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赚得盆满钵满。
虽然土匪出身，但他经商也有一套，不然百万身家（这是张汉卿粗算的数字）不是凭空得来的。张汉卿前脚向他透露这个商机，他后脚就动作起来。烟草嘛，东北多得是；卷烟和烟丝处理也是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拿手好戏，有人就行，并不需要多么雄厚的工业实力，产烟大省奉天、热河缺的是销量。短短一个月，规模颇大的卷烟厂就建起来了。在三个月后首轮价格谈判结束时，首批10万支香烟已经出厂待发。这份做生意的天赋和对机会的大胆把握，很显水平。
张汉卿把这批香烟命名为“胜利”牌，寓意为欧战的胜利，也隐喻着他为乃父在提升经济能力上的一次胜利。通过把奉天并不值钱的烟草从白菜价卖到人参价，让张作霖对他交结人脉的水平刮目相看。
中国的“胜利”牌香烟以其劲大、便宜迅速获得战区官兵的喜爱，被誉为“珍贵的礼物”。一位比利时士兵柯林卫多普在明信片上留言：“在如今恶劣的天气下，烟草倍受欢迎。在战壕里，你绝不会发现任何的香烟残余散落在地，因为在它们燃烧到唇边之前是不会被扔掉的。”
同为协约国的俄国获得这种香烟的途径就更方便了，同样地，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超出和平地区人们所能想到的极限。随军记者达基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女）在回忆中说：“我看到过一个烟草箱子怎样飞落到沼泽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骂…战士们很珍惜弹药，也很珍惜烟草…”烟草、香烟、打火石或火柴，在无情的战争中真的可谓士兵们唯一的慰藉之源。
此后烟草成为振兴东北经济的重要一环被继续发扬光大，一直到战后，价廉物美的中国香烟一直是欧洲人民的最爱，也为东北财政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这是后话。
从蔡锷答应为张汉卿的烟草大计提供人脉起，叔侄两人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光志同道合不行，还要互利合作，这一点蔡锷做得很好，他要用他的实际行动让张作霖坚定信心。如何透过各种关系与欧洲各国的公使们联系，运输有什么要求，价格为几何，都是让人头痛的。
但是张汉卿是解决大事的人，他才不会做那些伤脑筋的事咧，这些就由乃爸做好了，他有的是经商的人么路都铺好了，若连这个都做不好，他要鄙视那位奉天王呢。
此时张汉卿已经想到另外一件事上，他略有局促地对蔡大将军说：“世叔，小侄有一件事情藏在心里好久了，不知是否可以问一问？”
张汉卿正对了老蔡脾气，本着提携后进的想法，蔡锷大方地挥手说：“当然可以。”
“蒋方震将军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很厉害？”
蔡锷愕然：“呃…”
张汉卿道：“我想去拜见百里先生。” 他接着又促狭一笑：“也不知道‘军刀三杰’中，世叔与蒋方震将军不知谁更厉害些？”
这个是难题，因为在蒋百里与蔡锷谁更厉害的问题上，后世孰多争议。
从军衔上讲，护国讨袁战争之前，蔡锷已经官拜民国政|府一级上将；而蒋百里直到十年后，还只挂着个中将，只是在死后追赠的上将。
从武功上讲，蔡锷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其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蔡锷之名气，也在此役后家喻户晓，为其一生军事生涯之巅峰。后世上的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元帅，此时都在他麾下为一小将：而蒋百里一生从未有机会亲自带兵作战，在战术上殊有建树。
在战略上，则是蒋百里之强项，但要恐怕归功于其比之蔡锷之长寿（虽然正史上蒋百里也只活了56岁，但比37岁的蔡锷则又有了岁月沉积与历史演进的优势，参考蒋在1936年才大致完成其“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著名“持久战”奠基人的理论《国防论》）。他的贡献，恐怕还是其桃李满天下的军中子弟吧。
而蔡锷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加以总结，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从这一点讲，蔡锷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是相当精到和独特的，丝毫不亚于蒋百里，或者说是蒋百里后来理论的补充毕竟蒋百里提供了中国在大方向上必胜的论证，而蔡锷则指导了中国如何胜的难题。两者的结合，大概便是后来毛爷爷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的主要思想。
对于自己和蒋百里孰高孰低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也从来没做此比较。自己年纪轻轻就执掌一省军事，于军事理论上也颇有研究，而蒋百里则多在军事理论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上有建树，两者严格意义上讲是军事学的两大分支。蔡锷当得上军事家，而蒋百里则只能说是军事学家。
蔡锷是正人君子，说自己强于蒋百里的话是万万不会讲出来的，毕竟做人要厚道；但要说自己弱，又心有不甘，又怕张汉卿阅历浅会真的认为自己略输一筹。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这面子还是要争一争的。
