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出来了。
但我跟沈喻却一直在阴影下奔走，我们不敢开车，现在魏阳城里人心惶惶，车辆太少——路口的摄像头比路面上的汽车都多，开车简直就是活靶子。
“去哪儿？”沈喻问我。
“找闻廷绪！”
“为什么？他不都自白了吗？”
“他只讲了一半，他这是计中计，套中套，骗中骗！他把所有人都蒙了！”
“我怎么还不明白。”沈喻晕头晕脑地问。
“你还记得他勾结聂晴，在离西夜遗址不远的子合城做了个假遗址，然后叫咱们去探寻真相，把他父母当年遇害的景象重现一遍的事儿吧？”
“当然记得，我也是被骗的一员啊。”她毫无芥蒂地说道。
“这只是第一层骗局。”我说，“他的目的很简单，先给父母洗刷冤屈，做最后的正名。”
“那第二层骗局呢？”
“他欺骗聂晴，利用莫罗教的十恶仪式，借刀杀人，把当年的亚吐尔村民一个个在‘十恶’案中杀死——你想，无论是聂晴，还是地狱来客，他们其实都对见财起意的亚吐尔村民没有那么深的提防和恨意。
“没错，西夜考古事件，的确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那十个亚吐尔村民后来的生活也并非尽如人意。但这件事情里，受伤最深的就是闻家人，尤其是闻廷绪。”
“就因为这个嘛。”沈喻不以为然地说。
“你不了解他。”我叹口气，跟沈喻讲起闻廷绪在大学里的种种往事。
学生时代的闻廷绪，是聪明而且十分封闭的人。我还记得入学第一天，无论家境如何，大家都是父母亲自送到学校里，手把手带着打饭、铺床、购买日用品。就算是穷家庭的父母，他们也往往放心不下孩子，舍不得走，有些住不起宾馆的人，甚至就在大学体育馆里临时打地铺凑合两宿。
但闻廷绪却是一个人来报道的。
我记得他那时候精瘦精瘦，戴着厚厚的眼睛，扛着一个蛇皮袋，低着头走进寝室。他浑身都是汗味儿，一个苏州来的舍友还以为他是帮忙搬行李的小工。
“这是谁的行李，谁雇你来的？把袋子放床边就行了。”那个舍友使劲用扇子扇着汗臭，催着他赶紧离开。
闻廷绪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整整齐齐放进自己的柜子里。
“哎，你脑子清爽些好伐？你只是扛包的，整理东西不用你管！”舍友冲他嚷着。
闻廷绪突然抬起头，他用利刃一样的目光狠狠剜了舍友一眼，吓得舍友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床上。
“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闻廷绪之所以跨系分到我们寝室，是因为他原来的寝室有个官员子弟，家长对孩子的交友十分重视，所以提前了解了同寝人的家庭状况。
“什么？寝室里有个孤儿？说是杀人犯的孩子？身上背着十一条人命？……什么？父母不止杀人，还盗窃文物，叛逃国外来着？——我们家孩子怎么能跟这种人住在一起！”
官员勃然大怒，他找到学校，学校自己不敢招惹是，但官员一闹，同系的其他家长也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纷纷抗议，坚决要学校把闻廷绪开除。
学校没有道理开除学生，但也不好在同系安排寝室，于是就把闻廷绪打发到了我们“文科”宿舍这边。
过了半年，我们系才知道这件事。那个苏州的舍友不禁慨叹。
“要不说学文科没前途呢？在学校都受歧视！别人不要的神经病，怎么就打发到咱们这边来了呢？”
慢慢的，闻廷绪也知道了大家知道他身世的事，他越发沉默寡言起来——除了对我还算仗义。
其实我也怕闻廷绪，主要别人都说他有精神病，遗传的，没准哪天夜里就起床，把全楼道的人都杀了。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他，直到寒假回家，我吃饭的时候闲聊，于是跟父母讲起他的故事。谁知道老爹刚听完就不屑地说：“假的。”
“什么是假的？”我问父亲。
“他父母杀人叛国是假的，说不定就是冤案。”父亲斩钉截铁地说。
父亲讲起了小时候的事，他说自己六七岁的时候，村里的民兵突然押来了一位眼镜先生，民兵把他关在驴棚里，让他养牲口，还跟大家说，这个人是牛鬼蛇神，犯了天地不容的重罪。
