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相见甚晚，关键是张汉卿理解文人的自尊所在，闲谈中不乏对文人的尊重并拔高文学的地位，当然他本身也是有几把刷子的，毕竟有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作为借鉴。
两人谈得入港，钱玄同忍不住又把他的废除汉字论摆上案头。时过境迁，不知道这位少帅还会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张汉卿哭笑不得，还真是吃打不吃记啊，难道先前被怼过一次还不够吗？
想想也不能完全怪他。作为这个时代有良心的文化人，对于有可能解决中国积贫积弱根源问题的答案，大都投入一腔热血。中国人先是学了西洋，搞“洋务运动”；然后一隅之隔的日本掘起后，中国又开始学东洋，包括鲁迅、蔡锷、将百里、蒋介石等在内的一大拨历史名人都是先驱者。
既然洋人这么厉害，当时舆论就把中国的东西贬得一无是处，其中也少不了汉字汉语。汉语的国本已经争得不可开交了：推广多一个音的广东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而不是我们常讲的以北京话为基础，历史上以广东籍占多数的民国国会就差点让它成为了现实，让我们子孙后代都去学一口“雷好、母鸡”成为标准音。还是国父孙先生为了平衡北方人的感情作了斡旋，才以一票之差从而选了北京话，从这一点来讲，孙逸仙被称之为国父是名符其实的，至少没有让小众的语言成为大众。
关于汉字，很多人就认为已经与时代的发展不符了。以钱玄同为首的一批汉字改革家就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干脆就以拼音代之。
继章太炎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注音（这个东西穿越前的台湾还在用），现在他的弟子钱玄同又提出了拼音，对中国人学习汉语来说，足够了。
见张汉卿连这些微末的枝节都清楚，钱玄同表示非常钦佩。有道是隔行如隔山，张汉卿能以一介“武夫”，继尔在文学上有所涉猎，又能在令人不起眼的国语上有如此的造诣，这绝不是单单少帅一个称谓所能说明的。
文人虽然惯于相轻，但对于真正研究学问的人，对于同样学问高妙者也是很钦佩的。不过文人是有风骨的，钱玄同对张汉卿再钦佩，也仍然对自己的汉字拼音化的前景非常看好。在此之前，他和他的老师一直是鼓吹废除汉字的推手。
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但是很有市场，张汉卿觉得自己有必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意见。他才不会和钱玄同争论哪怕再有道理，也无法辩得过人家这种在文字上浸淫多年的大儒。略一思索，没有多说话，只是提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这个东西影太响深远了，明天吃完饭早后到府上小坐再谈”。
钱玄同只一瞥便了然于胸，他以为张汉卿公务繁忙，但起身告辞说：“如此便不打扰少帅了，我们明天再会。”这一声少帅，他是发自内心的。
不想张汉卿却大笑着扯着他的胳膊说：“谈得好好得，为什么要走？”
钱玄同糊涂了，不是你要送客吗？他疑惑地指着张汉卿的字条，此时却见张汉卿也指着字条说：“钱教授看清楚了？”
钱玄同再一看，没毛病。细看之下，这才发觉张汉卿把两个字的顺序写反了：“影响太”变成了“影太响”、“早饭”变成了“饭早”，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判断啊。
这时候张汉卿笑了，他说：“钱教授您看，我写了一句话，您只瞄一眼就知道大意了，甚至连两处错误都不影响您的判断，您觉得用拼音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一句惊醒梦中人，原来少帅是用这种方法驳斥了自己的观点。可是，驳斥得好啊！一个事例胜过千言万语和滔滔雄辩，他为张汉卿的机智赞叹！
然后张汉卿才说：“汉字是中国人的根，一个中国人只要识得2000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阅读几乎全部书籍，这是任何一种语言都做不到的。这一点，对目前普及中国识字教育尤为重要。
拼音，割裂了汉字的联想属性，只能作为表而不能作为本来辅助汉字学习，否则其结果会沦为像英语一样的笨人的语言。你看英语单词这么多，还在不停地产生新的词汇，试图给天下每一事物起一个名字。宇宙无穷，英文词汇无穷！根本不可能像汉语那样触类旁通。如果我们用拼音代替汉字，对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尚不识字的人来讲，想脱盲，这可是个相当的负担！”
对此，钱玄同表示认可，他这才认识到自己学术上的见解根本不足以与少帅宏大的政治视野相提并论。人家这才叫真正的汉语研究，而且研究透了。
就在这一间茅草搭就的小棚里，张汉卿赤脚和钱玄同侃侃而谈，根本没在意他的少帅之尊。果然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虽然是陋室，但是因为张汉卿的视野和魏晋之风度，让钱玄同对张汉卿的景仰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作为这个时期有影响的文化人，钱玄同对张汉卿的赞赏被带进北大校园里。少帅以一介武夫都能如此关心国学，这让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们情何以堪？学生们只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来投入到发扬国学的大潮中来，当然，在需要的时候去奉天、去东北传道授业解惑是免不了的，这是后话。
历史上再谈到新文化运动，免不了要提到这段公案。张汉卿的《我爱这土地》，被认为是新诗的鼻祖，他的《我的家在东北》，也被奉为开现代说唱之先河。
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后来要把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张汉卿谦虚地表示不敢当，并在其后指示要突出文学家们的作用。但是负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史学家们又怎么能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原则？年轻的少帅当仁不让地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永载史册。
