灾害的所谓“风调雨顺”的年景，拢共加起来还不到四十年。
而靠天吃饭的脆弱的传统农业生产，一旦遇到天灾，便会大大影响生产，甚至会导致颗粒无收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据称是步入气象上的“小冰期”的明朝末年，会发生如此繁多、如此严重的灾害和饥荒；也就是为什么，明廷剿匪不可谓不力，却始终没法扑灭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
那么，没有这个所谓的“小冰期”，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了吗？
也不尽然。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诞生之后，基本都会迎来一个各种矛盾比较缓和的时期——这就是所谓的封建王朝的治世、盛世。而在这个时期之内，王朝的人口数量就会大幅度地提高。可是在这个没有袁隆平、没有杂交水稻的年代，粮食产量没法随着人口数量的提高而提高，中国的对外扩张又到达了一个极限，因此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这样一来，就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似乎是一个王朝的盛世来的有多轰轰烈烈、有多繁荣富强，那这个王朝的灭亡也就会有多凄凄惨惨、有多哀怨凄苦。
如此这般的循环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近乎让人看不到变化和革新的希望……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为了破解这个历史周期律，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天纵英才，前赴后继、白首穷经，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来。
而姬庆文作为一个在大学里系统学习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穿越者，却先天地带着一个洞悉历史规律的外挂。
他不用冥思苦想、不用格物致知、不用艰苦修行，便已知道了破解这一难题的谜底，而想要破除这样的历史周期律——他自己知道——有上、中、下三套答案。
上策，是充分提高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力，让出产的粮食在有一定浪费的前提下，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吃喝，而这种满足，可不仅仅是让人吃饱而已，而是要吃“好”了。不但要有能够充饥的米、面、谷物，还要有各种蔬菜、肉类、美酒、副食品等等。可是理论虽然美好，可现实却是十分惨淡。惨淡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产力都没有发展到能够丰饶地养活地球上七十亿人口的水准，又更何况是十七世纪的明朝了。
中策，则是进行土地改革，将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进入新兴的工业、商业活动之中。而工业生产出的产品，通过商业的渠道换成真金白银，则可以从海外那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进口粮食，用来养活这些脱离了土地的工人。这条道路，走的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子，也是姬庆文着眼于眼下的情况，正在积极推进和施行的过程之中。
下策，就更简单了，也是历史上中国无意中走过的道路，那就是从国外引进一两种高产的作物，能在气候状况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稳定地出产粮食，避免发生大的饥荒和民变。而这样的农作物，便是从南美洲引进的甘薯、玉米、辣椒等作物。这些作物，在明朝末年已经引入中原，却并没有大规模地推广开来，直到清朝前期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
因此占了莫大便宜的清朝，虽然统治技术未必比明朝提高多少，却在这些作物的直接帮助下，创立了所谓康乾盛世，将中国的人口总数推进到了两亿人的数量级上，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高潮。
