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场会议之中，孔拯时不时地瞅一眼皱着眉头的霍建白，心里充满了想要报复他的欲望。
说老实话，孔拯自问修养上佳，从小到大修身养性的功夫没有落下，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倒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可是要说孔拯不恨霍建白，那是不可能的。
处处针对，处处设障，动辄就打小报告，还专门上表对着干，一副誓要把孔拯和山东系势力斩草除根的势头。
怎么能不恨？
但是他现在瓜田李下，啥也不能做，至少在风头过去之前，他不能明目张胆和霍建白作对，否则那样子就不是很好看，很容易给人说闲话，说他因私废公，气量狭小。
所以他就希望霍建白自己犯蠢，做错事，让苏咏霖惩罚霍建白。
然后给他们山东系进入尚书省高层创造一个契机。
对于山东系没有一个领头人物可以进入尚书省决策层的事情，孔拯还是颇有一些想法的。
经过此次的失败，孔拯不仅意识到自己在政治斗争上的不足，也意识到山东系在尚书省高层没有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在尚书省没有高层关系和讯息渠道，以至于让他没有及时的抓住机会向苏咏霖做出解释。
最后赵作良都主动请罪了，他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
失了先机、落于人后的苦楚孔拯是吃够了，当初若是能够早点知道赵作良的动向和苏咏霖进行沟通，说不定还能挽回局面，减少损失，也不至于现在一口气失去二十个职权职位。
他现在特别希望可以在尚书省的决策层内拉到一些关系，乃至于推动某些人进入尚书省中高层担任职位，力求之前的错误不再犯。
但是尚书省高层充斥着苏咏霖的元从系、燕云系还有外族系的人手，这三个派系或多或少都对山东系有些抗拒。
当然不得不说，在明帝国中央政府之中，虽然高级官员的数量上山东系略显不足，但是中层官吏方面，山东系一点也不逊色其他三个系。
山东系的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使得中层行政办事官员层面上，燕云系和外族系的官员加在一起还不到山东系的数量。
而苏咏霖元从系的数量优势主要体现在基层跑腿小官小吏层面上，在中层官员的层面上也不能和山东系打擂台。
孔拯认为苏咏霖清楚山东系的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所以在高层上刻意打压山东系，但是在中层办事官员方面却不得不仰仗山东系官员，这样做倒也算是一种平衡之策。
所以孔拯认为当前山东系要做的不是在力量不足的高层层面上和其他几组势力打擂台，强硬的展现山东系的政治底蕴，而是夯实基础，发挥身段柔软的优势，拉拢高层关系，伺机向高层运动。
尤其是尚书省，这个苏咏霖的直属办事机构往往会第一时间知道很多事情，等他们商议完了把消息传播出去，连底下的办事部门都要等一段时间。
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足以决定很多事情的发生。
政治上的运动可以分两种形式，一种是讨好，一种是构陷。
构陷这种事情孔拯暂时办不到，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讨好。
讨好谁呢？
霍建白就别说了，死对头，和孔拯属于互相想要搞死的范畴，除非天塌地陷，否则不可能和解。
耶律成辉也别说了，山东系官员素来对外族系没什么好感，关系之差仅次于燕云系，跟他们合作还不如自杀。
那么剩下来的选择只有一个了。
那个同样眼观鼻鼻观心、好像对此完全不在乎的平章政事——赵作良。
身份极为特殊的甚至可以不算做元从系当中一份子的高级官员——赵作良。
苏咏霖和刘永贞讨论事情的时候，赵作良默不作声。
等林景春站起来就当前明帝国财政支出问题对苏咏霖作报告的时候，赵作良也是默不作声，还偷偷打了个哈欠。
当初，刚刚知道赵作良要做平章政事的时候，孔拯身边的人都在流传着赵作良一个老泰山靠上真泰山的事情，不仅是羡慕，也是在嘲讽赵作良狐假虎威，靠着苏咏霖上位。
但是赵作良在他运动之前就向皇帝请罪、通过让自己定罪然后直接把山东系的反抗行为定义为罪过的手法让孔拯心有戚戚。
不管这是苏咏霖授意的还是赵作良自主的，都足以说明赵作良对局势是有相当影响力的。
而如果这是赵作良自己想出来的办法，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赵作良心思深沉，不是外界谣传的苏咏霖的提线木偶、托塔天王。
人家有真本事，可以很好地执掌属于平章政事的权势。
至于本事有多真，那就不好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孔拯都觉得自己有必要和赵作良拉一拉关系。
虽然说这样做比较功利吧，但是谁不喜欢有人巴结的感觉呢？
之前，孔拯听说很多中层官员和底层官员都在想方设法的和高层官员们拉关系，赵作良则是重中之重。
一开始，孔拯对此颇为不屑，觉得自己也是值得巴结的高级官员，但是经过这一轮打击，他意识到自己在高层政治斗争之中根本不算什么。
要不是苏咏霖不想拿下他，他早就没了。
要有靠山，关键时刻，要有人能帮得上忙说得上话啊。
