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你来我往，不一会儿，二两的杯子见了底儿。
李同河喝得满脸通红，夹了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一边嚼一边扯开衬衫领口，“这才几月份，天就这么热了”。
林维桢头也不抬地道：“心静自然凉”。
李同河闷头倒酒，“关键是凉不下来啊”。
林维桢从身旁的包里掏出一摞东西，放在桌上，道：“这不给你带来了解暑降温的灵丹妙药了”。
饭馆老板隔着一张桌子在扇扇子，听着两人的对话，不由得撇撇嘴，都说臭老九会装腔作势，说人话能死啊！
“都是期刊？《经济科学》和《经济研究》，你把咱们系阅览室的都借来了？”
“怎么可能！每一期借了一本而已，就这样还被管理员盘问了半个小时，生怕我卷了东西跑路”，林维桢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不过李同河并不觉得好笑，这年头学术期刊都是宝贝，损坏了一个角都不行，更不用说遗失，如果他是阅览室管理员，根本不允许一次性借这么多。
李同河跟老板要了一张旧报纸，铺在桌上，然后把期刊放过在报纸上，这才问道：“你借这么多干啥？”
“你不是让我给你出出主意吗？我打听过了，现在评职称的要求并不高，一篇《经济科学》的一作文章，绝对能评得上副教授”。
李同河吓了一跳，摆手道：“《经济科学》？我想都不敢想，你也不看看能在上面留名的都是什么人，我一个小小的讲师哪有这本事？”
林维桢无语道：“李老师，你咋就没自信呢？我一个学生都能留名，你咋就不能？”
李同河哭笑不得道：“咱俩没可比性，你那篇文章写得确实好，还有陈老给你润色，我可没这么好的待遇”。
“好，咱们先不谈别的，我就问你，想不想评副教授？”
“想！当然想！”，李同河眼珠子都红了，哪能不想呢，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只有评上了副教授，他才能分到一套大一点的教师宿舍，就能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一家团聚。
“就是不知道写什么样的文章是不？”
李同河翻翻眼皮，道：“这不废话嘛，我要是知道，我还用你出主意？”
林维桢拍了拍桌上的一摞期刊，道：“既然心里没底，那就更应该研究这些东西。李老师，您看看，经济科学第一卷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陈老写的发刊词，经济科学研究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再看看之后几期的文章，基本上都围绕着陈老的这个主题。陈老是谁，是经济科学的创刊人，是国内经济学领域的泰山北斗，你说在这上面发文章，不投其所好行吗？”
李同河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瞅着林维桢，半晌才砸吧砸吧嘴道：“我怎么听着你这话不对味儿啊，一股市侩气息，臭烘烘的”。
死知识分子，臭老九，假清高啥？你要是跟我一样，十几年窝在讲师位置上，肯定比我还市侩，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下一刻，李同河却语气一转，突然笑道：“不过你说得也有些道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要紧跟陈老的脚步和指挥，写一些跟当前经济改革相关的文章，是不？”
林维桢懒得跟他计较，包括他在内的臭老九们都有个臭毛病，好面子，假清高，有时候宁肯饿着肚子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几千年了从来没变过。
好歹之前不少人曾去乡下亲身体验劳苦大众的生活，吃尽了苦头后，身上的臭毛病倒是有所改观，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依然时不时地透出一股酸腐味。
“可以这么说，但还不够”，见李同河一脸茫然，林维桢指了指天，解释道：“更要紧跟上面的步伐，听上面的指挥”。
李同河吓了一跳，左右一看，饭馆老板两口子正坐在门口吃晚饭，里面就他俩了，这才松了口气，压低声道：“这话可不能乱说”。
林维桢拿起杯子道：“李老师，走一个”，咽下酒后，吃了一口菜，道：“我刚才说的话糙理不糙啊，明摆着的事儿，你还假装不知道？”
李同河苦笑一声，道：“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放到以前，那叫揣摩圣意，是要杀头的！”
林维桢噗嗤一声笑道：“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是什么年代，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新时代，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李同河摆摆手道：“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你刚才那话是……”。
“这么说吧，咱们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突然听说要改革了，您觉得大家能一下子转过弯？我想估计够呛，恐怕连你这样搞经济的人都不可能立马调头”。
李同河坦然道：“还真被你说对了，现在我一看西方经济学的书，就头大，总拿着政治经济学的东西给它挑毛病”。