清朝以落后的文化技术，能够入住中原、坐稳江山，可以说是刮到了一张五百万的彩票。可现在，这张彩票却被姬庆文捏在手里——学问纵贯古今中外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已在总结中外农业水利技术的过程中，物色到了甘薯这样海外农作物，并托了几个外国传教士的路子，引入了几株种在自家的庭院之内。
只不过，徐光启虽然学识渊博，却并没有意识到甘薯对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而并非彻底扭转——历史周期律的重要作用，而只是看到了它作为一种高产作物的最基础的作用而已。
可姬庆文却将这件事情当了真，回到江南之后，略微将苏州城内纺织坊、明武军的事情略微打理一下之后，便带着手下亲信前往就在苏州旁边的松江府徐光启的老宅，寻找这几棵传说中的农作物。
事实上，就算姬庆文这次是白跑一趟、并没有找到徐光启早几年前种下的甘薯，那他一样是要想尽办法，从汤若望等传教士、从郑芝龙等海商海盗的渠道，尽力去寻找甘薯的踪迹——毕竟，这虽是缓解明末这一场大危机的“下策”，却也是阻力最小、效果最强的办法。
………………
姬庆文在松江府也是颇有一些势力，别的不说，那座每年能够给姬庆文带来数十万、近百万两银子的淀山海港，就是姬庆文在松江建造的，可谓是他安身立命的最强据点。
因此姬庆文等人好似春游一般，骑着骏马、坐着马车，从苏州出发，一路说话谈天、踏青赏景便来到了淀山港码头之外。
为了防止码头外的西洋、东洋、南洋海盗假扮海商进入中原作乱；又放着中原那些吃饱了没事的家伙进海港胡闹，姬庆文在建设淀山港的过程中，便特意在码头之外兴建了一道围堰，派专人守护其中，为的就是隔绝内外、以免节外生枝。
而守护淀山港港口的，一开始是姬庆文手下的明武军。后来明武军闯出名气，一般宵小之人不敢侵犯之后，便将关防重任交托给姬庆文从陕西带来的码头工人负责。
这些工人原本是跟着李自成造反起义的饥民，当过反贼的他们素来最是桀骜不驯，除了姬庆文之外，就连皇帝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当初崇祯派了身边得力的太监沈良佐，领了京师营的三千人马，想要夺取淀山港的控制权，就是被这些码头工人死死堵在围堰之外整整半个月，愣是没让沈良佐踏进码头半步。
从此之后，淀山港就一直在姬庆文的牢牢掌握之内，就连钦差太监沈良佐也只能在围堰之外另造房屋居住，不敢领着在京师之中尚且作威作福的京师营官兵踏入淀山港码头半步。
因此姬庆文到淀山港码头落脚，首先碰到的便是在围堰之外扎营的沈良佐。
沈良佐原是崇祯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自有他直通朝廷中枢的门路和渠道，知道姬庆文此去京师出了大风头，自然是来不及地巴结，当即迎出门外，一口一个“爵爷”地叫得不停。
这沈良佐虽然没有握住淀山港码头的实权，却能从姬庆文手里拿到每年上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和封口费，在真金白银面前说上几句违心或者衷心的好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姬庆文心里还装着事，只同沈良佐略微寒暄几句，便领着众人进了淀山港围堰。
守护围堰的码头工人们，见是恩主姬庆文来了，自然是欢迎得很，连手上的工作都放下了，一个劲地给姬庆文请安道喜，恭喜他成了新晋的福禄伯。
这些码头工人，是姬庆文除了明武军、义乌矿工之外，最值得信任的一群人了。
姬庆文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明武军现在尚未成军，而就算完全建立成功之后，也不过能维持住三千多人的编制，一旦遇上劲敌，在必要时也可将这将近两千人的码头工人队伍投入战斗。毕竟这些人体格强健、纪律严整，又日日在一起居住做工，略加训练之后，便是一支不逊色于朝廷任何一支军队的精兵。
因此姬庆文听见他们殷勤道贺，心中十分高兴，立即答应下来，给每个码头工人多发一个月的工钱，算是赏银，让他们共襄盛举。
这些码头工人们听了这话，更是高兴异常，就差山呼万岁了。
码头之中的动静，终于将传教士汤若望给惊动了，快步从教堂之中走了出来，冲着姬庆文行了个标标准准的作揖之礼。
这汤若望虽是个德国传教士，却是个中国通，不但身上的衣冠服装都改成了汉人的式样，一口明朝官话也是学得没有半点口音，就连松江府本地的江南吴侬软语也是学得有模有样。
就是这样一个德国传教士，黄毛白皮、虬髯碧眼，却穿着地道的汉服、说着地道的汉语，颇有几分喜感——不过也难怪，汤若望是过来传教来的，需要征求官方许可、也需要获得强有力的资助和支持，因此他这样的装束，一是为了传教方便，二更是为了有意巴结讨好各路官员富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