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进入3月份,也就是距离农历新年过去个多月时,波士顿的冬天还在像往年那样,偶尔在出现晴空万里时飘下几片雪,寒风萧瑟的一如他初来乍到,住到灯塔山街上范戴琳的房子里,见到杨娜时。
    只是从初见的1979年春,到这会儿的1981年春,已经过去了足足2年时间,这是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
    说长是因为2年这个时长,只占了郑建国这会儿生命总长度的九分之一多点,当然这仅仅是以他这辈子的生命历程来算的,如果算上记忆中的那六十年,这个数字将会变成四十分之一。
    而至于说短不短,则是因为郑建国来到美利坚的三年里,就占去了三分之二的时间,遍布了他在美利坚经历中的点点滴滴,从学习到生活,从精神到肉体,从没钱到有钱,从好奇到熟悉,从初识到怀上孩子——
    郑建国给出的承诺是有了孩子就结婚,这在当时他的心态来说,实际上是想看自己在她心中的重量,毕竟两人当初在一起时,显得是那样玩笑。
    而之所以用这个办法来测试自己在杨娜心中的重量,则是因为郑建国知道她的梦想也是当主治医生,以美利坚现有的培训制度来说,以他都要经历5年时间才可能成为主治医生。
    如果杨娜怀孕后结婚再生了孩子,哪怕等到孩子周岁后交给保姆,她都要付出两年时间才能继续参加住院医培训。
    并且到时候有了孩子和家庭的牵绊,她的培训能否顺利完成且不谈,极大的可能是放弃成为主治医生的梦想。
    这是郑建国当时给出诺言时夹带的小心思,不知道杨娜有没有看破不说破,但是现如今的情况却是她成了这个样子,预产期的也要临近了。
    植物人分娩,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很少见,但是对于医生们来说,只能算的上是带点话题性,因为植物人受创的地方多在头部,只要患者的生殖系统没有损害,机体的自然反应都足以保证孩子顺利出生,就像患者在失去意识后的呼吸那样,属于本能。
    当然,这是纯理论上来说的。
    现实中,正常产妇在生产过程中,都会碰到因产力,产道,胎儿,精神状态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导致分娩进展受到阻碍,也就是常见的骨盆畸形和狭窄,宫缩乏力,胎位异常,孕妇在产程中恐惧与精神极度紧张,进而造成异常分娩,出现难产。
    虽然其中的骨盆畸形和狭窄,胎位异常可以通过孕检来确认,然而自然生产状态下的顺产所依靠的产力,却是无法提前通过外部手段进行检测。
    再加上还有宫缩过强和羊水栓塞这种极少情况,郑建国是没经过太长时间的考虑,便和范戴琳商量着做了剖腹产的准备,为的也是进一步降低对杨娜和孩子的伤害。
    既然选择了剖腹产,郑建国这会儿的想法也就是将杨娜接到波士顿这边来,只是这个想法先前在范戴琳那里碰了钉子:“我感觉再耽误下去,杨娜会有可能提前生产。”
    电话里,范戴琳的声音是沉默了会,便传了过来:“就如顾忌到自然分娩可能出现的那些症状和情况,医生们依旧不建议杨娜去波士顿做手术,当然这个决定权还是放在你的手里,我们只是尽到医生和朋友的建议。”
    对于郑建国,范戴琳是心有不满的,以现如今的各种消息去确认,这货是在杨娜还没失踪时就和卡米尔勾搭上了。
    然而,考虑到绑架杨娜的主谋是自己的未婚夫洪霖俊,范戴琳心中的这点不满也只能是在脑海里想下,她已经被壕无人性要花50亿去月球结婚的郑建国给惊到了。
    学术上,郑建国已经是拿到了被改为郑·拉斯克奖的临床医学奖,范戴琳这辈子的心愿也就是能拿到这个奖项而以,更别说这货还在其他领域多有惊人发现,去年就已经有消息说他要获得诺奖了。
    考虑到有个诺奖朋友,以及郑建国并未因为洪霖俊的原因而疏远自己,范戴琳倒是对于这个自己看着成长起来的“大佬”心怀感激:“如果你是顾忌回到医院里再请假会耽误培训,我想这对你和医院来说都不是个问题,如果你在今年拿了诺奖,或者是明年,甚至是后年拿了诺奖,你认为你在消化系统中的地位,还会有人跳出来质疑,甚至是指责你没完成培训要求吗?