李同河教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这门课，也就是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按照学校要求，他每讲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原理，都要对其进行一番批判，以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然后再讲下一个原理。
这种教学方法极为死板，把人家的西方经济学弄得支离破碎，无形中增加了学习难度。
林维桢不是自夸，换成他上台，讲得比李同河好得多，在不耽误批判的同时，还能增强知识的连贯性和趣味性。
但这话只能在心里想想，林维桢笑道：“你一个个体都转不过弯来，更何况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上面最想看到什么？现在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经济改革找理论和法律依据，而且还是用大家所熟悉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依据，这事儿我不行，但你肯定能行”。
“嘶……”，李同河倒吸了口冷气，脑袋被他的一番话砸的有点晕，端起杯子灌了一口酒，眯着眼睛琢磨起来。
林维桢也不管他，自斟自饮。
“有点难”，李同河突然叹了口气道。
这不废话么？如果随便一个人都能弄出来，还要那么多御用笔杆子干嘛？
虽然林维桢肚里有现成的东西，但他可不会说出来，只能靠李同河自己去琢磨，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跟国外一比，咱们太穷了，人家基本上都开上小汽车了，咱们大部分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难道贫穷就是社会主义？”
李同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即皱起了眉，过了一会儿才摇头道：“这个问题……，我一时半会儿也给不出答案”，然后自嘲的笑笑，“我这个老师也是个半吊子，论思维的敏捷，我不如你”。
林维桢谦虚了两句，道：“其实我也想写这方面的文章，只是肚子里没货，干不了啊。可您不一样，您之前做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您来说肯定不在话下”。
李同河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决定听从林维桢的建议，咬咬牙道：“行，回去我好好理理思路”。
李同河喝得满脸通红，夹了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一边嚼一边扯开衬衫领口，“这才几月份，天就这么热了”。
林维桢头也不抬地道：“心静自然凉”。
李同河闷头倒酒，“关键是凉不下来啊”。
林维桢从身旁的包里掏出一摞东西，放在桌上，道：“这不给你带来了解暑降温的灵丹妙药了”。
饭馆老板隔着一张桌子在扇扇子，听着两人的对话，不由得撇撇嘴，都说臭老九会装腔作势，说人话能死啊！
“都是期刊？《经济科学》和《经济研究》，你把咱们系阅览室的都借来了？”
“怎么可能！每一期借了一本而已，就这样还被管理员盘问了半个小时，生怕我卷了东西跑路”，林维桢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不过李同河并不觉得好笑，这年头学术期刊都是宝贝，损坏了一个角都不行，更不用说遗失，如果他是阅览室管理员，根本不允许一次性借这么多。
李同河跟老板要了一张旧报纸，铺在桌上，然后把期刊放过在报纸上，这才问道：“你借这么多干啥？”
“你不是让我给你出出主意吗？我打听过了，现在评职称的要求并不高，一篇《经济科学》的一作文章，绝对能评得上副教授”。
李同河吓了一跳，摆手道：“《经济科学》？我想都不敢想，你也不看看能在上面留名的都是什么人，我一个小小的讲师哪有这本事？”
林维桢无语道：“李老师，你咋就没自信呢？我一个学生都能留名，你咋就不能？”
李同河哭笑不得道：“咱俩没可比性，你那篇文章写得确实好，还有陈老给你润色，我可没这么好的待遇”。
“好，咱们先不谈别的，我就问你，想不想评副教授？”
“想！当然想！”，李同河眼珠子都红了，哪能不想呢，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只有评上了副教授，他才能分到一套大一点的教师宿舍，就能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一家团聚。
“就是不知道写什么样的文章是不？”
李同河翻翻眼皮，道：“这不废话嘛，我要是知道，我还用你出主意？”
林维桢拍了拍桌上的一摞期刊，道：“既然心里没底，那就更应该研究这些东西。李老师，您看看，经济科学第一卷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陈老写的发刊词，经济科学研究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再看看之后几期的文章，基本上都围绕着陈老的这个主题。陈老是谁，是经济科学的创刊人，是国内经济学领域的泰山北斗，你说在这上面发文章，不投其所好行吗？”
