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一个并不太大的城市。这里几十年前曾一度作为平原省的省会，名噪一时。我爷爷作为当年水利部下属部门的小领导，在一个运河的维护工程之后在这个并不太繁荣却很安逸的城市安了家。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工人，那个年代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不是在爷爷家长大就是在姥姥家长大。而我则从小在姥姥家被称为外来户。
姥姥家住在一个叫白港的地方，在我小时候姥姥家屋后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而姥姥一家是作为姥爷的家属在新城分的房子。
姥爷原本是武警连长，职责就是看管当时多如牛毛的劳改单位里的犯人。后来劳改单位被裁撤了，老爷成了一个小工商所的所长。而姥姥一家其他人则成了当年劳改单位改编的柴油机厂的工人。
我妈生我的时候早产，据二姨说我生下来比大老鼠也大不了多少。我小时候身子弱，家里怕我早夭，就一直当女孩养着。都三四岁了，还用红头绳绑着两条小辫子。我姥姥跟我说小时候我晚上总是惊悸、说梦话，睡着睡着就让吓醒了。过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觉得卖桃儿的就是高人。
过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觉得卖桃儿的就是高人。那是我四岁的时候发高烧，一个卖桃儿的说我是被门口树上的仙家看上了，要领了去当个童子。父母和姥姥一家吓坏了，慌忙的求那个卖桃儿的救救我的小命。也不知道最后家人和那个卖桃儿的达成了什么协议。只记得那年夏天桃子成了家里除了米面之外大家吃得最多的东西。
那个卖桃儿的拿着我的小手看了又看。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我只记得我被他看的晕晕乎乎的时候，他对着我的手背就是一掐。我当时哭了，哭的半到街的街坊都听见了。邻居们还以为不知道谁家的孩子又在欺负我这个小“外来户”。
国人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热闹。当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之后，都兴致勃勃的围观着这少见的刺激事儿。从那之后大人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而那个卖桃子的伯伯走的时候叮嘱我看见奇怪的人千万别和大人说。
父母一般一个星期会带我回爷爷家一趟。我每次都不太肯回去。
母亲脾气比较暴躁，总是举起巴掌威胁再不走就要打下来了。而父亲的脾气就比较好，就总是忽悠我说路过东海市场给我买个玩具。关于玩具我记得有时候是真会买的。但有时候我坐在车上睡着了，也就算了。
我从小都不太喜欢回爷爷家。回爷爷家一般都是晚上父母下班之后。一条笔直的大路连接着两地。这条路我记得好像叫北干道。这条路走到一半有一个当年为了纪念革命先烈而建的烈士陵园。这地方就是当年我比较讨厌回爷爷家的一个原因。
每次我从这里过，都看见陵园门口一堆神经病一样的人走来走去，还时不时的朝我看看。有的人还会热情的伸出二尺来长的红舌头跟我打招呼。每次我都在过了烈士陵园之后莫名其妙的睡着，而错过我心爱的玩具。
爷爷家是当年修那条早已不堪使用的运河时，市政府拨给部里的老房子。据说这房子的年龄比父亲都大。
七岁之前，在爷爷家住我总是赶在天黑之前回家。有一个我不太的想见的人老是在天黑之后出来和我打招呼。
爷爷家的楼道口有一个门框，具父亲说，“门”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被那群脑子里除了热血没别的东西的红小将给砸了。门框上系着一截断掉的麻绳。天一黑透，门框上总是坐着一个笑嘻嘻的阿姨穿着一条现在看来并不太时髦的连衣裙，晃荡着两条雪白的小腿跟我打招呼。
阿姨长得很漂亮。用当时的话就是长得跟挂历里的人似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见她都觉得很冷，很害怕。我一直记着那个卖桃子伯伯的话。没有把看见这个阿姨的事跟父母说过。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好几次都差点去见了爷爷的偶像马克思。去大医院医生们都束手无策。而姥姥家胡同口一个姓石的老大夫对于我的各种头疼闹热总是药到病除。
母亲总是抱怨石大夫给我输液输的都是抗生素，导致我一点小病都不容易好。其实后来想想，我觉得母亲冤枉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了。石医生老是趁大人们不注意给吃我一种空心小药丸。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偷偷的藏了起来。结果那次差点要了我的命。也让我知道了其实小药丸里有张写着红字的小纸片。
那一次，同样是发烧，同样诊断为扁桃体发炎。石医生熟练的给我扎上吊瓶。扎的次数多了我也没觉得有多疼有多害怕。可是这一次当石医生又拿出来那种包着糖衣的小药丸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鬼使神差的，就把药丸偷偷放到兜里了。
