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北撤的时候，还有一些江北的乡绅在路边犒军，见到李慢侯的车驾，他们跪下山呼万岁，叫过来一问，他们还以为打胜了，皇帝换人了。
李慢侯意识到，从此以后，他在天下人心目中就不一样了。
有多少人会将他当做反贼？有多少人会将他看做皇帝？不过肯定没人将他当做英雄。
史书会怎么评价他？
一个主持公道的藩镇？一个张扬跋扈的诸侯？还是一个祸乱天下的枭雄？
收起心思，李慢侯也明白，起兵胁迫皇帝，代价非常高昂，但收益同样巨大。
整个北国，不是在他的管辖下，就是被他所控制。
跟朝廷最终确定的江北留守人选是晏湲，其实朝廷最先提出的是晏孝广，大概以为晏孝广是李慢侯小妾的父亲，更方便一些。但李慢侯却否决了，他觉得晏孝广的水平不足，还不如一次到位让晏湲来。
晏湲的正式官职是开封府留守，兼河南、江北诸州宣抚使。原本的开封留守张浚被召回江南，因为这二愣子试图用治河的民夫平乱，结果自行崩溃了，朝廷担心他留在江北会激怒东藩。
晏湲这个开封留守的权力广泛，江北、河南的所有军政大权都在他手里，名义上他是可以节制江北藩镇的，前提是这些藩镇肯答应。事实上他依然有极大的权力，江北、河南，凡是不输于藩镇的辖地，都归他管理。虽然军权可以流于形式，但政权和财权，却实至名归，他是有权截留江北财赋的，只要他有合理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很容易找，比如填补吕颐浩、张浚留下的烂摊子，比如治理黄河，这都是光明正大的截留赋税的借口。
河南不归李慢侯，河北却完整的划入了他的藩地中，河东、河北东路，都是东藩藩地。而且海州、淮阳军，山东的沂州、兖州、郓州，泗水以东的徐州，都归东藩所有。因为黄河南流了，淮河以北都算东藩藩境。连北京大名府，都整个划入了东藩，更何况区区徐州。
大名府可不是空有北京之名，此时是一等一的繁华地区。因为黄河北流经过这里，往东可以通山东，往西可以通陕西，黄河和运河的十字路口就在这里，因此大名府是运河北上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类似于扬州，当然区位优势肯定比不上扬州，可过去比扬州繁华的多，因为经济中心在北方，往北还能跟辽阔的辽国做贸易，辽国稳定的时候，更北方的草原，都是大名府商品的市场，想不发达也难。
如今随着东藩控制北方，大名府再一次繁盛起来。虽然已经不大可能再将拥有运河，南通长江的扬州比下去，甚至不太可能比得上开海后，可以直通海外的齐州，但成为北方一个重镇，是没有任何难度的。沿着黄河，陕西的物资都能通过水路运输到这里，往北运往燕云和好，往东输送到山东也好，往南供给扬州也罢，都是巨大的市场，这个十字路口依然大有可为。
东藩府的人甚至想把治所搬到这里，被李慢侯拒绝了，他认为，未来在海上。河运终究有限制，更何况是北方的河运，一到冬天就冰封。
作为东平府的经济腹地，黄河两岸凋敝，这几年有所恢复，北人回迁了不少，可整个黄河以北，人口也不足两百万，加上山东，东藩治下的总人口也就五百万出头，整个北方人口凋敝的还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倒退了两千年。
但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展水平，是春秋战国无法比拟的。人均土地面积广大，为农场生产提供了空间。山东早就形成了大地产所有制，最有活力的那批土豪，更多的并不是传统的名门望族，而是一些中小地主发展来的。
他们拥有管理农业的经验，又没有庞大的宗族制约，也不受耕读传家的条条框框限制，种地就是为了卖粮。他们兼并土地，雇佣工人，大规模使用牛耕、马耕，采用最先进的收购工具，一个壮劳力可以终止一百多亩地，盈余巨大。因此出现了大批万亩以上的农场，大量粮食流入市场，而大量可以用于交易的商品粮，又是城市得以发展扩大的必要条件。
所以山东人口少，城市人口却不少，而且比农村人口恢复的更快。开海带来的贸易刺激，导致城市手工业快速发展。棉麻丝织手工业发展快速，出现了许多雇佣成百上千人的手工工场。不过山东的手工业品质上，还比不上江南和扬州，可是已经出现了追求产量的现象。