孔拯开始默默的思量该用什么方式去接近赵作良，并且取得他的欢心。
而国务会议也进入了尾声。
苏咏霖给朝臣们定下了工作内容。
教育改革，科举改革，中央的定策和地方的全面实施，从洪武元年开始办理，争取在洪武二年科举考试之前把工作基本完成，到洪武五年的时候，争取看到科举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成果。
就这么些工作，孔拯感觉包括礼部在内，吏部和财政部就别想有个安生日子，多如牛毛的问题会让他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工作地狱当中。
升官发财？
政治斗争？
那要先把事情做完了再说。
怀着浓重的惆怅，孔拯带着礼部职官们离开了会议堂。
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完结，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完结。
苏咏霖十分勤政，这边解决完教育会议，那边把礼部和吏部弄走，留下财政部，又拉来了工部，继续国务会议。
这一回国务会议的内容变成了治理黄河的话题。
黄河，自打北宋三易回河之后就大大摧毁了河北的农业生产力，黄河成为了悬在河北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刃，也拉开了北方经济凋敝、南方经济繁荣的百年大变局的序幕。
北宋末年，东京留守杜充这个神级人物更是毁掉了黄河大堤试图阻挡金兵，结果酿成惨剧。
金兵没被黄河淹死几个，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人们遭殃遭罪——直接死亡二十余万，间接死亡数倍之，综合死亡百万人以上，遭遇水灾无家可归者千万人。
而这个奸贼后来还投降了金国，还做到了燕京行台右丞相，在金国留下了后人。
所以苏咏霖攻克中都之后就派人找杜充的墓，把杜充的尸体挖了出来，鞭尸，将其挫骨扬灰。
接着又把他留在金国的家人后代全部逮捕，押到了黄河边上，将他们全部斩首，尸体推入黄河之中，然后设祭坛祭祀因为杜充掘黄河而直接间接死亡的一百多万人。
最后，苏咏霖于开封城黄河边上用生铁浇筑杜充跪像，又设【奸贼杜充掘黄河大堤碑】，详细记录了杜充掘黄河大堤的前后事迹，向因此死难的百多万人表达哀悼，向因此而受难的千万两淮居民表达愧疚。
当然，苏咏霖也没忘记给南宋上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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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孔拯自问修养上佳，从小到大修身养性的功夫没有落下，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倒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可是要说孔拯不恨霍建白，那是不可能的。
处处针对，处处设障，动辄就打小报告，还专门上表对着干，一副誓要把孔拯和山东系势力斩草除根的势头。
怎么能不恨？
但是他现在瓜田李下，啥也不能做，至少在风头过去之前，他不能明目张胆和霍建白作对，否则那样子就不是很好看，很容易给人说闲话，说他因私废公，气量狭小。
所以他就希望霍建白自己犯蠢，做错事，让苏咏霖惩罚霍建白。
然后给他们山东系进入尚书省高层创造一个契机。
对于山东系没有一个领头人物可以进入尚书省决策层的事情，孔拯还是颇有一些想法的。
经过此次的失败，孔拯不仅意识到自己在政治斗争上的不足，也意识到山东系在尚书省高层没有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在尚书省没有高层关系和讯息渠道，以至于让他没有及时的抓住机会向苏咏霖做出解释。
最后赵作良都主动请罪了，他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
失了先机、落于人后的苦楚孔拯是吃够了，当初若是能够早点知道赵作良的动向和苏咏霖进行沟通，说不定还能挽回局面，减少损失，也不至于现在一口气失去二十个职权职位。
他现在特别希望可以在尚书省的决策层内拉到一些关系，乃至于推动某些人进入尚书省中高层担任职位，力求之前的错误不再犯。
但是尚书省高层充斥着苏咏霖的元从系、燕云系还有外族系的人手，这三个派系或多或少都对山东系有些抗拒。
当然不得不说，在明帝国中央政府之中，虽然高级官员的数量上山东系略显不足，但是中层官吏方面，山东系一点也不逊色其他三个系。
山东系的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使得中层行政办事官员层面上，燕云系和外族系的官员加在一起还不到山东系的数量。
而苏咏霖元从系的数量优势主要体现在基层跑腿小官小吏层面上，在中层官员的层面上也不能和山东系打擂台。
孔拯认为苏咏霖清楚山东系的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所以在高层上刻意打压山东系，但是在中层办事官员方面却不得不仰仗山东系官员，这样做倒也算是一种平衡之策。