两人谈得入港，钱玄同忍不住又把他的废除汉字论摆上案头。时过境迁，不知道这位少帅还会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张汉卿哭笑不得，还真是吃打不吃记啊，难道先前被怼过一次还不够吗？
想想也不能完全怪他。作为这个时代有良心的文化人，对于有可能解决中国积贫积弱根源问题的答案，大都投入一腔热血。中国人先是学了西洋，搞“洋务运动”；然后一隅之隔的日本掘起后，中国又开始学东洋，包括鲁迅、蔡锷、将百里、蒋介石等在内的一大拨历史名人都是先驱者。
既然洋人这么厉害，当时舆论就把中国的东西贬得一无是处，其中也少不了汉字汉语。汉语的国本已经争得不可开交了：推广多一个音的广东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而不是我们常讲的以北京话为基础，历史上以广东籍占多数的民国国会就差点让它成为了现实，让我们子孙后代都去学一口“雷好、母鸡”成为标准音。还是国父孙先生为了平衡北方人的感情作了斡旋，才以一票之差从而选了北京话，从这一点来讲，孙逸仙被称之为国父是名符其实的，至少没有让小众的语言成为大众。
关于汉字，很多人就认为已经与时代的发展不符了。以钱玄同为首的一批汉字改革家就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干脆就以拼音代之。
继章太炎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注音（这个东西穿越前的台湾还在用），现在他的弟子钱玄同又提出了拼音，对中国人学习汉语来说，足够了。
见张汉卿连这些微末的枝节都清楚，钱玄同表示非常钦佩。有道是隔行如隔山，张汉卿能以一介“武夫”，继尔在文学上有所涉猎，又能在令人不起眼的国语上有如此的造诣，这绝不是单单少帅一个称谓所能说明的。
文人虽然惯于相轻，但对于真正研究学问的人，对于同样学问高妙者也是很钦佩的。不过文人是有风骨的，钱玄同对张汉卿再钦佩，也仍然对自己的汉字拼音化的前景非常看好。在此之前，他和他的老师一直是鼓吹废除汉字的推手。
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但是很有市场，张汉卿觉得自己有必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意见。他才不会和钱玄同争论哪怕再有道理，也无法辩得过人家这种在文字上浸淫多年的大儒。略一思索，没有多说话，只是提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这个东西影太响深远了，明天吃完饭早后到府上小坐再谈”。
钱玄同只一瞥便了然于胸，他以为张汉卿公务繁忙，但起身告辞说：“如此便不打扰少帅了，我们明天再会。”这一声少帅，他是发自内心的。
不想张汉卿却大笑着扯着他的胳膊说：“谈得好好得，为什么要走？”
钱玄同糊涂了，不是你要送客吗？他疑惑地指着张汉卿的字条，此时却见张汉卿也指着字条说：“钱教授看清楚了？”
钱玄同再一看，没毛病。细看之下，这才发觉张汉卿把两个字的顺序写反了：“影响太”变成了“影太响”、“早饭”变成了“饭早”，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判断啊。
这时候张汉卿笑了，他说：“钱教授您看，我写了一句话，您只瞄一眼就知道大意了，甚至连两处错误都不影响您的判断，您觉得用拼音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一句惊醒梦中人，原来少帅是用这种方法驳斥了自己的观点。可是，驳斥得好啊！一个事例胜过千言万语和滔滔雄辩，他为张汉卿的机智赞叹！
然后张汉卿才说：“汉字是中国人的根，一个中国人只要识得2000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阅读几乎全部书籍，这是任何一种语言都做不到的。这一点，对目前普及中国识字教育尤为重要。
拼音，割裂了汉字的联想属性，只能作为表而不能作为本来辅助汉字学习，否则其结果会沦为像英语一样的笨人的语言。你看英语单词这么多，还在不停地产生新的词汇，试图给天下每一事物起一个名字。宇宙无穷，英文词汇无穷！根本不可能像汉语那样触类旁通。如果我们用拼音代替汉字，对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尚不识字的人来讲，想脱盲，这可是个相当的负担！”
对此，钱玄同表示认可，他这才认识到自己学术上的见解根本不足以与少帅宏大的政治视野相提并论。人家这才叫真正的汉语研究，而且研究透了。
就在这一间茅草搭就的小棚里，张汉卿赤脚和钱玄同侃侃而谈，根本没在意他的少帅之尊。果然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虽然是陋室，但是因为张汉卿的视野和魏晋之风度，让钱玄同对张汉卿的景仰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作为这个时期有影响的文化人，钱玄同对张汉卿的赞赏被带进北大校园里。少帅以一介武夫都能如此关心国学，这让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们情何以堪？学生们只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来投入到发扬国学的大潮中来，当然，在需要的时候去奉天、去东北传道授业解惑是免不了的，这是后话。
历史上再谈到新文化运动，免不了要提到这段公案。张汉卿的《我爱这土地》，被认为是新诗的鼻祖，他的《我的家在东北》，也被奉为开现代说唱之先河。
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后来要把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张汉卿谦虚地表示不敢当，并在其后指示要突出文学家们的作用。但是负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史学家们又怎么能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原则？年轻的少帅当仁不让地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