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冯玉祥听到人民军要免除他的本兼各职时，他本能地准备武力抗拒。
6万人的部队已经成建制编成，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不过慑于奉系强大的武力，他决定联络阎锡山结成联盟，辅以桂系、川系等外围力量，这样不但势头显得很猛，危急时刻还可以有条退路。
阎锡山也早有此心。随着奉系渐渐坐稳了江山，晋省的一些不安稳分子或明或暗地向中央输诚，其手下的一些将领也渐有离心倾向。这样，要不了多久，不用奉军讨伐，他自己都会人马散掉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趁现在四方未平的时候振臂一挥，或可搏得一条生路。
但是阎的行为却不被他的文武辅佐所赞同。阎锡山一生的重要谋士，总参议、山西国民师范校长赵戴文和手下第一员虎将商震都极力反对。
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作为校长的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先生”。
有句话谈到赵戴文的“建树”时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
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不愿意阎锡山“称乱”犯上，更不愿意战火弥漫，父老生灵涂炭。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消弭战患。
张汉卿轮番发动攻势，表明对冯玉祥不下台就开战的决心，并劝说赵戴文以他的影响，正告阎锡山，不要受人挑拨，破坏国家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也不要做以卵击石的无谓努力。
是故，在代表阎锡山入北京协商国事期间，赵戴文不厌其烦，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从元月起，赵戴文由北京电报阎锡山，对其“偕冯出洋”表示赞同：月中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剖析时局，晓以利害，阎锡山犹豫未定。
冯玉祥又派薛笃弼见赵，陈述联晋、桂倒奉意见。赵戴文一听之下，怒气勃发，由坐椅上站起来，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猛掷于地，大声吵着说：‘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伯川哩。’在屋内走来走去，怒气不息。
赵戴文在北京日夜焦虑，夜不能寐，多次谈话表示：“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黄河。”北京各报大字刊登。随即，赵戴文携张作霖的亲笔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一见面，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说：“次陇，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没等阎锡山说完，他就接上话茬说：“张作霖取直平皖，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都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直系、皖系，力量这么大，不都被连根拨除了？论实力，山西比得上吴佩孚？”
说话间，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打你的头！”慑于他的威望，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贾、薛退出后，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
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深知奉系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遇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败吗？你太原的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
山西好不容易置身于各派势力之外，你这一联手，输了自然精光，无葬身之地；赢了也只会是遭遇旷日持久的战乱。晋军就这么点家底，你还想打到北京做皇帝吗？由着我们占，两省而已。这风险与投入不相称啊！
还有冯玉祥，那是著名的‘倒戈将军’。他本是直系人，阎相文之死，他脱不了关系；王占元之败，他居功至伟；吴佩孚之败，更是他一手导致的。与这样的人谋皮，我担心你会吃大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你卖了。
冯玉祥这个事，是他咎由自取，连孙先生和其它的国民军都不愿意为他撑腰，你以为这是为什么？不占个理字啊！私通苏联，这是卖国！我赵戴文一生虽然不做出什么成就来，却不想临了临了栽跟头，我也不想你栽这个跟头！”
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你被张作霖收买了。”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掩泪而去。
武将方面反对声也很高。
山西第一师师长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著名的太原兵工厂就是其亲手所建。
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直奉大战完成后，他认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张作霖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国家和平的关键。因此，在山西第一师师长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
更不用说在晋省军界有相当地位的督军署参谋长徐永昌也作如此想。阎锡山见反对的人极多，也觉得在这个时候顶冯玉祥可能不是好时机，但是既已答允互为唇齿，毁约的事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做的，老阎的脸面也要的。
先看看再说吧。
冯玉祥和阎锡山那些事，张汉卿早就一清二楚。为了打消他的侥幸心理，有必要敲一敲他了。
