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年的这一期，不出所料，用幸灾乐祸地口吻报道了艾布拉姆斯在大陆遇到了麻烦。
“红色中国的首都最近大规模暂停了很多主要产业的合同，这一行为挫伤了很多中国公司，也让很多试图在这里赚钱并开始动作的美国公司蒙受损失。”
而艾布拉姆斯就是其中的首当其冲者，他拿到的很多订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虽然艾布拉姆斯家大业大，但因为大陆政府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商业违约，使得他损失惨重。
看完后，林维桢若有所思道：“这位艾布拉姆斯先生可真够倒霉的，没想到《财富》杂志连大陆的情况都清楚，他们在这里有办事处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丹尼尔摇摇头道，随即哈哈大笑：“幸亏我们没在首都开展业务，否则结局跟艾布拉姆斯这个狗娘养的一样。”
林维桢看丹尼尔心情还不错，倒是松了口气，笑着问：“丹尼尔，你这次来首都，不会只是跟我抱怨一通吧？”
丹尼尔摆手道：“当然不是。坦率地讲，特区的官员们视野更开阔，更有改革精神，一直以来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所以，只要特区还在，我相信会慢慢好起来的。”
丹尼尔嘴上说信心十足，可林维桢却看到他表情严肃。
果然，丹尼尔话锋一转，摇摇头道：“可是，现实情况很不乐观。”
说着，又递给林维桢一本杂志，指着一篇文章道：“《财富》对大陆的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时代周刊》却口气不善，披露了大陆第一次向国际社会求助。今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予以中国4.5亿美元融资。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组织贷款。据说你们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外汇储备吃紧，通货膨胀严重，石油生产和出口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经济危机。在美国的时候，我还听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说你们中国是瓷器店中的公牛，想要走出瓷器店，却又怕在转身的过程中，弄坏了瓷器。”
其实，林维桢对大陆目前的政策并非一无所知。
自从电器店被打办室盯上后，他便找出了去年和今年所有的人民日报，将一条条与经济政策综相关的报道按照时间线剪贴出来，稍微一分析，就能还原出这两年政策变动的脉络。
事实上，在1981年年初之前，政策的方向还是朝着鼓励个体经济，促进改革的路线上推进的。
中央仍然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该受社会尊重”。
比如在1980年9月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还提出允许“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手工业者、小商贩在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后，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但是到1981年，口径出现了大转变。
今年新年刚过，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一月七日发文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卖。
在一月底，国务院又发文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这两份文件林维桢都在报纸上看到过，因为电器店有营业执照，相当于经过工商局的批准，所以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允许销售电器之类的工业品，当时工商局就不该批复营业执照，既然批了，那就得给电器店背书。
上半年首都周边地区还算风平浪静，闽粤等沿海地区倒是抓了不少人，多数是从事走私贩私的，还包括一些给走私贩私开方便之门的官员。
年中开始，形式开始严峻起来。
虽然报纸上没有明确报道，但林维桢还是能从中捕捉到蛛丝马迹，很多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地减产，甚至停产，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戛然而止，等等。
这些迹象表明，中央遇到了财政危机，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丹尼尔刚才透露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很可能比想象中的更严重。
而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造成的，这当然也有迹可循。比如，为了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政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以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势必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
同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一方面让中央财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块，另一方面，此次改革的总体成效又实在不能让人满意。
因此最近有人开始鼓吹，经济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和“笼子与鸟”的理论。
所谓的“笼子与鸟”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以目前的经济政策走向来看，中央明显采纳了“笼子与鸟”理论，再加上很多国有企业不思进取，在一旁摇旗呐喊，最近两个月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声音，都是诉控那些计划外的小工厂和个体户如何与规范的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如何搅乱市场秩序，如何让国有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总而言之，国有企业试点改革搞不好，都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惹的祸。
郝万福经营的电器店虽然不具有生产性质，不会跟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但却跟国营商店争夺市场。
而且电器店服务好，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国营商店根本竞争不过。
这种情况下，国营商店只能哭着喊着找亲爸爸帮忙了。
这事没地方说理去。
现在连出口创汇项目都无法优先保证原材料供给，可想而知，经济改革面临的阻力和挑战有多么严重。
“这么说，你那里也遇到了问题？”
丹尼尔点点头道：“是啊。我从美国回来后，很快在东莞找了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工厂，委托生产汽车维修工具。其中三分之一的材料从美国进口，剩下的三分之二由国内供应，这是写在协议书中的条款。原本一切顺利，可前两天工厂负责人却突然通知我，很多原材料无法购买，现在只能停工。”
林维桢耸耸肩，摊摊手，给了丹尼尔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
“林，你长期在首都，比我了解你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你觉得中国未来的经济会走向哪个方向？”
林维桢没有马上回答，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道：“丹尼尔，困难是暂时的。”