比如麻纺织工业，开始大规模采用水力机器，那种几十个锭子的水轮大纺车，一日夜可纺绩百斤。手摇纱车与脚踏纺车，一天最多也只可纺纱三二斤。只可惜这种纺车，只能用于纺麻，棉纺织的精度还达不到，更不用说丝织业了。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则大量使用脚踏纺车，并且开始出现铁木机，没有什么技术变革，不过是将转动构建换成了铁制品，增强了耐磨性，让一台机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同时降低了转动摩擦力，可以操作更大的机器了。
除了让人操作更大的机器，还大量使用牲畜。牛马都被用作纺织工业，代替日益紧缺的劳动力。
山东纺的麻布，质量上不算精细，可是价格及其低廉，十分适合只追求实用性而不在乎美观的草原市场，已经垄断了北方市场。也通过商船大量向隔海相望的高丽倾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江北、江南都有山东麻布倾销。
棉布产业也依旧快速发展，种植棉花的地区每年都在增加，导致山东已经开始进口少量粮食，因为土地被大量用来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粮食种植面积下降。
因为处在恢复期，所以各种手工业都在快速增长，相比而言，丝织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因为实在竞争不过江南丝织业。优秀的北方工人南下，跟优质的生丝产地湖州相遇，哪里的丝织业已经奠定了优势，犹如一个烧窑工跑到了景德镇一样，丝绸将成为江南特产，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什么事，其他地方还能生产，但很难竞争过湖州地区了。
丝织业不行，采矿业就有绝对优势了，虽然很受人力限制影响。许多产量不高的矿坑，实际在亏损。但那些优质矿山，却赚的盆满钵满，因为税收很低。继承的是原先宋朝的矿产税率，但却进行了大量简化。比如冶铁业，过去的宋朝铁监是采取抽成的铁科制度，十斤铁课税两斤，其他八斤大多也是铁监买走；银矿的矿科是三成，金矿更多时候是官府直接进行开采。
现在全都放开，税率还是不变。冶铁业还是百分之二十，金银矿都是百分之三十。可官府不参与买卖，允许矿山跟铁匠自由交易，每座矿山下都有官府设立的榷场，在这里过磅，完税，然后才是合法的。当然也有走私现象，这难以杜绝，可大的矿山绝不敢参与走私，因为处罚很重，一旦发现，就封矿。对于一个富矿来说，只要能生产，就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源，所以除非是矿主亲戚谋利搞走私，矿主自己是绝对不敢走私的。
大量在山东挖矿致富的矿业资本，现在都跑去了燕云一带，因为燕云地区的矿产资源同样丰富。大同的煤炭都被挖掘出来，通过桑干河甚至返销到山东。因为大规模的冶炼、铸造用煤炭是最理想的，更容易达到融化金属的炉温。日本人的铸造技术迟迟发展不起来，就跟他们缺煤有关，迟迟没有开发出煤炭资源，导致日本人铸造水平低下，唐朝时候他们也铸造过铜钱，用料甚至比唐朝更良心，但他们铸造的铜钱不好用，气孔多，而且不耐磨。这也是日本一直使用中国铜钱的原因。
由于大量矿山提供的金属直接流入民间，而不是在官府手里控制。导致民间工匠很容易获得原料，而且更加便宜，就连山东并不盛产的铜，在这里都比江南便宜很多，只比铜钱贵一半左右，而江南的铜几乎是铜钱的两倍。廉价的原材料来源，让山东的铸造手工业非常繁荣。各种精美的金银器、铜器大量生产出来，甚至可以作为贡品输入临安的皇宫。
许多窑炉不但规模大，而且常年不熄火，天天有生意。大批量铸造，又带来了规模效益，让山东的金属制品，可以跟任何地方竞争，基本上没有对手。
最兴盛的还是冶铁业，因为不禁武器和铁器出口，已经不需要用铁钱、铁器作为掩护来向草原地区，辽东地区输出武器。大量武器直接发往这些地方，让山东的锻造手工业十分发达，本来已经可以跟扬州的武器工业比肩，晏湲离开扬州后，后来的官员打击之下，扬州的武器制造产业迅速滑落，大量工匠前往山东发展。已经让山东武器装备名扬四海，东藩宝甲赫赫有名。