想了一想，蔡锷道：“我与你蒋世叔都毕业于日本陆大系，算是系出同门，但后来各自发展专业领域不同，机缘也不尽一样，怎好比较？”他微微一笑，平静下来，指着张汉卿的鼻子，笑着说：“汉卿，你怎么会想到问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张汉卿肃容回答说：“奉天部队一直存在战斗力低下与指挥能力落后等问题，学良临来之时，便和父亲讨论过关于重开奉天讲武堂的事现在想来恐怕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了罢。只是学良始终存在一个疑点：鉴于练兵时间与财政限制，是作战与指挥能力优先还是政工优先，学良仍在推敲。练一支百战精兵，费用肯定不小；而政工优先，则奉天可用投入教育的资金来满足政工部分的投入，费用较小。只是在提升军队战斗力方面是否有不足的地方还未可知。蒋世叔在战略方向上的造诣自不必说，在保定陆军学校教导中也有不俗成就。学良想亲自讨教这个问题。”
蔡锷点头，微笑着说：“政工，是什么意思？”
张汉卿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小侄想出来的新词。政工就是用政治教育的手段来使官兵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战。学良私下也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不单单在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士气。另外部队的政工人员也要改变策略，要官兵一体，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学良曾经对世叔的波亚战术略有心得，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打人民战争。只要获得人民拥护，进可以从人民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后勤、物力、人力的支持，退可以融入百姓中间寻得保护。学良认为，现代部队需要大批这样的专职人员，这样的人员应该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兵，才是有精、气、神的。”
蔡锷不再微笑。他凝视张汉卿许久，徐徐道：“这个问题是你父亲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认识？”
张汉卿郝然道：“只是学良自己的揣测。”
蔡锷静静说：“汉卿今年15岁？”
张汉卿说：“虚岁满15了。”
蔡锷忽然拉起张汉卿的手说：“吾道不孤。我现在就带你见见蒋方震。”
这番话能引起我们蔡大将军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一些新式名词外，张汉卿的见解结合了蔡锷、蒋百里多年的研究成果，又解开了他多年以来的疑惑，怎不令他失态？（张汉卿：废话，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特色的建军与强军之路，又怎么会错？）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张汉卿提出的政工人员教出精神的想法，正合他意。
而且张汉卿“官兵一体”的提法甚得他心。蔡锷也一直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张汉卿小小年纪能有这种认识，不能不让他刮目相看。
虽然土匪出身，但他经商也有一套，不然百万身家（这是张汉卿粗算的数字）不是凭空得来的。张汉卿前脚向他透露这个商机，他后脚就动作起来。烟草嘛，东北多得是；卷烟和烟丝处理也是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拿手好戏，有人就行，并不需要多么雄厚的工业实力，产烟大省奉天、热河缺的是销量。短短一个月，规模颇大的卷烟厂就建起来了。在三个月后首轮价格谈判结束时，首批10万支香烟已经出厂待发。这份做生意的天赋和对机会的大胆把握，很显水平。
张汉卿把这批香烟命名为“胜利”牌，寓意为欧战的胜利，也隐喻着他为乃父在提升经济能力上的一次胜利。通过把奉天并不值钱的烟草从白菜价卖到人参价，让张作霖对他交结人脉的水平刮目相看。
中国的“胜利”牌香烟以其劲大、便宜迅速获得战区官兵的喜爱，被誉为“珍贵的礼物”。一位比利时士兵柯林卫多普在明信片上留言：“在如今恶劣的天气下，烟草倍受欢迎。在战壕里，你绝不会发现任何的香烟残余散落在地，因为在它们燃烧到唇边之前是不会被扔掉的。”
同为协约国的俄国获得这种香烟的途径就更方便了，同样地，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超出和平地区人们所能想到的极限。随军记者达基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女）在回忆中说：“我看到过一个烟草箱子怎样飞落到沼泽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骂…战士们很珍惜弹药，也很珍惜烟草…”烟草、香烟、打火石或火柴，在无情的战争中真的可谓士兵们唯一的慰藉之源。
此后烟草成为振兴东北经济的重要一环被继续发扬光大，一直到战后，价廉物美的中国香烟一直是欧洲人民的最爱，也为东北财政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这是后话。
从蔡锷答应为张汉卿的烟草大计提供人脉起，叔侄两人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光志同道合不行，还要互利合作，这一点蔡锷做得很好，他要用他的实际行动让张作霖坚定信心。如何透过各种关系与欧洲各国的公使们联系，运输有什么要求，价格为几何，都是让人头痛的。
但是张汉卿是解决大事的人，他才不会做那些伤脑筋的事咧，这些就由乃爸做好了，他有的是经商的人么路都铺好了，若连这个都做不好，他要鄙视那位奉天王呢。
此时张汉卿已经想到另外一件事上，他略有局促地对蔡大将军说：“世叔，小侄有一件事情藏在心里好久了，不知是否可以问一问？”
张汉卿正对了老蔡脾气，本着提携后进的想法，蔡锷大方地挥手说：“当然可以。”
“蒋方震将军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很厉害？”
蔡锷愕然：“呃…”
张汉卿道：“我想去拜见百里先生。” 他接着又促狭一笑：“也不知道‘军刀三杰’中，世叔与蒋方震将军不知谁更厉害些？”
这个是难题，因为在蒋百里与蔡锷谁更厉害的问题上，后世孰多争议。