这次石医生的药没有像家人想象的那样治好的的病。我病的越来越重了。刚开始是高烧，后来大便里缠着血丝。再后来拉出来的就没有大便全是血了。母亲慌了，背着我全市各大医院求医问药。
我现在只依稀记得当时我晕晕乎乎的，有个穿黑衣服的叔叔拉着我让我跟他走。我当时很害怕，手肿的跟萝卜似的。母亲也很害怕，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答应我给我买当时快顶上他好几天伙食费的“旺旺大礼包”。那个穿黑衣服的叔叔跟我说让我跟他走，走了就不难受了。可是我为了看看“旺旺大礼包”里到底装着点啥，咬着牙坚持着。最后黑衣服的男人摇了摇头，开门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一直到我七岁，都没人知道我在和一群稀奇古怪的人打交道。爷爷家楼道里的漂亮阿姨还是每天都会出来晒月亮。烈士陵园门口的那一群怪人还是每天晚上准时在那锻炼身体。七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我到现在也说不上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长水痘了！全身上下那都长，脸上、胸口、屁股上、甚至小鸟鸟上都长了几颗。我也不用去上学了，休息了整整半个月。只记得当时三姨来看我给买了一块我觉得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肉。后来她告诉我那是叉烧，广州那边才有的东西。小孩在家一闲着，手肯定不老实。尤其是浑身的痘痘痒的想把骨头都拿出来挠一挠。我眉心也长了个水痘，手一贱给挠烂了。好了以后变成了一个小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坐在爷爷家楼道里晒月亮的阿姨。也再也没有见过烈士陵园门口半夜锻炼身体的怪人。我的身体也比以前好了一点，至少没有再隔个三五天就去找石医生报道。
过了多久我也忘了，只记得那一年我上三年级。又生病了，母亲带我去石医生的诊所看病。石医生还是那么硬朗。他趁母亲不注意嘟囔了一句“好好的眼睛，瞎了！唉，可惜了！”
那是八月份一天，燥热的天气好像都能挤出水来。我又一次失去了工作，正考虑着怎么和老婆交代。我的心情像这该死的天气一样。心里忐忑着等待又一场暴风雨的降临。
预料之中的暴风雨没有来到，老婆泪眼婆娑的一头扎进我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我奶奶走了??????”失控的泪水打断了她后面的话。
我一边安慰着老婆失控的情绪一边收拾着行李，准备和她回老家奔丧。远行的火车在旅人眼里似乎永远到不了尽头。列车有节奏的哐当声更激起了旅人们焦躁的心情。六个小时的车程，在不停的安慰中过去了。齐源火车站还是那么的冷清，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有那么一点慎人。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工人，那个年代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不是在爷爷家长大就是在姥姥家长大。而我则从小在姥姥家被称为外来户。
姥姥家住在一个叫白港的地方，在我小时候姥姥家屋后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而姥姥一家是作为姥爷的家属在新城分的房子。
姥爷原本是武警连长，职责就是看管当时多如牛毛的劳改单位里的犯人。后来劳改单位被裁撤了，老爷成了一个小工商所的所长。而姥姥一家其他人则成了当年劳改单位改编的柴油机厂的工人。
我妈生我的时候早产，据二姨说我生下来比大老鼠也大不了多少。我小时候身子弱，家里怕我早夭，就一直当女孩养着。都三四岁了，还用红头绳绑着两条小辫子。我姥姥跟我说小时候我晚上总是惊悸、说梦话，睡着睡着就让吓醒了。过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觉得卖桃儿的就是高人。
过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觉得卖桃儿的就是高人。那是我四岁的时候发高烧，一个卖桃儿的说我是被门口树上的仙家看上了，要领了去当个童子。父母和姥姥一家吓坏了，慌忙的求那个卖桃儿的救救我的小命。也不知道最后家人和那个卖桃儿的达成了什么协议。只记得那年夏天桃子成了家里除了米面之外大家吃得最多的东西。
那个卖桃儿的拿着我的小手看了又看。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我只记得我被他看的晕晕乎乎的时候，他对着我的手背就是一掐。我当时哭了，哭的半到街的街坊都听见了。邻居们还以为不知道谁家的孩子又在欺负我这个小“外来户”。
国人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热闹。当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之后，都兴致勃勃的围观着这少见的刺激事儿。从那之后大人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而那个卖桃子的伯伯走的时候叮嘱我看见奇怪的人千万别和大人说。
父母一般一个星期会带我回爷爷家一趟。我每次都不太肯回去。
母亲脾气比较暴躁，总是举起巴掌威胁再不走就要打下来了。而父亲的脾气就比较好，就总是忽悠我说路过东海市场给我买个玩具。关于玩具我记得有时候是真会买的。但有时候我坐在车上睡着了，也就算了。
