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早就大规模开采。煤炭是比较低价值的商品，购买矿奴生产是不划算的。因此是在金矿、铜矿主们改善了矿井技术之后，煤矿才开始大规模开采，而且先开采的是一批露天煤矿，后来才逐渐深入井下。
铁矿大规模开采的比煤矿更早，事实上煤矿开发，主要是为冶铁服务。铁作坊能出的价格最高，大规模用煤冶铁，虽然会带进去磷硫等杂质，可炉温可以烧的更高，产量可以做的更大，铁价因此变得更加低廉。
冶铁炉越来越高、炉温越来越高后，铁的质量是越来越高的。欧洲人在十四世纪开始制作出板甲，主要就是冶铁炉温升高和水力锻锤的发明，让铁的质量和百炼钢变得便宜。
现在山东的生铁价格已经非常低廉，水力锻锤早就出现，取代铁匠的人工捶打，大量铁锭先用水力锻锤捶打成薄板，然后手工裁成甲片，此时已经不再是熟铁，而是钢片。所以最优质的铁甲，开始由钢片穿成。不但质量更好，而且重量更轻，一套全装甲，普遍下降到了五十斤以下。次优的，则是在胸腹位置用钢片，其他位置用铁叶。
兵刃普遍钢化，以前一把百炼钢刀价值连城，需要一个熟练工匠锻造数个月之久，如今几天之内就能制造出一把百炼钢刀。燕王军的长矛已经普遍采用钢制、只有战俘、重锤这样的武器，只追求重量，不追求锐利的武器，依然以铁制造。
按道理说，煤铁的大规模生产，就是工业革命的标志，可是李慢侯却没看到蒸汽机的出现，甚至连一点迹象都没有。因为科学理论的进步，还远不到支撑使用性蒸汽机出现的程度。热力学甚至连个概念都没有，蒸汽动力还停留在古罗马时期《压缩空气的理论和应用》这样的水平。圆球里灌上水，底下用炭火加热，蒸汽从外侧两根气孔喷出，带动圆球转动这样的玩具也有，自然有人想到用蒸汽作为动力，可怎么实现，还没有头绪。
但是没有蒸汽机，其他机器设备依然在快速出现，一些精妙复杂的机器也已经诞生，纺纱机已经做的很大，需要高大的厂房安装，野牛皮作为皮带带动的转轴，可以驱动十几台大型纺纱机。最终的驱动力，就是水力，巨大的转轮缓慢转动，通过齿轮变速，可以让纺纱机转的极快。
李慢侯制定的专利法，并没能在全国推广，但在他控制的地区，执行的越来越严格。因此通过专利法发财的大有人在，所以工匠对机器的改进动机很强。李慢侯也发现，专利法这样的制度，其实对于发明创造的推动力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推动了技术的传播。全世界的技术都在快速引入他的辖境，因为曾出现过有人将印度纺织机带到国内注册，然后获得了数千贯财富的先例。
大型水力纺纱机出现之后，快速传播到各地，主要推动力就是专利法。
如今哪怕是不产棉的地方，都开始出现大型纺纱机，比如土地紧张的福建，纺纱机数量之多，仅次于山东和广东，因为福建数以百计的溪流，拥有非常方便利用的水力。当地土豪很容易就能拦河筑坝，控制水流平稳的冲击水轮，驱动一座水力工厂。而棉花则可以从海州和广东进口，在这里加工之后，走水路大量出口到其他地方加工成棉布。相对纺纱机的大规模机械化，纺织依然主要是手工作坊。
江南、四川，都拥有这样的大型纺纱工厂，机制棉纱的数量，已经远超手工棉纱。机器大工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的工厂可以雇佣上千工人。
机器大功业、煤铁工业，都已经出现，水力工厂，在北到山东、南到广东，东起上海，西至四川的广泛区域发展，从业者超过几十万人。这种情况让李慢侯觉得工业革命似乎已经开始。
可是没有蒸汽机的工业革命是真的工业革命吗？
工业革命到底该怎么界定，是以大工厂制度为标志，还是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
他当然知道工业革命的深层含义是工业在重塑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也在发生，至少在棉纱生产上，水力工厂在大规模取代手工劳动，这就是对社会生产的重塑。也确实有人口开始在一些水力便利的小镇聚集。
可是水力动力，又将工业限制在水力发达地区，对于那些水力不发达的地区，基本没什么影响。另外对于大城市的作用，也很不明显。大城市很难靠水力驱动，没有蒸汽机，工业布局就无法在大城市集中。集约化和规模化，就无法完成。
从推动城市化发展和产业聚集效果来说，水力革命似乎真的不能算是一场工业革命，只能说是局部地区新技术引进和推广后的快速发展而已。类似景德镇高度集中的陶瓷工业，没人能称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是工业革命吧？