李慢侯意识到，从此以后，他在天下人心目中就不一样了。
有多少人会将他当做反贼？有多少人会将他看做皇帝？不过肯定没人将他当做英雄。
史书会怎么评价他？
一个主持公道的藩镇？一个张扬跋扈的诸侯？还是一个祸乱天下的枭雄？
收起心思，李慢侯也明白，起兵胁迫皇帝，代价非常高昂，但收益同样巨大。
整个北国，不是在他的管辖下，就是被他所控制。
跟朝廷最终确定的江北留守人选是晏湲，其实朝廷最先提出的是晏孝广，大概以为晏孝广是李慢侯小妾的父亲，更方便一些。但李慢侯却否决了，他觉得晏孝广的水平不足，还不如一次到位让晏湲来。
晏湲的正式官职是开封府留守，兼河南、江北诸州宣抚使。原本的开封留守张浚被召回江南，因为这二愣子试图用治河的民夫平乱，结果自行崩溃了，朝廷担心他留在江北会激怒东藩。
晏湲这个开封留守的权力广泛，江北、河南的所有军政大权都在他手里，名义上他是可以节制江北藩镇的，前提是这些藩镇肯答应。事实上他依然有极大的权力，江北、河南，凡是不输于藩镇的辖地，都归他管理。虽然军权可以流于形式，但政权和财权，却实至名归，他是有权截留江北财赋的，只要他有合理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很容易找，比如填补吕颐浩、张浚留下的烂摊子，比如治理黄河，这都是光明正大的截留赋税的借口。
河南不归李慢侯，河北却完整的划入了他的藩地中，河东、河北东路，都是东藩藩地。而且海州、淮阳军，山东的沂州、兖州、郓州，泗水以东的徐州，都归东藩所有。因为黄河南流了，淮河以北都算东藩藩境。连北京大名府，都整个划入了东藩，更何况区区徐州。
大名府可不是空有北京之名，此时是一等一的繁华地区。因为黄河北流经过这里，往东可以通山东，往西可以通陕西，黄河和运河的十字路口就在这里，因此大名府是运河北上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类似于扬州，当然区位优势肯定比不上扬州，可过去比扬州繁华的多，因为经济中心在北方，往北还能跟辽阔的辽国做贸易，辽国稳定的时候，更北方的草原，都是大名府商品的市场，想不发达也难。
如今随着东藩控制北方，大名府再一次繁盛起来。虽然已经不大可能再将拥有运河，南通长江的扬州比下去，甚至不太可能比得上开海后，可以直通海外的齐州，但成为北方一个重镇，是没有任何难度的。沿着黄河，陕西的物资都能通过水路运输到这里，往北运往燕云和好，往东输送到山东也好，往南供给扬州也罢，都是巨大的市场，这个十字路口依然大有可为。
东藩府的人甚至想把治所搬到这里，被李慢侯拒绝了，他认为，未来在海上。河运终究有限制，更何况是北方的河运，一到冬天就冰封。
作为东平府的经济腹地，黄河两岸凋敝，这几年有所恢复，北人回迁了不少，可整个黄河以北，人口也不足两百万，加上山东，东藩治下的总人口也就五百万出头，整个北方人口凋敝的还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倒退了两千年。
但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展水平，是春秋战国无法比拟的。人均土地面积广大，为农场生产提供了空间。山东早就形成了大地产所有制，最有活力的那批土豪，更多的并不是传统的名门望族，而是一些中小地主发展来的。
他们拥有管理农业的经验，又没有庞大的宗族制约，也不受耕读传家的条条框框限制，种地就是为了卖粮。他们兼并土地，雇佣工人，大规模使用牛耕、马耕，采用最先进的收购工具，一个壮劳力可以终止一百多亩地，盈余巨大。因此出现了大批万亩以上的农场，大量粮食流入市场，而大量可以用于交易的商品粮，又是城市得以发展扩大的必要条件。
所以山东人口少，城市人口却不少，而且比农村人口恢复的更快。开海带来的贸易刺激，导致城市手工业快速发展。棉麻丝织手工业发展快速，出现了许多雇佣成百上千人的手工工场。不过山东的手工业品质上，还比不上江南和扬州，可是已经出现了追求产量的现象。