我从小都不太喜欢回爷爷家。回爷爷家一般都是晚上父母下班之后。一条笔直的大路连接着两地。这条路我记得好像叫北干道。这条路走到一半有一个当年为了纪念革命先烈而建的烈士陵园。这地方就是当年我比较讨厌回爷爷家的一个原因。
每次我从这里过，都看见陵园门口一堆神经病一样的人走来走去，还时不时的朝我看看。有的人还会热情的伸出二尺来长的红舌头跟我打招呼。每次我都在过了烈士陵园之后莫名其妙的睡着，而错过我心爱的玩具。
爷爷家是当年修那条早已不堪使用的运河时，市政府拨给部里的老房子。据说这房子的年龄比父亲都大。
七岁之前，在爷爷家住我总是赶在天黑之前回家。有一个我不太的想见的人老是在天黑之后出来和我打招呼。
爷爷家的楼道口有一个门框，具父亲说，“门”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被那群脑子里除了热血没别的东西的红小将给砸了。门框上系着一截断掉的麻绳。天一黑透，门框上总是坐着一个笑嘻嘻的阿姨穿着一条现在看来并不太时髦的连衣裙，晃荡着两条雪白的小腿跟我打招呼。
阿姨长得很漂亮。用当时的话就是长得跟挂历里的人似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见她都觉得很冷，很害怕。我一直记着那个卖桃子伯伯的话。没有把看见这个阿姨的事跟父母说过。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好几次都差点去见了爷爷的偶像马克思。去大医院医生们都束手无策。而姥姥家胡同口一个姓石的老大夫对于我的各种头疼闹热总是药到病除。
母亲总是抱怨石大夫给我输液输的都是抗生素，导致我一点小病都不容易好。其实后来想想，我觉得母亲冤枉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了。石医生老是趁大人们不注意给吃我一种空心小药丸。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偷偷的藏了起来。结果那次差点要了我的命。也让我知道了其实小药丸里有张写着红字的小纸片。
那一次，同样是发烧，同样诊断为扁桃体发炎。石医生熟练的给我扎上吊瓶。扎的次数多了我也没觉得有多疼有多害怕。可是这一次当石医生又拿出来那种包着糖衣的小药丸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鬼使神差的，就把药丸偷偷放到兜里了。
这次石医生的药没有像家人想象的那样治好的的病。我病的越来越重了。刚开始是高烧，后来大便里缠着血丝。再后来拉出来的就没有大便全是血了。母亲慌了，背着我全市各大医院求医问药。
我现在只依稀记得当时我晕晕乎乎的，有个穿黑衣服的叔叔拉着我让我跟他走。我当时很害怕，手肿的跟萝卜似的。母亲也很害怕，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答应我给我买当时快顶上他好几天伙食费的“旺旺大礼包”。那个穿黑衣服的叔叔跟我说让我跟他走，走了就不难受了。可是我为了看看“旺旺大礼包”里到底装着点啥，咬着牙坚持着。最后黑衣服的男人摇了摇头，开门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一直到我七岁，都没人知道我在和一群稀奇古怪的人打交道。爷爷家楼道里的漂亮阿姨还是每天都会出来晒月亮。烈士陵园门口的那一群怪人还是每天晚上准时在那锻炼身体。七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我到现在也说不上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长水痘了！全身上下那都长，脸上、胸口、屁股上、甚至小鸟鸟上都长了几颗。我也不用去上学了，休息了整整半个月。只记得当时三姨来看我给买了一块我觉得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肉。后来她告诉我那是叉烧，广州那边才有的东西。小孩在家一闲着，手肯定不老实。尤其是浑身的痘痘痒的想把骨头都拿出来挠一挠。我眉心也长了个水痘，手一贱给挠烂了。好了以后变成了一个小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坐在爷爷家楼道里晒月亮的阿姨。也再也没有见过烈士陵园门口半夜锻炼身体的怪人。我的身体也比以前好了一点，至少没有再隔个三五天就去找石医生报道。
过了多久我也忘了，只记得那一年我上三年级。又生病了，母亲带我去石医生的诊所看病。石医生还是那么硬朗。他趁母亲不注意嘟囔了一句“好好的眼睛，瞎了！唉，可惜了！”
那是八月份一天，燥热的天气好像都能挤出水来。我又一次失去了工作，正考虑着怎么和老婆交代。我的心情像这该死的天气一样。心里忐忑着等待又一场暴风雨的降临。
预料之中的暴风雨没有来到，老婆泪眼婆娑的一头扎进我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我奶奶走了??????”失控的泪水打断了她后面的话。
我一边安慰着老婆失控的情绪一边收拾着行李，准备和她回老家奔丧。远行的火车在旅人眼里似乎永远到不了尽头。列车有节奏的哐当声更激起了旅人们焦躁的心情。六个小时的车程，在不停的安慰中过去了。齐源火车站还是那么的冷清，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有那么一点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