可如果说不是工业革命，水力纺纱机工厂的快速发展，却又超出了李慢侯对技术进步的定义。虽然一座座小城镇的规模都不大，基本上都在万人以下，围绕一座工厂形成小镇。可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光是福建就有这样的工业小镇不下千座，总人口加起来也高达二三十万人。
而且带动的大工厂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哪怕是那些以前不曾出现大工厂的行业，也开始出现大工厂制度。陶瓷、织布、丝绸工业等大宗商品生产，都出现了大型集约工厂。产量巨大，效率很高，快速侵蚀着手工作坊的生存空间。
要怪就只能怪中国太大，各地地理差异也更大，在欧洲一个国家无法得到的水力资源，在中国可以得到。一个福建可利用的水力资源，就比整个英国更多。于是英国人无法用自然水力推动工业革命，不意味着中国不可以。
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分工和高度协作，至少在纺纱行业出现了。同样的还有冶铁工业，从山东开始，冶铁高炉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在煤铁资源中心，山东的淄州、莱芜、燕云的滦州、大同，都出现了煤铁生产中心。
水力革命在南宋境内发展的也极快，闽浙沿海地区山区多，落差大，溪流短促入海，既方便小船进出，运来棉花和运走棉纱，也方便筑坝储水，冲击水轮。
水力机器除了用在纺纱上，广泛运用在磨面、纺麻等大宗商品生产上。在缫丝工业上，也出现了应用，但质量还无法比得上人工，断丝比较多。不过缫丝行业拥有最雄厚的资金，同时又是一个人力最为紧缺的部门，相信用不了多久，水力缫丝机器就会变得实用。
水力机器广泛在四川盆地，东南沿海，长江两岸，两湖平原，汉江平原，江南东西，将南宋朝廷的经济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财政水平进一步提升，已经达到了三亿贯。大小城市快速扩张，上海这种百万级的城市虽然极少，但三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涌现出了五十多座，苏州、湖州、常州都是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苏州人口更是高达六十万人，下一个百万大城市，很可能就是苏州。
沿着长江，通州、真州、镇江、江宁、芜湖、江州、蕲州、武昌、黄州、鄂州、汉阳，这些沿江港口城市都是三十万人上下的商业、手工业大城市。但是一过汉阳军，就再也没有大城市，一直到四川，才开始有大批大城市出现。但这些年发展也慢了下来，四川人口大量向外迁出。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很难享受到大航海的红利，长江水道之利，也只能粘上一点。
四川盆地与两湖平原之间的山区，是最穷的地方之一，既无法得到四川庞大的内部市场红利，又无法享受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的红利，这里的百姓给各方势力当兵为生。
城市的发展，让城市里出现了一群新兴阶层，主要是工商业资本阶层。跟欧洲的城市市民阶层不同，中国的城市阶层，对权贵的反抗动机很低。法国人正在进行规模宏大的城市公社运动，国王支持他们跟各地的贵族斗争，给他们颁发大量公社特许状。但中国城市的自治倾向很低，城市阶层依然跟乡土阶层拥有剪不断的联系。哪怕是城里的大豪商，也要回乡祭祖。也需要给那些穿着补丁的同族长辈磕头。
很多发了财的富商，临退休返乡的时候，一定会大兴土木。衣锦还乡这种文化，真的是城市文化最大的敌人。不光是普通城市如此，海商都是如此。一个海商往往四十岁左右就下不了海了，不管多大的海商，都是把资产清空，转行做保险商或者供应商，同时大兴土木。
普通市民也是如此，很多人一家人进城了，依然会给乡下的亲族汇款。来自城市汇款，是乡村现金流入的主要构成。