比如麻纺织工业，开始大规模采用水力机器，那种几十个锭子的水轮大纺车，一日夜可纺绩百斤。手摇纱车与脚踏纺车，一天最多也只可纺纱三二斤。只可惜这种纺车，只能用于纺麻，棉纺织的精度还达不到，更不用说丝织业了。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则大量使用脚踏纺车，并且开始出现铁木机，没有什么技术变革，不过是将转动构建换成了铁制品，增强了耐磨性，让一台机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同时降低了转动摩擦力，可以操作更大的机器了。
除了让人操作更大的机器，还大量使用牲畜。牛马都被用作纺织工业，代替日益紧缺的劳动力。
山东纺的麻布，质量上不算精细，可是价格及其低廉，十分适合只追求实用性而不在乎美观的草原市场，已经垄断了北方市场。也通过商船大量向隔海相望的高丽倾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江北、江南都有山东麻布倾销。
棉布产业也依旧快速发展，种植棉花的地区每年都在增加，导致山东已经开始进口少量粮食，因为土地被大量用来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粮食种植面积下降。
因为处在恢复期，所以各种手工业都在快速增长，相比而言，丝织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因为实在竞争不过江南丝织业。优秀的北方工人南下，跟优质的生丝产地湖州相遇，哪里的丝织业已经奠定了优势，犹如一个烧窑工跑到了景德镇一样，丝绸将成为江南特产，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什么事，其他地方还能生产，但很难竞争过湖州地区了。
丝织业不行，采矿业就有绝对优势了，虽然很受人力限制影响。许多产量不高的矿坑，实际在亏损。但那些优质矿山，却赚的盆满钵满，因为税收很低。继承的是原先宋朝的矿产税率，但却进行了大量简化。比如冶铁业，过去的宋朝铁监是采取抽成的铁科制度，十斤铁课税两斤，其他八斤大多也是铁监买走；银矿的矿科是三成，金矿更多时候是官府直接进行开采。
现在全都放开，税率还是不变。冶铁业还是百分之二十，金银矿都是百分之三十。可官府不参与买卖，允许矿山跟铁匠自由交易，每座矿山下都有官府设立的榷场，在这里过磅，完税，然后才是合法的。当然也有走私现象，这难以杜绝，可大的矿山绝不敢参与走私，因为处罚很重，一旦发现，就封矿。对于一个富矿来说，只要能生产，就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源，所以除非是矿主亲戚谋利搞走私，矿主自己是绝对不敢走私的。
大量在山东挖矿致富的矿业资本，现在都跑去了燕云一带，因为燕云地区的矿产资源同样丰富。大同的煤炭都被挖掘出来，通过桑干河甚至返销到山东。因为大规模的冶炼、铸造用煤炭是最理想的，更容易达到融化金属的炉温。日本人的铸造技术迟迟发展不起来，就跟他们缺煤有关，迟迟没有开发出煤炭资源，导致日本人铸造水平低下，唐朝时候他们也铸造过铜钱，用料甚至比唐朝更良心，但他们铸造的铜钱不好用，气孔多，而且不耐磨。这也是日本一直使用中国铜钱的原因。
由于大量矿山提供的金属直接流入民间，而不是在官府手里控制。导致民间工匠很容易获得原料，而且更加便宜，就连山东并不盛产的铜，在这里都比江南便宜很多，只比铜钱贵一半左右，而江南的铜几乎是铜钱的两倍。廉价的原材料来源，让山东的铸造手工业非常繁荣。各种精美的金银器、铜器大量生产出来，甚至可以作为贡品输入临安的皇宫。
许多窑炉不但规模大，而且常年不熄火，天天有生意。大批量铸造，又带来了规模效益，让山东的金属制品，可以跟任何地方竞争，基本上没有对手。
最兴盛的还是冶铁业，因为不禁武器和铁器出口，已经不需要用铁钱、铁器作为掩护来向草原地区，辽东地区输出武器。大量武器直接发往这些地方，让山东的锻造手工业十分发达，本来已经可以跟扬州的武器工业比肩，晏湲离开扬州后，后来的官员打击之下，扬州的武器制造产业迅速滑落，大量工匠前往山东发展。已经让山东武器装备名扬四海，东藩宝甲赫赫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