李同河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瞅着林维桢，半晌才砸吧砸吧嘴道：“我怎么听着你这话不对味儿啊，一股市侩气息，臭烘烘的”。
死知识分子，臭老九，假清高啥？你要是跟我一样，十几年窝在讲师位置上，肯定比我还市侩，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下一刻，李同河却语气一转，突然笑道：“不过你说得也有些道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要紧跟陈老的脚步和指挥，写一些跟当前经济改革相关的文章，是不？”
林维桢懒得跟他计较，包括他在内的臭老九们都有个臭毛病，好面子，假清高，有时候宁肯饿着肚子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几千年了从来没变过。
好歹之前不少人曾去乡下亲身体验劳苦大众的生活，吃尽了苦头后，身上的臭毛病倒是有所改观，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依然时不时地透出一股酸腐味。
“可以这么说，但还不够”，见李同河一脸茫然，林维桢指了指天，解释道：“更要紧跟上面的步伐，听上面的指挥”。
李同河吓了一跳，左右一看，饭馆老板两口子正坐在门口吃晚饭，里面就他俩了，这才松了口气，压低声道：“这话可不能乱说”。
林维桢拿起杯子道：“李老师，走一个”，咽下酒后，吃了一口菜，道：“我刚才说的话糙理不糙啊，明摆着的事儿，你还假装不知道？”
李同河苦笑一声，道：“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放到以前，那叫揣摩圣意，是要杀头的！”
林维桢噗嗤一声笑道：“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是什么年代，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新时代，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李同河摆摆手道：“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你刚才那话是……”。
“这么说吧，咱们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突然听说要改革了，您觉得大家能一下子转过弯？我想估计够呛，恐怕连你这样搞经济的人都不可能立马调头”。
李同河坦然道：“还真被你说对了，现在我一看西方经济学的书，就头大，总拿着政治经济学的东西给它挑毛病”。
李同河教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这门课，也就是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按照学校要求，他每讲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原理，都要对其进行一番批判，以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然后再讲下一个原理。
这种教学方法极为死板，把人家的西方经济学弄得支离破碎，无形中增加了学习难度。
林维桢不是自夸，换成他上台，讲得比李同河好得多，在不耽误批判的同时，还能增强知识的连贯性和趣味性。
但这话只能在心里想想，林维桢笑道：“你一个个体都转不过弯来，更何况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上面最想看到什么？现在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经济改革找理论和法律依据，而且还是用大家所熟悉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依据，这事儿我不行，但你肯定能行”。
“嘶……”，李同河倒吸了口冷气，脑袋被他的一番话砸的有点晕，端起杯子灌了一口酒，眯着眼睛琢磨起来。
林维桢也不管他，自斟自饮。
“有点难”，李同河突然叹了口气道。
这不废话么？如果随便一个人都能弄出来，还要那么多御用笔杆子干嘛？
虽然林维桢肚里有现成的东西，但他可不会说出来，只能靠李同河自己去琢磨，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跟国外一比，咱们太穷了，人家基本上都开上小汽车了，咱们大部分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难道贫穷就是社会主义？”
李同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即皱起了眉，过了一会儿才摇头道：“这个问题……，我一时半会儿也给不出答案”，然后自嘲的笑笑，“我这个老师也是个半吊子，论思维的敏捷，我不如你”。
林维桢谦虚了两句，道：“其实我也想写这方面的文章，只是肚子里没货，干不了啊。可您不一样，您之前做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您来说肯定不在话下”。
李同河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决定听从林维桢的建议，咬咬牙道：“行，回去我好好理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