“红色中国的首都最近大规模暂停了很多主要产业的合同，这一行为挫伤了很多中国公司，也让很多试图在这里赚钱并开始动作的美国公司蒙受损失。”
而艾布拉姆斯就是其中的首当其冲者，他拿到的很多订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虽然艾布拉姆斯家大业大，但因为大陆政府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商业违约，使得他损失惨重。
看完后，林维桢若有所思道：“这位艾布拉姆斯先生可真够倒霉的，没想到《财富》杂志连大陆的情况都清楚，他们在这里有办事处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丹尼尔摇摇头道，随即哈哈大笑：“幸亏我们没在首都开展业务，否则结局跟艾布拉姆斯这个狗娘养的一样。”
林维桢看丹尼尔心情还不错，倒是松了口气，笑着问：“丹尼尔，你这次来首都，不会只是跟我抱怨一通吧？”
丹尼尔摆手道：“当然不是。坦率地讲，特区的官员们视野更开阔，更有改革精神，一直以来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所以，只要特区还在，我相信会慢慢好起来的。”
丹尼尔嘴上说信心十足，可林维桢却看到他表情严肃。
果然，丹尼尔话锋一转，摇摇头道：“可是，现实情况很不乐观。”
说着，又递给林维桢一本杂志，指着一篇文章道：“《财富》对大陆的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时代周刊》却口气不善，披露了大陆第一次向国际社会求助。今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予以中国4.5亿美元融资。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组织贷款。据说你们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外汇储备吃紧，通货膨胀严重，石油生产和出口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经济危机。在美国的时候，我还听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说你们中国是瓷器店中的公牛，想要走出瓷器店，却又怕在转身的过程中，弄坏了瓷器。”
其实，林维桢对大陆目前的政策并非一无所知。
自从电器店被打办室盯上后，他便找出了去年和今年所有的人民日报，将一条条与经济政策综相关的报道按照时间线剪贴出来，稍微一分析，就能还原出这两年政策变动的脉络。
事实上，在1981年年初之前，政策的方向还是朝着鼓励个体经济，促进改革的路线上推进的。
中央仍然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该受社会尊重”。
比如在1980年9月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还提出允许“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手工业者、小商贩在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后，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但是到1981年，口径出现了大转变。
今年新年刚过，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一月七日发文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卖。
在一月底，国务院又发文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这两份文件林维桢都在报纸上看到过，因为电器店有营业执照，相当于经过工商局的批准，所以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允许销售电器之类的工业品，当时工商局就不该批复营业执照，既然批了，那就得给电器店背书。
上半年首都周边地区还算风平浪静，闽粤等沿海地区倒是抓了不少人，多数是从事走私贩私的，还包括一些给走私贩私开方便之门的官员。
年中开始，形式开始严峻起来。
虽然报纸上没有明确报道，但林维桢还是能从中捕捉到蛛丝马迹，很多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地减产，甚至停产，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戛然而止，等等。
这些迹象表明，中央遇到了财政危机，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丹尼尔刚才透露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很可能比想象中的更严重。
而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造成的，这当然也有迹可循。比如，为了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政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以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势必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
同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一方面让中央财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块，另一方面，此次改革的总体成效又实在不能让人满意。
因此最近有人开始鼓吹，经济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和“笼子与鸟”的理论。
所谓的“笼子与鸟”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以目前的经济政策走向来看，中央明显采纳了“笼子与鸟”理论，再加上很多国有企业不思进取，在一旁摇旗呐喊，最近两个月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声音，都是诉控那些计划外的小工厂和个体户如何与规范的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如何搅乱市场秩序，如何让国有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总而言之，国有企业试点改革搞不好，都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惹的祸。
郝万福经营的电器店虽然不具有生产性质，不会跟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但却跟国营商店争夺市场。
而且电器店服务好，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国营商店根本竞争不过。
这种情况下，国营商店只能哭着喊着找亲爸爸帮忙了。
这事没地方说理去。
现在连出口创汇项目都无法优先保证原材料供给，可想而知，经济改革面临的阻力和挑战有多么严重。
“这么说，你那里也遇到了问题？”
丹尼尔点点头道：“是啊。我从美国回来后，很快在东莞找了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工厂，委托生产汽车维修工具。其中三分之一的材料从美国进口，剩下的三分之二由国内供应，这是写在协议书中的条款。原本一切顺利，可前两天工厂负责人却突然通知我，很多原材料无法购买，现在只能停工。”
林维桢耸耸肩，摊摊手，给了丹尼尔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
“林，你长期在首都，比我了解你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你觉得中国未来的经济会走向哪个方向？”
林维桢没有马上回答，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道：“丹尼尔，困难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