直系的根基在河北与河南。河北现在被三方军事控制：孙岳、冯玉祥和人民军；而河南，张汉卿想干干净净地收入囊中。
不说京汉线的重要性，光郑州就连系着华中、华北、西北的通道。把河南打造成人民军的铁桶，就会对阎锡山造成三面夹攻的压力。
直奉大战时，原河南督军赵倜躲在一边像局外人一样观察这场发生在他的地盘上的大战。很可惜的是参战双方都没有理会到他这个正牌督军的身份，不但一声招呼都不打，甚至也没吆喝他加入任何一方。
不是看不起他，是真的看不起他。充其量，他就控制着一支宏威军。这支军队全部着蓝军装，与其他北洋陆军的灰布军装一直有别。
宏威军本来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毕竟是毅军出身，在清廷也算得上一支主力陆军。在赵倜率领讨伐白狼时用的就是十营毅军，当时算直系的骨干，装备精良，在北洋五大主力中仅次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能征善战、军纪严格是他的特点，但是落后、保守也是他的标签。尤其在赵倜弟弟赵杰的带领下，这支军队很快变质。以至于到最后，随便一个旅长都可以欺负到他这个督军身上。
所以吴佩孚可以把他不当一回事，把河南当成自家的取款机，而他，只能乖乖地呆在豫东北，比一方镇守使还不如。如果评价全民国最憋屈的督军，赵倜排位一定第一。
天幸吴佩孚被打败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当他兴致勃勃地想用河南督军的名义扩充他的地盘时，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文。在无数份收发的电文中，这一封是最让他泄气的：
“原河南督军赵倜，在三方反直之战中深明大义，毅然率军中立，为国家统一做出卓越贡献。基于该督有大功于国，特晋升其为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为国育才，即刻北上。自即日起，河南不再设立督军一职，所兼各部军队，交由华中人民军整顿遣散。”
洋洋洒洒一纸公文，让一贯喜欢亲自签收电文的赵倜如遭雷击。自打吴佩孚败退，他每天都焦急地倾听着中央发生的动向，随着大势越来越明显地向奉系掌权，他几乎每天一封，向张作霖歌功颂德，然而…
“率军中立”，这是怪我骑墙了；要宏威军“整顿遣散”，那是张作霖对河南军极度不满了，都懒得收编了！好好的一支强军，被赵杰弄成这个样子，怪不得当初吴大帅派人跟我说：“赵大哥倒是老实人，只是没有主意，尤其对老三太放任”来，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于国有功就要去做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他张作霖功劳更大，为什么不去做？”说话的是他的三弟赵杰。可是，这种话在这种时候，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吴佩孚都输得一干二净，我们拿什么和张大帅对抗？咳，大势已去喽，能去北京养老，张大帅总算对我还算不错。”赵倜一瞬间意兴阑珊：“你老老实实等待中央派出人来收编，看在我一贯谨慎小心的面上，没有人会为难你。”
随后，赵倜亲自用他那一手漂亮的颜体字拟了一份电稿回复：“谨如命，克期北上，赵倜。”
这是他平生写的最短的一封电报了。因为对书法的爱好，在他当督军时每天有不少时间消耗在签押房（办公室）里以便显弄他的字。因此凡收到函电，他的参谋长、秘书长都不敢拆阅而留他亲拆处理。
这最后一封电文仍是由他亲拟，也算有始有终吧。?
6万人的部队已经成建制编成，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不过慑于奉系强大的武力，他决定联络阎锡山结成联盟，辅以桂系、川系等外围力量，这样不但势头显得很猛，危急时刻还可以有条退路。
阎锡山也早有此心。随着奉系渐渐坐稳了江山，晋省的一些不安稳分子或明或暗地向中央输诚，其手下的一些将领也渐有离心倾向。这样，要不了多久，不用奉军讨伐，他自己都会人马散掉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趁现在四方未平的时候振臂一挥，或可搏得一条生路。
但是阎的行为却不被他的文武辅佐所赞同。阎锡山一生的重要谋士，总参议、山西国民师范校长赵戴文和手下第一员虎将商震都极力反对。
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作为校长的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先生”。
有句话谈到赵戴文的“建树”时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
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不愿意阎锡山“称乱”犯上，更不愿意战火弥漫，父老生灵涂炭。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消弭战患。
张汉卿轮番发动攻势，表明对冯玉祥不下台就开战的决心，并劝说赵戴文以他的影响，正告阎锡山，不要受人挑拨，破坏国家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也不要做以卵击石的无谓努力。
是故，在代表阎锡山入北京协商国事期间，赵戴文不厌其烦，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从元月起，赵戴文由北京电报阎锡山，对其“偕冯出洋”表示赞同：月中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剖析时局，晓以利害，阎锡山犹豫未定。
冯玉祥又派薛笃弼见赵，陈述联晋、桂倒奉意见。赵戴文一听之下，怒气勃发，由坐椅上站起来，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猛掷于地，大声吵着说：‘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伯川哩。’在屋内走来走去，怒气不息。
赵戴文在北京日夜焦虑，夜不能寐，多次谈话表示：“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黄河。”北京各报大字刊登。随即，赵戴文携张作霖的亲笔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一见面，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说：“次陇，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没等阎锡山说完，他就接上话茬说：“张作霖取直平皖，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都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直系、皖系，力量这么大，不都被连根拨除了？论实力，山西比得上吴佩孚？”
