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样选择，就是因为李慢侯的管理思想是商业化的，他在用效率优先的原则组织社会。他控制北方之后，除了圈占藩田之外。那些抛荒土地，也不是鼓励流民去耕种，而是整块拍卖给大户。将面积不定的大块土地批量拍卖，往往是按照自然地理版块，某小河边到某山边，某河支流之间，这样的土地版块，往往都是万亩甚至十万亩以上的。普通小民根本买不起，也无法整片进行开发。
先是在山东，圈占土地的，大多是撑过大灾难的土豪。人数不超过百分之五，却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这些人用土地作为资本，雇佣流民，使用耕牛，快速生产出了大量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地主，而是资本化经营的农业资本。这些人在山东发展起来之后，李慢侯后来夺取了更残破的河北地区，他们大批北上，圈占更加广大的地块，进行统一管理。大多数大地主，都会投资改善土地条件，修建水渠，灌溉田地。一块土地，有水利设施跟没有水利设施，价格可以差距十倍。
以前都是官府投资，地主坐收其利，现在谁投资谁收益，十分明确。甚至有一种经营模式，大地主将河流之间的土地买下，修建了水渠后，又转手卖出去，谋取巨利。将大地块分成小地块卖出去，或者整体出卖，情况十分复杂。土地买卖在宋朝是非常常见的，而在东藩这里，就更加常见了。土地资产，已经是流动性极高的一种优质资产。
这样做的坏处是，那些靠近河流，交通便利的地区，土地很容易卖出去。而那些偏僻之地，根本找不到买主。所以大量山坡地区，干旱地区，以前可能也有大量人口居住，甚至有整村、整族人口聚居之地，现在都是荒山野岭。
可效率是很高的，最好的资本投入了最有开发价值的土地上，最强壮的劳动力，投入在最容易生产财富的土地上，那些偏僻之地，只能自耕自食的土地上，则没有人口居住，按照经验，这里即便居住了大量人口，繁衍数代之后，就只能成为贫困地区。与其如此，还不如让那些得不到土地的人，迁移到方兴未艾的城市里谋生。这至少比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城市发展聚集人口人道的多。
这样的思想，不仅仅用于农耕土地上，山北的草原同样如此。条件良好的河套草原，吸引了大量牧场主。花马刘这样有官方背景的牧场主其实是少数，大量牧场主甚至是契丹人。最早跟随李慢侯的三百契丹人，早就融入了东藩体系。他们在李慢侯手下当过翻译，当过马夫。当在山东圈占土地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也花钱圈占了不少土地，但他们不擅长种地，他们圈地就是为了养马。
最初几年，军队战马都很紧缺，所以养马的行情非常好。他们中数十人发了一大笔财，逐渐退出了李慢侯的体制，跑去北方，最后跑去草原上圈占草场。富饶的河套，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因为其中不少人竟然就是出身河套的契丹部族。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十几个规模巨大的马场，每一座都有三五十万亩草场，放养了数百万头牲口。其中战马就高达一百万匹，占了整个东藩势力范围内战马资源的一半。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滦河流域、潢河流域等相比河套稍差一些，但面积更加广大的草原上。参与经营者，一半是这些契丹人甚至个别草原人出身的牧民经营，一半是花马刘这样的汉人牧场主经营。花马刘他们的优势是资本实力强劲，能圈占更广袤的草原，然后雇佣草原上的牧民，甚至雇佣整个小部落为他们放牧。像花马刘一个人，就圈占了三百多万亩草场；田氏兄弟为了养马，也来这里圈占了一百多万亩土地；还有一些大农场主出身的农业资本，看到放牧有利可图，关内又已经找不到适合的耕地，索性跑去关外圈占牧场。
契丹人跟汉人都经营畜牧业，可经营方式又有所不同。契丹人侧重放牧，就是纯粹的放牧牛羊马匹，汉人资本家往往更加灵活一些。他们放养的耕牛比战马更多，耕牛可以吃肉，可以耕地。他们往往在自己的草场上，还兼营农业，只要水利条件合适，他们会开辟一些小块土地，种植农作物，在草原上，粮食比肉食更有价值，蔬菜又比粮食更有利润。理论上来讲，这种灵活的多种经营，肯定会更适应市场，利润会更丰厚一些。