后来，一有骂坏人的大会，老先生都要被绑上去挨批。好在村里人朴实，看他年岁大，总是走个过场就算了，没有让老先生做过“喷气式飞机”之类的高难度动作。
老先生整天笑呵呵的，他很快跟村里人一样，用苍耳叶子卷烟抽。而且他很快跟牲口混熟了，几头脱毛的老驴都被他养得膘肥体壮的。
村里的大人们都躲着他，怕沾惹是非，但孩子们不怕。我父亲当时经常找老先生聊天，看他拿着瓶瓶罐罐，把土熬成水，不停捣鼓着。
“大爷，你犯了什么罪啊。”父亲当时问他。
“唉，齐天的大罪。”老先生摇着头，叹着气说，“十恶不赦啊。”
后来过了许多年，突然有一天，宝塔村口来了好几辆小轿车。那时候小轿车还是稀罕物，乡亲们都跑出来围观。
没想到的是，轿车直接开到了驴棚子门口，从轿车上下来好几个穿着“洋鬼子”西装的男男女女，还有两个黄头发的外国人。他们不嫌脏臭，冲进驴棚，把头发粘成一团，披着羊皮袄的老先生请了出来。
老先生坐进了车里，咧着嘴笑着，朝围观的乡亲们挥手告别。
“这是送刑场枪毙去了。”村里有的人说。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父亲去县城赶集，他在一张包肉的报纸上又看到了老先生的照片，他站在主席台上讲着话，台下面密密麻麻的人正襟危坐，聆听着他的发言。
父亲最后告诉我，罪这种东西，也是分时间分场合的，你身边有这么勤学努力的同学，他父母怎么会是坏人呢？
母亲也在旁边说，要是没人当他朋友，你就多照顾照顾人家，人本来就孤零零的，如果再没有朋友，那对这个世道都不会有什么留恋。
就因为如此，我后来慢慢接近闻廷绪，闻廷绪一开始见天甩我脸子，直到有一天，他从我嘴里听到我爹的那一番话，突然两行眼泪就流了下来。
“你爸爸比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明白，他说得对，我爸妈不是坏人。”
我当时有些得意，赶紧问他：“我是我爹的儿子，所以我也是百分之一的明白人吧？”
“不。”他言简意赅地回答说，“你只是个大傻币。”
但我跟沈喻却一直在阴影下奔走，我们不敢开车，现在魏阳城里人心惶惶，车辆太少——路口的摄像头比路面上的汽车都多，开车简直就是活靶子。
“去哪儿？”沈喻问我。
“找闻廷绪！”
“为什么？他不都自白了吗？”
“他只讲了一半，他这是计中计，套中套，骗中骗！他把所有人都蒙了！”
“我怎么还不明白。”沈喻晕头晕脑地问。
“你还记得他勾结聂晴，在离西夜遗址不远的子合城做了个假遗址，然后叫咱们去探寻真相，把他父母当年遇害的景象重现一遍的事儿吧？”
“当然记得，我也是被骗的一员啊。”她毫无芥蒂地说道。
“这只是第一层骗局。”我说，“他的目的很简单，先给父母洗刷冤屈，做最后的正名。”
“那第二层骗局呢？”
“他欺骗聂晴，利用莫罗教的十恶仪式，借刀杀人，把当年的亚吐尔村民一个个在‘十恶’案中杀死——你想，无论是聂晴，还是地狱来客，他们其实都对见财起意的亚吐尔村民没有那么深的提防和恨意。
“没错，西夜考古事件，的确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那十个亚吐尔村民后来的生活也并非尽如人意。但这件事情里，受伤最深的就是闻家人，尤其是闻廷绪。”
“就因为这个嘛。”沈喻不以为然地说。
“你不了解他。”我叹口气，跟沈喻讲起闻廷绪在大学里的种种往事。
学生时代的闻廷绪，是聪明而且十分封闭的人。我还记得入学第一天，无论家境如何，大家都是父母亲自送到学校里，手把手带着打饭、铺床、购买日用品。就算是穷家庭的父母，他们也往往放心不下孩子，舍不得走，有些住不起宾馆的人，甚至就在大学体育馆里临时打地铺凑合两宿。
但闻廷绪却是一个人来报道的。
我记得他那时候精瘦精瘦，戴着厚厚的眼睛，扛着一个蛇皮袋，低着头走进寝室。他浑身都是汗味儿，一个苏州来的舍友还以为他是帮忙搬行李的小工。
“这是谁的行李，谁雇你来的？把袋子放床边就行了。”那个舍友使劲用扇子扇着汗臭，催着他赶紧离开。
闻廷绪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整整齐齐放进自己的柜子里。