虽说跟西方相比，中国的城市跟乡村结合的更加紧密，可依然有独有的组织。没有形成欧洲城市那种城市公社，但各行各业还是有行会的。行会作为商业组织，让商人群体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可斗争性还是不足，充其量发动一个罢市。大规模的城市商人、雇工等市民群体团结起来，跟官府斗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铁矿大规模开采的比煤矿更早，事实上煤矿开发，主要是为冶铁服务。铁作坊能出的价格最高，大规模用煤冶铁，虽然会带进去磷硫等杂质，可炉温可以烧的更高，产量可以做的更大，铁价因此变得更加低廉。
冶铁炉越来越高、炉温越来越高后，铁的质量是越来越高的。欧洲人在十四世纪开始制作出板甲，主要就是冶铁炉温升高和水力锻锤的发明，让铁的质量和百炼钢变得便宜。
现在山东的生铁价格已经非常低廉，水力锻锤早就出现，取代铁匠的人工捶打，大量铁锭先用水力锻锤捶打成薄板，然后手工裁成甲片，此时已经不再是熟铁，而是钢片。所以最优质的铁甲，开始由钢片穿成。不但质量更好，而且重量更轻，一套全装甲，普遍下降到了五十斤以下。次优的，则是在胸腹位置用钢片，其他位置用铁叶。
兵刃普遍钢化，以前一把百炼钢刀价值连城，需要一个熟练工匠锻造数个月之久，如今几天之内就能制造出一把百炼钢刀。燕王军的长矛已经普遍采用钢制、只有战俘、重锤这样的武器，只追求重量，不追求锐利的武器，依然以铁制造。
按道理说，煤铁的大规模生产，就是工业革命的标志，可是李慢侯却没看到蒸汽机的出现，甚至连一点迹象都没有。因为科学理论的进步，还远不到支撑使用性蒸汽机出现的程度。热力学甚至连个概念都没有，蒸汽动力还停留在古罗马时期《压缩空气的理论和应用》这样的水平。圆球里灌上水，底下用炭火加热，蒸汽从外侧两根气孔喷出，带动圆球转动这样的玩具也有，自然有人想到用蒸汽作为动力，可怎么实现，还没有头绪。
但是没有蒸汽机，其他机器设备依然在快速出现，一些精妙复杂的机器也已经诞生，纺纱机已经做的很大，需要高大的厂房安装，野牛皮作为皮带带动的转轴，可以驱动十几台大型纺纱机。最终的驱动力，就是水力，巨大的转轮缓慢转动，通过齿轮变速，可以让纺纱机转的极快。
李慢侯制定的专利法，并没能在全国推广，但在他控制的地区，执行的越来越严格。因此通过专利法发财的大有人在，所以工匠对机器的改进动机很强。李慢侯也发现，专利法这样的制度，其实对于发明创造的推动力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推动了技术的传播。全世界的技术都在快速引入他的辖境，因为曾出现过有人将印度纺织机带到国内注册，然后获得了数千贯财富的先例。
大型水力纺纱机出现之后，快速传播到各地，主要推动力就是专利法。
如今哪怕是不产棉的地方，都开始出现大型纺纱机，比如土地紧张的福建，纺纱机数量之多，仅次于山东和广东，因为福建数以百计的溪流，拥有非常方便利用的水力。当地土豪很容易就能拦河筑坝，控制水流平稳的冲击水轮，驱动一座水力工厂。而棉花则可以从海州和广东进口，在这里加工之后，走水路大量出口到其他地方加工成棉布。相对纺纱机的大规模机械化，纺织依然主要是手工作坊。
江南、四川，都拥有这样的大型纺纱工厂，机制棉纱的数量，已经远超手工棉纱。机器大工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的工厂可以雇佣上千工人。
机器大功业、煤铁工业，都已经出现，水力工厂，在北到山东、南到广东，东起上海，西至四川的广泛区域发展，从业者超过几十万人。这种情况让李慢侯觉得工业革命似乎已经开始。
可是没有蒸汽机的工业革命是真的工业革命吗？
工业革命到底该怎么界定，是以大工厂制度为标志，还是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
他当然知道工业革命的深层含义是工业在重塑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也在发生，至少在棉纱生产上，水力工厂在大规模取代手工劳动，这就是对社会生产的重塑。也确实有人口开始在一些水力便利的小镇聚集。
可是水力动力，又将工业限制在水力发达地区，对于那些水力不发达的地区，基本没什么影响。另外对于大城市的作用，也很不明显。大城市很难靠水力驱动，没有蒸汽机，工业布局就无法在大城市集中。集约化和规模化，就无法完成。
从推动城市化发展和产业聚集效果来说，水力革命似乎真的不能算是一场工业革命，只能说是局部地区新技术引进和推广后的快速发展而已。类似景德镇高度集中的陶瓷工业，没人能称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是工业革命吧？