    而且,主治医生资格的最大作用是可以自己开诊所行医,不说以后你拿到诺奖了,也不说你以后会不会再开上几个医院,建国你现如今去哪个医院里当医生,象征意义都会大于实际意义的——”
    欧美医生的社会地位之所以比较高,还在于人们对于奉献自己救死扶伤的敬意,这是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会有的认识,从生物的趋利避害性来说,可以归咎为谁都有用到医生的时候,总不可能临时抱佛脚。
    其次,绝大多数国人对于美利坚医生收入较高的认识还是出于常识上的理解错误,正如郑建国所在的麻省总医院的急诊科里,从一年资住院医到主治医生都可以被称为是医生,然而收入上就是天差地别了。
    一年资住院医每月不到1000美元,就这还要扣掉800美元后按照比例进行交税,要知道这群人中绝大部分都背着三万到五万不等的助学贷款,这钱也只够他们在还完部分贷款后保证基本吃住的基本生活而以。
    而作为主治医师的内森·贝克森和奥利佛·阿加斯这前后两位主任,他们的年薪高达35万到40万美元,也就是说月薪在3万左右,这别说在共和国了,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超高收入群体。
    然而,以麻省总医院作为在美利坚都名列前沿的排名来说,这俩就差不多是北上广最大那几所医院里的学科带头人身份。
    不说是郑建国40年后的上辈子里,便是放在1981年这个时候,医科大的那几位大佬所拥有的的资源,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
    至于40年后被无数医学生诟病的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培训时间,如果从高考毕业时的17岁这个平均年龄算起,全部读完也才28岁到29岁。
    可是在美利坚,想要拿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就得读完3年或者是4年的大学再说,也就是说入学年龄普遍在20岁左右。
    然后是医学院4年+住院医3年+专科2-6年不等,按照最低的2年去算这都是9年时间,全部读完差不多就奔着30去了,如果选的是神经内科这种比较夸张的6年时间,直接就奔四了。
    只是这些都是主流情况,在这些之外便是phd和md联合培训项目,也就是郑建国之所以能够以住院医身份主持幽门螺旋杆菌实验室的必要条件。
    所以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待遇和自身条件是成正比的,不存在本身业务能力超强,而没得到相应回报的现象。
    至于辛苦——
    你想要的更多,不就得付出比其他人还要多的努力?
    上辈子里面,郑建国也曾经怨天尤人的认为世事不公,从小时候萌发郑富贵和杜小妹为什么不是城镇职工,到后来上了卫校旁听后恢复高考,认为高考不让他参加是老天没开眼,再到后面善县的发展方向是城东而不是三里堡大队所在的西边,以至于拆迁都是到了2008年了等等等等。
    而这辈子里面,确切的说是到了1981年的这会儿和范戴琳谈起了杨娜的手术时,郑建国对于不公这个词有了更加清晰和切身的理解:“命运对杨娜肚子里的孩子是公平的还是不公的?”
    从感情上来说,受到如此重创的杨娜都没有流产,并且在失去意识后身体一直在履行着母亲所应尽的义务,直到现如今随时可以剖腹产,将这个孩子带到人世间,她作为母亲是没办法受到指摘的。
    相反,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这都是一个奇迹,一个足以,也必定会登上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奇迹。
    因为这娃,是他郑建国的儿子,一个含着钻石汤匙出生的富二代。
    这货应该不会感到不公的?
