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9，维新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解散。
1940年3月30日，汪即卿在日本的牵引下，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及伪“蒙古自治政府”合流，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由汪即卿担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发表所谓的“还都宣言”。
这段时间，特工总部所有人都被派了出去，他们要维持治安，保护政要，生怕重庆那边会生事。
日本也派出军队和宪兵队，协助南京和上海的治安。同时宪兵队给中央捕房和法捕房施压，一旦非常时期出现恐怖事件，宪兵队将进入租界维持治安。
还好，这段时间风平浪静，至少在30日这天，上海各方保持着克制。
但中共，则迅速作出了反应。论政治敏锐和宣传作战，中共比重庆方面高几个段位。
30日下午，中共江苏省委发表《为展开反汪运动告上海同胞书》。指出汪即卿政权是“日寇进入中国的新工具”，是“帮助日寇来掠夺中国人民、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机关”，上海人民要高度警惕日寇利用汪伪政权和隐藏在抗日阵营中的投降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进步”的阴谋活动。
同日，上海“学协”发表宣言，号召大、中学生起来开展反汪斗争。
复旦、暨大、沪江、交通、震旦、东吴、之江、上海法学院、同德医学院、政法学院等大学，以及复旦附中、松江中学等校学生，纷纷发表通电，反对汪政权，重申拥挤抗战。
大夏大学护校会发表致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公开信，提出开除该校已去任汪伪浙江高官傅某的教藉。
许多学校举行怠课、罢课，并有三万余学生举行反汪宣誓活动，提出：“我们永远是祖国的儿女，我们决不投降。”
这些情况，情报一科各个情报组搜集上来后，汇总到胡孝民处，再由他向陆实声报告。同时，二科负责编审，将这类情报分送梅机关和南京。
胡孝民好奇地问：“三哥，之前不是说，咱们的‘国旗’不加三角形黄布片吗？”
汪即卿的“国民政府”，党旗和国旗用的是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可日本人要求，为了区分重庆的国旗，要加一个三角形黄布片，这也是为了照顾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感情。
陆实声叹息着说：“原本晴气庆胤答应，只在建国期间使用几天，可汪主席向西尾和板垣要求，去掉国旗上的三角形黄布片，被他们拒绝了。”
今天原本是个大喜的日子，可看着各方的信息，心里反而没有底。和平运动，真的能得人心吗？他们在特工总部，会有未来吗？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工作，一旦当政者失势，他们的下场会很悲惨。
胡孝民说：“汪主席前几天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称国民政府还都，就是要统一起来做和平运动，完成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使命。由于国民政府的还都，和平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陆实声叹息着说：“六弟，关起门来两兄弟说句心里话，日本对汪主席的支持力度并不大，和平运动，还要靠我们自己。”
他这说的是真心话，重庆和中共都说汪记政府是傀儡，他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日本人只想通过汪即卿，更好的控制着他们的占领区域。
以日本的人力和军队，他们不可能完全控制占领区。中国太大，每个县城留一个小队，都足以拖垮他们。敌后抗战如火如荼，一个县城留一个小队，只会被抗日武装慢慢蚕食。
晚上，胡孝民去了趟九如里5号。他在车里化好装后，步行过去。先在外面观察了一圈，没发现异常后，才从后门用暗号敲了敲门。
刘尧递给胡孝民一张支票：“码头同志，党中央拨了一笔款，这是你上次垫付的钱。这是组织原则，必须拿回去。”
胡孝民无奈地说：“好吧。”
刘尧严肃地说：“还有件事，省委决定，用党中央下拨的款项，筹建一家商行，具体任务是：用党中央的拨款作资本，在通货膨胀时不贬值，多赚钱，保证提供党的经费。同时，还要掩护部分在沪重要领导同志，锻炼和培训一批党的经济工作干部。你当过掮客，又搞了家五福公司，还参与过东南贸易公司，在经济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
胡孝民谦逊地说：“我当个掮客还行，让我办商行，两眼一抹黑呢。”
刘尧微笑着说：“码头同志，不要谦虚嘛。你的能力，省委还是信得过的。你看看，这个商行，经营什么比较好？我的意见是，不要搞粮食、棉纱、食盐、五金这些，容易被敌人盯上。”
胡孝民想了想，说道：“经营化工原料如何？这些东西，敌人都不太懂。而且，很多东西，也是苏北、江南急缺的。”
刘尧眼睛一亮，拍板定下了此事：“化工原料？正好我们有化工人才呢。”
胡孝民高兴地说：“那更好，选好址后，马上就能开业。”
刘尧叮嘱道：“敌人目前对江南、江北地区不断用军事、政治进攻，江南的杂色部队基本变质。甚至还提出，只打我们，不打其他部队的口号。你战斗在敌人心脏，不仅要站稳脚跟，还得及时掌握日军扫荡的情报。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大，人民生活更加恶化，组织对你寄予厚望。”
日伪对江南江北地区，军事进攻反而不是为主，政治分化、收买动摇部队，并加强对人民经济掠夺。这使得我党领导的部队，活动非常艰难，不仅要面临日伪部队的进攻，还要防止汉奸部队的骚扰。
胡孝民郑重其事地说：“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了，设南京、湖州、杭州、庐州、蚌埠、苏州、芜湖七个绥靖区。我会把情报一科的触角伸进去，包括在日军中，也尽量发展一些眼线。”
