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勇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江人。爷爷曹天宝,小时候家里穷,被家人卖到一户殷实人家做仆人。东家是正白旗在籍满人,属于上三旗,真正的八旗子弟。曹天宝从小给东家的少爷当书童,长大了就继续当跟班。
    1912年2月12日,辫子国末代皇帝宣布退位。在此之前的几天,东家已经得到消息,他们急忙变卖了家产,全家跑路了。东家还算有良心,走之前归还了曹天宝的卖身契,给了他一些钱,并央求宅子的新主人,给他留了地方住。
    宅子是原东家祖辈盖的,虽说世代是旗人,但没有实权实职,每月关份干饷,额外再有点挂靠名下的商家孝敬的银子,算得上是生活富裕,丰衣足食,却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再加上几代都是人丁单薄,所以买了一块宅基地的一半,大概有半亩(1亩=666平方米),稍显狭长,没有盖厢房,只是个普通的二进院子,前后院各有三间正房。另一半被别人买走了。
    新房主自称老金头,是个快五十的东北人。人看起来严厉,其实很和善,为人豪爽,说话一嘴大碴子味。老金头买到房后,搬来住到了后院,三间房一厅一书一卧。后院较小,但他没有家人,一个人过得很是舒服。
    前院三间正房,老金头留给了曹天宝一间,把剩下两间租了出去。
    曹天宝比较厚道,自觉地住到了西屋(注2)。中屋被孙姓人家租住,东屋的租户不太稳定,前后换过许多家,直到十几年后,才被刘姓夫妇长期租住。
    前院的倒座房(注3)老金头没有往外租,而是改成了公共的厅房、厨房与柴房,大家一起共用。他经常说,自己已经老了,无儿无女,又吃穿不愁的,房租不房租他根本不在意,他图的就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家的样子。老金头说到做到,每家租户他只收一年的租金,中屋孙家就是这样的,西屋曹天宝是白住的,东屋要么租户自己有事情不再续租,要么是老金头看不上眼,不再出租给那家房客,所以一直到了1924年,才等来了长期租户刘老师夫妇。
    恢复自由身的曹天宝,则留在首都谋生。因为他能写会算,所以在几家店铺里做文书、账房,直到结婚生子,虽不富裕,小日子倒也过得悠哉悠哉的。
    曹天宝一生就好个“吃”字。辫子国奇葩的养猪政策,使大多数八旗子弟都不事生产,专精于各种吃喝玩乐。曹天宝的东家也不例外。自小就耳濡目染的曹天宝,对玩乐并不在意,但对于吃却兴致勃勃。在不上工的时候,他满四九城到处踅摸新的吃食。还别说,后来他还真的吃出了些名堂,在圈子里也算是小有名气。许多新饭馆开业或是老店换大师傅,经常请他试吃点评。
    可惜的是,曹天宝没有烹饪天赋,连大师傅亲手示范后,他做出来的菜品,都是怪模怪样的,味道就更别提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生黑暗料理技能满点。心灰意冷的曹天宝,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起名“曹大厨”。没承想却错有错招,曹大厨小朋友居然不负所望,虽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厨,但从小做起饭来,就一板一眼,有模有样的。曹天宝每天乐呵呵的,盼着孩子快点长大,好成为真正的大厨。
    事与愿违,当1937年倭寇入关,全国掀起了抗倭高潮。16岁的热血青年曹大厨,就跟随着大他五岁的邻居哥哥孙承,在刘老师夫妇的指导下,踏上了去往陕北,寻找某党组织,寻求抗倭救国的道路。
    时间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12年过去了。
    1949年的冬天,广州郊区,珠江边,某部队的临时营地。
    几条渔船泊在岸边,渔民们背着大渔篓,围在军营门口。
    “不行,这样绝对不行!”一个穿着崭新军装的黑胖子,在那里梗着脖子喊着。
    “怎么不行,这个价钱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昨天,前天,你不都是直接收了吗?”一个黑瘦的女子也在叫喊,声音比黑胖子还大。
    “那怎么能一样?前两天是免费的。今天如果按你报的这个价钱,收了你的货,那我是要犯错误的。我不收。”黑胖子急得直跳脚。
    “你不收,我怎么办?你必须要收,你不收,我就不走!”黑瘦子毫不示弱。
    “这里是军营,你不能堵在这里。”黑胖子看了看身后军营的警卫,底气十足。
    “那又怎么样?有本事你把我抓起来,或者枪毙了我。”黑瘦子无视威胁,坚持己见。
    双方话赶话,情绪激愤,场面火爆,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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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本书中将尽量不出现英汉混搭,除非必须的缩写。另外,外语或方言,除非内容需要,否则将全部用普通话表达。
    注2:一排三间房,中屋最好,面积最大,东、西屋大小一样,但人们一般会以东为尊。
    注3:倒座房:紧邻大门,坐南朝北跟正房相对的房屋。通常为外客厅、账房、门房、客房、仆人居住等用途。曹天宝原先就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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