“哎，你脑子清爽些好伐？你只是扛包的，整理东西不用你管！”舍友冲他嚷着。
闻廷绪突然抬起头，他用利刃一样的目光狠狠剜了舍友一眼，吓得舍友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床上。
“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闻廷绪之所以跨系分到我们寝室，是因为他原来的寝室有个官员子弟，家长对孩子的交友十分重视，所以提前了解了同寝人的家庭状况。
“什么？寝室里有个孤儿？说是杀人犯的孩子？身上背着十一条人命？……什么？父母不止杀人，还盗窃文物，叛逃国外来着？——我们家孩子怎么能跟这种人住在一起！”
官员勃然大怒，他找到学校，学校自己不敢招惹是，但官员一闹，同系的其他家长也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纷纷抗议，坚决要学校把闻廷绪开除。
学校没有道理开除学生，但也不好在同系安排寝室，于是就把闻廷绪打发到了我们“文科”宿舍这边。
过了半年，我们系才知道这件事。那个苏州的舍友不禁慨叹。
“要不说学文科没前途呢？在学校都受歧视！别人不要的神经病，怎么就打发到咱们这边来了呢？”
慢慢的，闻廷绪也知道了大家知道他身世的事，他越发沉默寡言起来——除了对我还算仗义。
其实我也怕闻廷绪，主要别人都说他有精神病，遗传的，没准哪天夜里就起床，把全楼道的人都杀了。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他，直到寒假回家，我吃饭的时候闲聊，于是跟父母讲起他的故事。谁知道老爹刚听完就不屑地说：“假的。”
“什么是假的？”我问父亲。
“他父母杀人叛国是假的，说不定就是冤案。”父亲斩钉截铁地说。
父亲讲起了小时候的事，他说自己六七岁的时候，村里的民兵突然押来了一位眼镜先生，民兵把他关在驴棚里，让他养牲口，还跟大家说，这个人是牛鬼蛇神，犯了天地不容的重罪。
后来，一有骂坏人的大会，老先生都要被绑上去挨批。好在村里人朴实，看他年岁大，总是走个过场就算了，没有让老先生做过“喷气式飞机”之类的高难度动作。
老先生整天笑呵呵的，他很快跟村里人一样，用苍耳叶子卷烟抽。而且他很快跟牲口混熟了，几头脱毛的老驴都被他养得膘肥体壮的。
村里的大人们都躲着他，怕沾惹是非，但孩子们不怕。我父亲当时经常找老先生聊天，看他拿着瓶瓶罐罐，把土熬成水，不停捣鼓着。
“大爷，你犯了什么罪啊。”父亲当时问他。
“唉，齐天的大罪。”老先生摇着头，叹着气说，“十恶不赦啊。”
后来过了许多年，突然有一天，宝塔村口来了好几辆小轿车。那时候小轿车还是稀罕物，乡亲们都跑出来围观。
没想到的是，轿车直接开到了驴棚子门口，从轿车上下来好几个穿着“洋鬼子”西装的男男女女，还有两个黄头发的外国人。他们不嫌脏臭，冲进驴棚，把头发粘成一团，披着羊皮袄的老先生请了出来。
老先生坐进了车里，咧着嘴笑着，朝围观的乡亲们挥手告别。
“这是送刑场枪毙去了。”村里有的人说。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父亲去县城赶集，他在一张包肉的报纸上又看到了老先生的照片，他站在主席台上讲着话，台下面密密麻麻的人正襟危坐，聆听着他的发言。
父亲最后告诉我，罪这种东西，也是分时间分场合的，你身边有这么勤学努力的同学，他父母怎么会是坏人呢？
母亲也在旁边说，要是没人当他朋友，你就多照顾照顾人家，人本来就孤零零的，如果再没有朋友，那对这个世道都不会有什么留恋。
就因为如此，我后来慢慢接近闻廷绪，闻廷绪一开始见天甩我脸子，直到有一天，他从我嘴里听到我爹的那一番话，突然两行眼泪就流了下来。
“你爸爸比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明白，他说得对，我爸妈不是坏人。”
我当时有些得意，赶紧问他：“我是我爹的儿子，所以我也是百分之一的明白人吧？”
“不。”他言简意赅地回答说，“你只是个大傻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