说话间，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打你的头！”慑于他的威望，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贾、薛退出后，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
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深知奉系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遇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败吗？你太原的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
山西好不容易置身于各派势力之外，你这一联手，输了自然精光，无葬身之地；赢了也只会是遭遇旷日持久的战乱。晋军就这么点家底，你还想打到北京做皇帝吗？由着我们占，两省而已。这风险与投入不相称啊！
还有冯玉祥，那是著名的‘倒戈将军’。他本是直系人，阎相文之死，他脱不了关系；王占元之败，他居功至伟；吴佩孚之败，更是他一手导致的。与这样的人谋皮，我担心你会吃大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你卖了。
冯玉祥这个事，是他咎由自取，连孙先生和其它的国民军都不愿意为他撑腰，你以为这是为什么？不占个理字啊！私通苏联，这是卖国！我赵戴文一生虽然不做出什么成就来，却不想临了临了栽跟头，我也不想你栽这个跟头！”
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你被张作霖收买了。”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掩泪而去。
武将方面反对声也很高。
山西第一师师长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著名的太原兵工厂就是其亲手所建。
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直奉大战完成后，他认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张作霖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国家和平的关键。因此，在山西第一师师长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
更不用说在晋省军界有相当地位的督军署参谋长徐永昌也作如此想。阎锡山见反对的人极多，也觉得在这个时候顶冯玉祥可能不是好时机，但是既已答允互为唇齿，毁约的事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做的，老阎的脸面也要的。
先看看再说吧。
冯玉祥和阎锡山那些事，张汉卿早就一清二楚。为了打消他的侥幸心理，有必要敲一敲他了。
直系的根基在河北与河南。河北现在被三方军事控制：孙岳、冯玉祥和人民军；而河南，张汉卿想干干净净地收入囊中。
不说京汉线的重要性，光郑州就连系着华中、华北、西北的通道。把河南打造成人民军的铁桶，就会对阎锡山造成三面夹攻的压力。
直奉大战时，原河南督军赵倜躲在一边像局外人一样观察这场发生在他的地盘上的大战。很可惜的是参战双方都没有理会到他这个正牌督军的身份，不但一声招呼都不打，甚至也没吆喝他加入任何一方。
不是看不起他，是真的看不起他。充其量，他就控制着一支宏威军。这支军队全部着蓝军装，与其他北洋陆军的灰布军装一直有别。
宏威军本来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毕竟是毅军出身，在清廷也算得上一支主力陆军。在赵倜率领讨伐白狼时用的就是十营毅军，当时算直系的骨干，装备精良，在北洋五大主力中仅次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能征善战、军纪严格是他的特点，但是落后、保守也是他的标签。尤其在赵倜弟弟赵杰的带领下，这支军队很快变质。以至于到最后，随便一个旅长都可以欺负到他这个督军身上。
所以吴佩孚可以把他不当一回事，把河南当成自家的取款机，而他，只能乖乖地呆在豫东北，比一方镇守使还不如。如果评价全民国最憋屈的督军，赵倜排位一定第一。
天幸吴佩孚被打败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当他兴致勃勃地想用河南督军的名义扩充他的地盘时，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文。在无数份收发的电文中，这一封是最让他泄气的：
“原河南督军赵倜，在三方反直之战中深明大义，毅然率军中立，为国家统一做出卓越贡献。基于该督有大功于国，特晋升其为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为国育才，即刻北上。自即日起，河南不再设立督军一职，所兼各部军队，交由华中人民军整顿遣散。”
洋洋洒洒一纸公文，让一贯喜欢亲自签收电文的赵倜如遭雷击。自打吴佩孚败退，他每天都焦急地倾听着中央发生的动向，随着大势越来越明显地向奉系掌权，他几乎每天一封，向张作霖歌功颂德，然而…
“率军中立”，这是怪我骑墙了；要宏威军“整顿遣散”，那是张作霖对河南军极度不满了，都懒得收编了！好好的一支强军，被赵杰弄成这个样子，怪不得当初吴大帅派人跟我说：“赵大哥倒是老实人，只是没有主意，尤其对老三太放任”来，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于国有功就要去做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他张作霖功劳更大，为什么不去做？”说话的是他的三弟赵杰。可是，这种话在这种时候，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吴佩孚都输得一干二净，我们拿什么和张大帅对抗？咳，大势已去喽，能去北京养老，张大帅总算对我还算不错。”赵倜一瞬间意兴阑珊：“你老老实实等待中央派出人来收编，看在我一贯谨慎小心的面上，没有人会为难你。”
随后，赵倜亲自用他那一手漂亮的颜体字拟了一份电稿回复：“谨如命，克期北上，赵倜。”
这是他平生写的最短的一封电报了。因为对书法的爱好，在他当督军时每天有不少时间消耗在签押房（办公室）里以便显弄他的字。因此凡收到函电，他的参谋长、秘书长都不敢拆阅而留他亲拆处理。
这最后一封电文仍是由他亲拟，也算有始有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