从军衔上讲，护国讨袁战争之前，蔡锷已经官拜民国政|府一级上将；而蒋百里直到十年后，还只挂着个中将，只是在死后追赠的上将。
从武功上讲，蔡锷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其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蔡锷之名气，也在此役后家喻户晓，为其一生军事生涯之巅峰。后世上的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元帅，此时都在他麾下为一小将：而蒋百里一生从未有机会亲自带兵作战，在战术上殊有建树。
在战略上，则是蒋百里之强项，但要恐怕归功于其比之蔡锷之长寿（虽然正史上蒋百里也只活了56岁，但比37岁的蔡锷则又有了岁月沉积与历史演进的优势，参考蒋在1936年才大致完成其“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著名“持久战”奠基人的理论《国防论》）。他的贡献，恐怕还是其桃李满天下的军中子弟吧。
而蔡锷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加以总结，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从这一点讲，蔡锷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是相当精到和独特的，丝毫不亚于蒋百里，或者说是蒋百里后来理论的补充毕竟蒋百里提供了中国在大方向上必胜的论证，而蔡锷则指导了中国如何胜的难题。两者的结合，大概便是后来毛爷爷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的主要思想。
对于自己和蒋百里孰高孰低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也从来没做此比较。自己年纪轻轻就执掌一省军事，于军事理论上也颇有研究，而蒋百里则多在军事理论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上有建树，两者严格意义上讲是军事学的两大分支。蔡锷当得上军事家，而蒋百里则只能说是军事学家。
蔡锷是正人君子，说自己强于蒋百里的话是万万不会讲出来的，毕竟做人要厚道；但要说自己弱，又心有不甘，又怕张汉卿阅历浅会真的认为自己略输一筹。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这面子还是要争一争的。
想了一想，蔡锷道：“我与你蒋世叔都毕业于日本陆大系，算是系出同门，但后来各自发展专业领域不同，机缘也不尽一样，怎好比较？”他微微一笑，平静下来，指着张汉卿的鼻子，笑着说：“汉卿，你怎么会想到问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张汉卿肃容回答说：“奉天部队一直存在战斗力低下与指挥能力落后等问题，学良临来之时，便和父亲讨论过关于重开奉天讲武堂的事现在想来恐怕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了罢。只是学良始终存在一个疑点：鉴于练兵时间与财政限制，是作战与指挥能力优先还是政工优先，学良仍在推敲。练一支百战精兵，费用肯定不小；而政工优先，则奉天可用投入教育的资金来满足政工部分的投入，费用较小。只是在提升军队战斗力方面是否有不足的地方还未可知。蒋世叔在战略方向上的造诣自不必说，在保定陆军学校教导中也有不俗成就。学良想亲自讨教这个问题。”
蔡锷点头，微笑着说：“政工，是什么意思？”
张汉卿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小侄想出来的新词。政工就是用政治教育的手段来使官兵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战。学良私下也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不单单在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士气。另外部队的政工人员也要改变策略，要官兵一体，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学良曾经对世叔的波亚战术略有心得，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打人民战争。只要获得人民拥护，进可以从人民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后勤、物力、人力的支持，退可以融入百姓中间寻得保护。学良认为，现代部队需要大批这样的专职人员，这样的人员应该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兵，才是有精、气、神的。”
蔡锷不再微笑。他凝视张汉卿许久，徐徐道：“这个问题是你父亲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认识？”
张汉卿郝然道：“只是学良自己的揣测。”
蔡锷静静说：“汉卿今年15岁？”
张汉卿说：“虚岁满15了。”
蔡锷忽然拉起张汉卿的手说：“吾道不孤。我现在就带你见见蒋方震。”
这番话能引起我们蔡大将军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一些新式名词外，张汉卿的见解结合了蔡锷、蒋百里多年的研究成果，又解开了他多年以来的疑惑，怎不令他失态？（张汉卿：废话，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特色的建军与强军之路，又怎么会错？）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张汉卿提出的政工人员教出精神的想法，正合他意。
而且张汉卿“官兵一体”的提法甚得他心。蔡锷也一直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张汉卿小小年纪能有这种认识，不能不让他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