可如果说不是工业革命，水力纺纱机工厂的快速发展，却又超出了李慢侯对技术进步的定义。虽然一座座小城镇的规模都不大，基本上都在万人以下，围绕一座工厂形成小镇。可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光是福建就有这样的工业小镇不下千座，总人口加起来也高达二三十万人。
而且带动的大工厂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哪怕是那些以前不曾出现大工厂的行业，也开始出现大工厂制度。陶瓷、织布、丝绸工业等大宗商品生产，都出现了大型集约工厂。产量巨大，效率很高，快速侵蚀着手工作坊的生存空间。
要怪就只能怪中国太大，各地地理差异也更大，在欧洲一个国家无法得到的水力资源，在中国可以得到。一个福建可利用的水力资源，就比整个英国更多。于是英国人无法用自然水力推动工业革命，不意味着中国不可以。
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分工和高度协作，至少在纺纱行业出现了。同样的还有冶铁工业，从山东开始，冶铁高炉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在煤铁资源中心，山东的淄州、莱芜、燕云的滦州、大同，都出现了煤铁生产中心。
水力革命在南宋境内发展的也极快，闽浙沿海地区山区多，落差大，溪流短促入海，既方便小船进出，运来棉花和运走棉纱，也方便筑坝储水，冲击水轮。
水力机器除了用在纺纱上，广泛运用在磨面、纺麻等大宗商品生产上。在缫丝工业上，也出现了应用，但质量还无法比得上人工，断丝比较多。不过缫丝行业拥有最雄厚的资金，同时又是一个人力最为紧缺的部门，相信用不了多久，水力缫丝机器就会变得实用。
水力机器广泛在四川盆地，东南沿海，长江两岸，两湖平原，汉江平原，江南东西，将南宋朝廷的经济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财政水平进一步提升，已经达到了三亿贯。大小城市快速扩张，上海这种百万级的城市虽然极少，但三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涌现出了五十多座，苏州、湖州、常州都是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苏州人口更是高达六十万人，下一个百万大城市，很可能就是苏州。
沿着长江，通州、真州、镇江、江宁、芜湖、江州、蕲州、武昌、黄州、鄂州、汉阳，这些沿江港口城市都是三十万人上下的商业、手工业大城市。但是一过汉阳军，就再也没有大城市，一直到四川，才开始有大批大城市出现。但这些年发展也慢了下来，四川人口大量向外迁出。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很难享受到大航海的红利，长江水道之利，也只能粘上一点。
四川盆地与两湖平原之间的山区，是最穷的地方之一，既无法得到四川庞大的内部市场红利，又无法享受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的红利，这里的百姓给各方势力当兵为生。
城市的发展，让城市里出现了一群新兴阶层，主要是工商业资本阶层。跟欧洲的城市市民阶层不同，中国的城市阶层，对权贵的反抗动机很低。法国人正在进行规模宏大的城市公社运动，国王支持他们跟各地的贵族斗争，给他们颁发大量公社特许状。但中国城市的自治倾向很低，城市阶层依然跟乡土阶层拥有剪不断的联系。哪怕是城里的大豪商，也要回乡祭祖。也需要给那些穿着补丁的同族长辈磕头。
很多发了财的富商，临退休返乡的时候，一定会大兴土木。衣锦还乡这种文化，真的是城市文化最大的敌人。不光是普通城市如此，海商都是如此。一个海商往往四十岁左右就下不了海了，不管多大的海商，都是把资产清空，转行做保险商或者供应商，同时大兴土木。
普通市民也是如此，很多人一家人进城了，依然会给乡下的亲族汇款。来自城市汇款，是乡村现金流入的主要构成。
虽说跟西方相比，中国的城市跟乡村结合的更加紧密，可依然有独有的组织。没有形成欧洲城市那种城市公社，但各行各业还是有行会的。行会作为商业组织，让商人群体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可斗争性还是不足，充其量发动一个罢市。大规模的城市商人、雇工等市民群体团结起来，跟官府斗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