1940年3月30日，汪即卿在日本的牵引下，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及伪“蒙古自治政府”合流，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由汪即卿担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发表所谓的“还都宣言”。
这段时间，特工总部所有人都被派了出去，他们要维持治安，保护政要，生怕重庆那边会生事。
日本也派出军队和宪兵队，协助南京和上海的治安。同时宪兵队给中央捕房和法捕房施压，一旦非常时期出现恐怖事件，宪兵队将进入租界维持治安。
还好，这段时间风平浪静，至少在30日这天，上海各方保持着克制。
但中共，则迅速作出了反应。论政治敏锐和宣传作战，中共比重庆方面高几个段位。
30日下午，中共江苏省委发表《为展开反汪运动告上海同胞书》。指出汪即卿政权是“日寇进入中国的新工具”，是“帮助日寇来掠夺中国人民、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机关”，上海人民要高度警惕日寇利用汪伪政权和隐藏在抗日阵营中的投降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进步”的阴谋活动。
同日，上海“学协”发表宣言，号召大、中学生起来开展反汪斗争。
复旦、暨大、沪江、交通、震旦、东吴、之江、上海法学院、同德医学院、政法学院等大学，以及复旦附中、松江中学等校学生，纷纷发表通电，反对汪政权，重申拥挤抗战。
大夏大学护校会发表致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公开信，提出开除该校已去任汪伪浙江高官傅某的教藉。
许多学校举行怠课、罢课，并有三万余学生举行反汪宣誓活动，提出：“我们永远是祖国的儿女，我们决不投降。”
这些情况，情报一科各个情报组搜集上来后，汇总到胡孝民处，再由他向陆实声报告。同时，二科负责编审，将这类情报分送梅机关和南京。
胡孝民好奇地问：“三哥，之前不是说，咱们的‘国旗’不加三角形黄布片吗？”
汪即卿的“国民政府”，党旗和国旗用的是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可日本人要求，为了区分重庆的国旗，要加一个三角形黄布片，这也是为了照顾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感情。
陆实声叹息着说：“原本晴气庆胤答应，只在建国期间使用几天，可汪主席向西尾和板垣要求，去掉国旗上的三角形黄布片，被他们拒绝了。”
今天原本是个大喜的日子，可看着各方的信息，心里反而没有底。和平运动，真的能得人心吗？他们在特工总部，会有未来吗？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工作，一旦当政者失势，他们的下场会很悲惨。
胡孝民说：“汪主席前几天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称国民政府还都，就是要统一起来做和平运动，完成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使命。由于国民政府的还都，和平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陆实声叹息着说：“六弟，关起门来两兄弟说句心里话，日本对汪主席的支持力度并不大，和平运动，还要靠我们自己。”
他这说的是真心话，重庆和中共都说汪记政府是傀儡，他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日本人只想通过汪即卿，更好的控制着他们的占领区域。
以日本的人力和军队，他们不可能完全控制占领区。中国太大，每个县城留一个小队，都足以拖垮他们。敌后抗战如火如荼，一个县城留一个小队，只会被抗日武装慢慢蚕食。
晚上，胡孝民去了趟九如里5号。他在车里化好装后，步行过去。先在外面观察了一圈，没发现异常后，才从后门用暗号敲了敲门。
刘尧递给胡孝民一张支票：“码头同志，党中央拨了一笔款，这是你上次垫付的钱。这是组织原则，必须拿回去。”
胡孝民无奈地说：“好吧。”
刘尧严肃地说：“还有件事，省委决定，用党中央下拨的款项，筹建一家商行，具体任务是：用党中央的拨款作资本，在通货膨胀时不贬值，多赚钱，保证提供党的经费。同时，还要掩护部分在沪重要领导同志，锻炼和培训一批党的经济工作干部。你当过掮客，又搞了家五福公司，还参与过东南贸易公司，在经济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
胡孝民谦逊地说：“我当个掮客还行，让我办商行，两眼一抹黑呢。”
刘尧微笑着说：“码头同志，不要谦虚嘛。你的能力，省委还是信得过的。你看看，这个商行，经营什么比较好？我的意见是，不要搞粮食、棉纱、食盐、五金这些，容易被敌人盯上。”
胡孝民想了想，说道：“经营化工原料如何？这些东西，敌人都不太懂。而且，很多东西，也是苏北、江南急缺的。”
刘尧眼睛一亮，拍板定下了此事：“化工原料？正好我们有化工人才呢。”
胡孝民高兴地说：“那更好，选好址后，马上就能开业。”
刘尧叮嘱道：“敌人目前对江南、江北地区不断用军事、政治进攻，江南的杂色部队基本变质。甚至还提出，只打我们，不打其他部队的口号。你战斗在敌人心脏，不仅要站稳脚跟，还得及时掌握日军扫荡的情报。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大，人民生活更加恶化，组织对你寄予厚望。”
日伪对江南江北地区，军事进攻反而不是为主，政治分化、收买动摇部队，并加强对人民经济掠夺。这使得我党领导的部队，活动非常艰难，不仅要面临日伪部队的进攻，还要防止汉奸部队的骚扰。
胡孝民郑重其事地说：“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了，设南京、湖州、杭州、庐州、蚌埠、苏州、芜湖七个绥靖区。我会把情报一科的触角伸进去，包括在日军中，也尽量发展一些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