所以孔拯认为当前山东系要做的不是在力量不足的高层层面上和其他几组势力打擂台，强硬的展现山东系的政治底蕴，而是夯实基础，发挥身段柔软的优势，拉拢高层关系，伺机向高层运动。
尤其是尚书省，这个苏咏霖的直属办事机构往往会第一时间知道很多事情，等他们商议完了把消息传播出去，连底下的办事部门都要等一段时间。
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足以决定很多事情的发生。
政治上的运动可以分两种形式，一种是讨好，一种是构陷。
构陷这种事情孔拯暂时办不到，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讨好。
讨好谁呢？
霍建白就别说了，死对头，和孔拯属于互相想要搞死的范畴，除非天塌地陷，否则不可能和解。
耶律成辉也别说了，山东系官员素来对外族系没什么好感，关系之差仅次于燕云系，跟他们合作还不如自杀。
那么剩下来的选择只有一个了。
那个同样眼观鼻鼻观心、好像对此完全不在乎的平章政事——赵作良。
身份极为特殊的甚至可以不算做元从系当中一份子的高级官员——赵作良。
苏咏霖和刘永贞讨论事情的时候，赵作良默不作声。
等林景春站起来就当前明帝国财政支出问题对苏咏霖作报告的时候，赵作良也是默不作声，还偷偷打了个哈欠。
当初，刚刚知道赵作良要做平章政事的时候，孔拯身边的人都在流传着赵作良一个老泰山靠上真泰山的事情，不仅是羡慕，也是在嘲讽赵作良狐假虎威，靠着苏咏霖上位。
但是赵作良在他运动之前就向皇帝请罪、通过让自己定罪然后直接把山东系的反抗行为定义为罪过的手法让孔拯心有戚戚。
不管这是苏咏霖授意的还是赵作良自主的，都足以说明赵作良对局势是有相当影响力的。
而如果这是赵作良自己想出来的办法，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赵作良心思深沉，不是外界谣传的苏咏霖的提线木偶、托塔天王。
人家有真本事，可以很好地执掌属于平章政事的权势。
至于本事有多真，那就不好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孔拯都觉得自己有必要和赵作良拉一拉关系。
虽然说这样做比较功利吧，但是谁不喜欢有人巴结的感觉呢？
之前，孔拯听说很多中层官员和底层官员都在想方设法的和高层官员们拉关系，赵作良则是重中之重。
一开始，孔拯对此颇为不屑，觉得自己也是值得巴结的高级官员，但是经过这一轮打击，他意识到自己在高层政治斗争之中根本不算什么。
要不是苏咏霖不想拿下他，他早就没了。
要有靠山，关键时刻，要有人能帮得上忙说得上话啊。
孔拯开始默默的思量该用什么方式去接近赵作良，并且取得他的欢心。
而国务会议也进入了尾声。
苏咏霖给朝臣们定下了工作内容。
教育改革，科举改革，中央的定策和地方的全面实施，从洪武元年开始办理，争取在洪武二年科举考试之前把工作基本完成，到洪武五年的时候，争取看到科举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成果。
就这么些工作，孔拯感觉包括礼部在内，吏部和财政部就别想有个安生日子，多如牛毛的问题会让他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工作地狱当中。
升官发财？
政治斗争？
那要先把事情做完了再说。
怀着浓重的惆怅，孔拯带着礼部职官们离开了会议堂。
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完结，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完结。
苏咏霖十分勤政，这边解决完教育会议，那边把礼部和吏部弄走，留下财政部，又拉来了工部，继续国务会议。
这一回国务会议的内容变成了治理黄河的话题。
黄河，自打北宋三易回河之后就大大摧毁了河北的农业生产力，黄河成为了悬在河北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刃，也拉开了北方经济凋敝、南方经济繁荣的百年大变局的序幕。
北宋末年，东京留守杜充这个神级人物更是毁掉了黄河大堤试图阻挡金兵，结果酿成惨剧。
金兵没被黄河淹死几个，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人们遭殃遭罪——直接死亡二十余万，间接死亡数倍之，综合死亡百万人以上，遭遇水灾无家可归者千万人。
而这个奸贼后来还投降了金国，还做到了燕京行台右丞相，在金国留下了后人。
所以苏咏霖攻克中都之后就派人找杜充的墓，把杜充的尸体挖了出来，鞭尸，将其挫骨扬灰。
接着又把他留在金国的家人后代全部逮捕，押到了黄河边上，将他们全部斩首，尸体推入黄河之中，然后设祭坛祭祀因为杜充掘黄河而直接间接死亡的一百多万人。
最后，苏咏霖于开封城黄河边上用生铁浇筑杜充跪像，又设【奸贼杜充掘黄河大堤碑】，详细记录了杜充掘黄河大堤的前后事迹，向因此死难的百多万人表达哀悼，向因此而受难的千万两淮居民表达愧疚。
当然，苏咏霖也没忘记给南宋上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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