    要说郑建国已经做好了如果继承人没有能力,便将把所有产业托管给基金操作的决定,可所要托管的产业只限于国际部分的保护伞这块。
    至于国内的建国公司郑建国却是没打算并入保护伞,也就不要说是国内囤积的房产古瓦和玉石茅台,这些都是他打算用来安置那些不成器的娃。
    要是b超和医生没眼花的话,那么这些应该就都是这个儿子的了。
    按照常理认知去说,郑建国是感觉到这个还没被郑富贵起好名字的娃,应该没什么资格去认为不公的,毕竟出生就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儿,你特么的还不知足?
    当然,以郑建国这会儿对人性的了解来说,秦始皇坐拥天下了还想着长生不老了,那么这货保不齐就会在感情上给他找事儿。
    娘是那样!生下来连抱没抱过我!
    爹是这样!娘怀着我时又找了个!
    合着我就该感恩吗?
    郑建国脑海里陡然闪过了卡米尔的信仰,倒是飞快的将这个念头扔出了脑外,作为成长于那个不可描述年代的六零后,他和绝大多数同龄人那样都是个无神论者,如果只是单纯的抱着让这娃感恩就去让他接受信仰教育,那到时候怕是才会给自己找大麻烦。
    不知道感恩就让他去种地。
    脑海中再次闪过了个念头,郑建国是又和范戴琳聊了几句,把杨娜的手术日期确定下来,便又想起了郑秋花的事儿:“我三姐的检查没问题吧?”
    “你三姐要么是记错预产期,要么是预产期推迟,不过都住到医院里了,你放心就是。”
    范戴琳的声音传来后,郑建国便又说了几句将电话挂上,郑秋花原本说是2月下旬的预产期,上次他回去过年时杜小妹说了想去首都生的想法,他便感觉既然都能去首都了,倒不如直接过到不列颠去生。
    对于自己的四个姐姐,郑建国是心里从来没有过区别对待的想法,只是大姐二姐出门子生孩子的时候,他那会儿不是为了考大学埋首苦读,便是在齐城医学院里为了考研究生做准备,是想帮忙都没什么条件。
    却不想范萍和范颖两姐妹出手,把大姐家安排到了城里保温瓶厂成了工人,二姐家也从大队的小裁缝进了公社当起供销社里严禁打骂顾客的售货员,后来他再出手想调这两家到影视基地里时,人家根本不乐意。
    当时,郑建国以为这两个姐姐有想法了,毕竟三姐郑秋花进了财政局四姐到了美利坚读大学,与这两个妹子相比,不说大姐二姐到影视基地里的岗位,单是合资企业就足以让两个姐姐感觉到不靠谱。
    再加上大姐夫王来小学都没上完,二姐夫赵兵则更是连小学的门都没进过,两家子人又都是红的不能再红的贫下下农身份,猛一下要去给资本家打工,哪怕是他这个弟弟也不行。
    那会儿的郑建国并不知道这些,只以为两家人对目前的岗位很满意了,毕竟从泥腿子社员到工人也就罢了,二姐夫还成了供销社里的售货员。
    这可是连新华字典里都用来造句的岗位:张华考上了大学;李梅进了中专;我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最高学府北大、毕业直接进事业单位的中专、供销社里严禁打骂顾客的营业员,这些都是有编制、有身份的岗位,当然都有光明的前途。
    当然,这些并不是郑建国自己想通的,而是后来当他回到波士顿后,郑冬花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所说,不过他的决定是早就做下,也不会因为知道这么个事儿再有了变化,哪怕郑冬花说出这个近似于解释的话语背后,是透露着大姐和二姐在中间的无奈。
    对于两个姐姐的无奈,别说郑建国直到这会儿都没感受到,便是他感受到也不会认为这是个无奈,相反的是他会认为我的好意让你们为难了?
    好在,郑建国满脑子都是装的事儿,别说是猜对方心思的去分析郑秋花这话背后的信息,便是这个姐姐之所以冒着风险去不列颠生子的原因之一,也是在临出门去上学前从电话里的杜小妹口中知道的:“你姐生了个男孩,六斤三两,这下你和杨娜的孩子就有奶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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