迟早他们会兼并契丹人的游牧式草场，但实际上双方目前是分庭抗礼的。因为契丹牧场主有独到的优势，他们驯养的战马，几乎垄断了军队供应，因为他们养出来的战马，就是比汉人牧场主更好，哪怕这些汉人资本家也是雇佣草原人放养。这可能就是权利分配的商业效应了，契丹人为军队提供最好的战马，不是他们爱东藩军，他们是为自己放牧，为自己赚钱的。汉人资本家雇佣草原人，这是雇佣关系，草原人照料牲口不需要全心全意，因为他们无法从好处中分享利润。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矿山上，李慢侯在矿业上引入的现代管理经验更多，因为宋朝人留给他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好。为了鼓励开矿，他是引入了发现者优先的原则，谁先发现矿藏谁就有权力率先开发。只需要按照矿业管理，给东藩府纳税即可。只在一些以前就存在，废弃后的矿山上，才采用拍卖原则，价高者得。
矿业、农业、牧业，都已经拥有很高的资本化，当然跟现代资本经营模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很多大地主还是引入了传统模式，不是亲自管理，而是出租给佃户。但佃户却跟江南的佃户不同，北方还有一种资本化佃户。有的佃户是租种成千上万亩土地，他们中一些人原来并不是土豪，就是因为善于种地，从承包中也能赚到足够多的钱。这些人就是过去农村中称呼的庄稼把式，可这些老把式们，以前在村里最多得到一点称赞，如今他们的经验和耐心，却能得到充足的回报。老实本分的，就带着自己家人租种个几百亩、上千亩土地，种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出售，给地主交租之后，生活还能过的不错。一些头脑灵活的，干脆租地后，还雇人耕种，转化成了农业管理者。虽然不是土地所有者，但依然能赚取利润，甚至比地主的收入还高。
因此跟现代资本化农牧业不太相同，可依然是资本式的，紧追市场动向，而不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协作化程度非常高，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商品，而不是自留的粮食。
劣势就是，资本社会很难束缚住人，根本无法让大量农民固定在他们的土地上。除了在边地安置怨军、刘豫降兵这样的人口外，东藩府从不利用土地吸引人口。这导致除了回迁的北人之外，吸引不到什么农业人口。
没有人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害处，就是兵源紧缺。东藩军越来越依赖边地部族，从商业越来越繁荣的山东很难吸引到愿意当兵的人口。大量老兵不断退役，李慢侯原本希望他们能将军事文化带回他们的屯堡，可实际上他们大多甚至连原来的屯堡都没回，带着从军数年来积聚的财富跑去城市里谋生了。
而军事文化在边地反而比较成熟，河套地区的刘豫降兵、八部怨军，他们的子弟从军的意愿就很高。跟东藩势力合作的白鞑靼人等部落，也愿意提供兵源。如今这些边地人口已经占据了十万东藩军中的两万，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古往今来，都有这些贫穷，但军事化的边地族群叛乱，最后带来大乱的故事。
汉代的属国突骑、唐代的契丹部落，都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汉末有曹操北征乌桓，唐朝有武则天镇压契丹叛乱。古罗马雇佣的蛮族雇佣兵，喀喇汗国雇佣的契丹人、葛逻禄人，都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灭亡。
这就是商业社会最大的弊端。很多人误以为西方人后来的强大，是资本主义激发了人性中的勇武。事实更好相反，资本主义的英国一战之前都是靠雇佣兵作战；德国的容克军官直到一战中人力枯竭的时候，才勉强征召城市兵入伍，因为军事文化和军事力量，一直到信息化革命之前，都依附在农业社会里。
瑞士雇佣兵打遍欧洲，就是因为这些农业山民，有大量农闲时间训练步兵方阵；而城市里的全日制劳作，虽然效率更高，价值更大，专业化更强，却没有大量闲暇时间进行低成本训练，让每个人都去训练，耽误工作，这成本十分巨大。所以哪怕是美帝这样的超级强国，也实行募兵制，从各个种族中招募军队。只有以色列、韩国这样的小国，人力资本紧缺的情况下，才选择义务兵役制。
资本化，必然催生出雇佣兵制，可雇佣兵的忠诚，却始终是个问题。
先是在山东，圈占土地的，大多是撑过大灾难的土豪。人数不超过百分之五，却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这些人用土地作为资本，雇佣流民，使用耕牛，快速生产出了大量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地主，而是资本化经营的农业资本。这些人在山东发展起来之后，李慢侯后来夺取了更残破的河北地区，他们大批北上，圈占更加广大的地块，进行统一管理。大多数大地主，都会投资改善土地条件，修建水渠，灌溉田地。一块土地，有水利设施跟没有水利设施，价格可以差距十倍。
以前都是官府投资，地主坐收其利，现在谁投资谁收益，十分明确。甚至有一种经营模式，大地主将河流之间的土地买下，修建了水渠后，又转手卖出去，谋取巨利。将大地块分成小地块卖出去，或者整体出卖，情况十分复杂。土地买卖在宋朝是非常常见的，而在东藩这里，就更加常见了。土地资产，已经是流动性极高的一种优质资产。
这样做的坏处是，那些靠近河流，交通便利的地区，土地很容易卖出去。而那些偏僻之地，根本找不到买主。所以大量山坡地区，干旱地区，以前可能也有大量人口居住，甚至有整村、整族人口聚居之地，现在都是荒山野岭。
可效率是很高的，最好的资本投入了最有开发价值的土地上，最强壮的劳动力，投入在最容易生产财富的土地上，那些偏僻之地，只能自耕自食的土地上，则没有人口居住，按照经验，这里即便居住了大量人口，繁衍数代之后，就只能成为贫困地区。与其如此，还不如让那些得不到土地的人，迁移到方兴未艾的城市里谋生。这至少比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城市发展聚集人口人道的多。
这样的思想，不仅仅用于农耕土地上，山北的草原同样如此。条件良好的河套草原，吸引了大量牧场主。花马刘这样有官方背景的牧场主其实是少数，大量牧场主甚至是契丹人。最早跟随李慢侯的三百契丹人，早就融入了东藩体系。他们在李慢侯手下当过翻译，当过马夫。当在山东圈占土地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也花钱圈占了不少土地，但他们不擅长种地，他们圈地就是为了养马。
最初几年，军队战马都很紧缺，所以养马的行情非常好。他们中数十人发了一大笔财，逐渐退出了李慢侯的体制，跑去北方，最后跑去草原上圈占草场。富饶的河套，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因为其中不少人竟然就是出身河套的契丹部族。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十几个规模巨大的马场，每一座都有三五十万亩草场，放养了数百万头牲口。其中战马就高达一百万匹，占了整个东藩势力范围内战马资源的一半。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滦河流域、潢河流域等相比河套稍差一些，但面积更加广大的草原上。参与经营者，一半是这些契丹人甚至个别草原人出身的牧民经营，一半是花马刘这样的汉人牧场主经营。花马刘他们的优势是资本实力强劲，能圈占更广袤的草原，然后雇佣草原上的牧民，甚至雇佣整个小部落为他们放牧。像花马刘一个人，就圈占了三百多万亩草场；田氏兄弟为了养马，也来这里圈占了一百多万亩土地；还有一些大农场主出身的农业资本，看到放牧有利可图，关内又已经找不到适合的耕地，索性跑去关外圈占牧场。
契丹人跟汉人都经营畜牧业，可经营方式又有所不同。契丹人侧重放牧，就是纯粹的放牧牛羊马匹，汉人资本家往往更加灵活一些。他们放养的耕牛比战马更多，耕牛可以吃肉，可以耕地。他们往往在自己的草场上，还兼营农业，只要水利条件合适，他们会开辟一些小块土地，种植农作物，在草原上，粮食比肉食更有价值，蔬菜又比粮食更有利润。理论上来讲，这种灵活的多种经营，肯定会更适应市场，利润会更丰厚一些。
迟早他们会兼并契丹人的游牧式草场，但实际上双方目前是分庭抗礼的。因为契丹牧场主有独到的优势，他们驯养的战马，几乎垄断了军队供应，因为他们养出来的战马，就是比汉人牧场主更好，哪怕这些汉人资本家也是雇佣草原人放养。这可能就是权利分配的商业效应了，契丹人为军队提供最好的战马，不是他们爱东藩军，他们是为自己放牧，为自己赚钱的。汉人资本家雇佣草原人，这是雇佣关系，草原人照料牲口不需要全心全意，因为他们无法从好处中分享利润。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矿山上，李慢侯在矿业上引入的现代管理经验更多，因为宋朝人留给他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好。为了鼓励开矿，他是引入了发现者优先的原则，谁先发现矿藏谁就有权力率先开发。只需要按照矿业管理，给东藩府纳税即可。只在一些以前就存在，废弃后的矿山上，才采用拍卖原则，价高者得。
矿业、农业、牧业，都已经拥有很高的资本化，当然跟现代资本经营模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很多大地主还是引入了传统模式，不是亲自管理，而是出租给佃户。但佃户却跟江南的佃户不同，北方还有一种资本化佃户。有的佃户是租种成千上万亩土地，他们中一些人原来并不是土豪，就是因为善于种地，从承包中也能赚到足够多的钱。这些人就是过去农村中称呼的庄稼把式，可这些老把式们，以前在村里最多得到一点称赞，如今他们的经验和耐心，却能得到充足的回报。老实本分的，就带着自己家人租种个几百亩、上千亩土地，种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出售，给地主交租之后，生活还能过的不错。一些头脑灵活的，干脆租地后，还雇人耕种，转化成了农业管理者。虽然不是土地所有者，但依然能赚取利润，甚至比地主的收入还高。
因此跟现代资本化农牧业不太相同，可依然是资本式的，紧追市场动向，而不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协作化程度非常高，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商品，而不是自留的粮食。
劣势就是，资本社会很难束缚住人，根本无法让大量农民固定在他们的土地上。除了在边地安置怨军、刘豫降兵这样的人口外，东藩府从不利用土地吸引人口。这导致除了回迁的北人之外，吸引不到什么农业人口。
没有人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害处，就是兵源紧缺。东藩军越来越依赖边地部族，从商业越来越繁荣的山东很难吸引到愿意当兵的人口。大量老兵不断退役，李慢侯原本希望他们能将军事文化带回他们的屯堡，可实际上他们大多甚至连原来的屯堡都没回，带着从军数年来积聚的财富跑去城市里谋生了。
而军事文化在边地反而比较成熟，河套地区的刘豫降兵、八部怨军，他们的子弟从军的意愿就很高。跟东藩势力合作的白鞑靼人等部落，也愿意提供兵源。如今这些边地人口已经占据了十万东藩军中的两万，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古往今来，都有这些贫穷，但军事化的边地族群叛乱，最后带来大乱的故事。
汉代的属国突骑、唐代的契丹部落，都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汉末有曹操北征乌桓，唐朝有武则天镇压契丹叛乱。古罗马雇佣的蛮族雇佣兵，喀喇汗国雇佣的契丹人、葛逻禄人，都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灭亡。
这就是商业社会最大的弊端。很多人误以为西方人后来的强大，是资本主义激发了人性中的勇武。事实更好相反，资本主义的英国一战之前都是靠雇佣兵作战；德国的容克军官直到一战中人力枯竭的时候，才勉强征召城市兵入伍，因为军事文化和军事力量，一直到信息化革命之前，都依附在农业社会里。
瑞士雇佣兵打遍欧洲，就是因为这些农业山民，有大量农闲时间训练步兵方阵；而城市里的全日制劳作，虽然效率更高，价值更大，专业化更强，却没有大量闲暇时间进行低成本训练，让每个人都去训练，耽误工作，这成本十分巨大。所以哪怕是美帝这样的超级强国，也实行募兵制，从各个种族中招募军队。只有以色列、韩国这样的小国，人力资本紧缺的情况下，才选择义务兵役制。
资本化，必然催生出雇佣兵制，可雇佣兵的忠诚，却始终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