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白那里得来的消息,给了我不啻于冥王星逆行的巨大冲击,我回家后,整整一个礼拜足不出户,闭门谢客。直到7月20号清晨,我家门铃响彻云霄近半个钟头,搞的邻居差点报警,我才蓬头垢面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那个按门铃居然能坚持30分钟的人,是我一个远房表叔,因他做了几十年烤鸭生意,在家排行第五,老家的人都叫他鸭老五,我们这些晚辈则尊称他一声鸭五叔。我幼时在老家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正值我老爹的生意最紧要的时候,我老妈又整天泡实验室里,家里除了个从老家乡下请来的老厨娘给我做饭,根本没人管我,所以我一放长假就回老家,住到老爹的发小鸭五叔家里。鸭五叔经常带着我走东家串西门,跟鸭农谈预购的事,等鸭仔在河里长成了,他又牵着我上门提鸭子,一老一少就在暮色里,狼狈无比地赶着几百只鸭子往镇上走。
    可以说,我整个童年都是在鸭五叔的鸭群里度过的,所以我此时一见鸭五叔,就有一种零花钱刚用完就看到亲爹的感觉。
    我一开门,鸭五叔一连后退了好几步,半晌才哟了一声,咧嘴道:“才几个月没见,你怎么就搞成这副德行了,大侄子?”
    我将鸭五叔迎进门,抹了抹下巴上的青须,挠着头上的鸟窝笑道:“就是睡得不太好,没什么大碍。”鸭五叔闻言止步,很关切地看了我几眼,拍拍我肩道:“女人如衣服,何必吊死在一棵衣架上?”
    我一听就知道他想岔了,不过这些事解释起来太麻烦了,倒不如就被当成失恋好了。我对鸭五叔笑了笑,招呼他坐到沙发上,给他泡了壶大红袍。鸭五叔也是个有品味的人,茶杯一凑到鼻尖就闻出来了,立时眉开眼笑道:“你家老爷子珍藏了十几年那一盒?”见我点头,鸭五叔差点没把脸给笑烂,一面感慨着我老爹为人慷慨,唯独在茶叶上一毛不拔,真乃奇人。
    但很快我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那笑意像昙花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竟很快就变成了张棺材脸。我见鸭五叔一脸沉重,又想起他今天居然8点不到就找上门来了,心下不由有点不妙,就试探着道:“叔,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鸭五叔抬起眼皮看看我,手中茶杯就轻轻搁下了。他叹口气,盯着我眼睛,用家乡话道:“大侄子,咱这是上下两辈人的交情,叔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没错,叔这回来找你,就是摊上件大事儿了。”
    接下来,他就把事情简单交代了,这下子真是听的我嘴都合不拢。
    原来,鸭五叔那个老来得子的宝贝女儿支小瑾,居然跟一陌生男人跑了。那男人也不知什么来头,长相穿着倒人五人六,但说话非常古怪,分明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镇,却熟门熟路好像来过无数次一样,镇上哪里有座山,山里哪里有座庙,他都一清二楚。他通过支小瑾在车站张贴的小广告,找上了鸭五叔他们的家庭旅馆,在里头住了一夜,就把支小瑾给拐跑了。最奇怪的是,这俩人私奔时竟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留下,车站没人看到他们离开,黑车司机也没人说见过他们,他们就像是插翅膀飞走了一样。有人建议说,他俩会不会是躲进山里了,准备等风头过了再逃走,于是鸭五叔就带着几十号人进山,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却一无所获。
    鸭五叔说这些的时候,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支小瑾的模样。今年清明见到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时,她看上去又比往年标致了些,身材也不寒碜,确实容易招人惦记。而且,我几乎每回见到她,她都是在大树上坐着,问她原因,她也不理,这么个有个性的姑娘,年纪又小,的确很容易做出些离经叛道的事。
    如果失踪的是个成年人,我会开导下鸭五叔,告诉他女大不中留,男方也不丑,可支小瑾毕竟太小了,我不可能不当回事。于是我就说:“叔,有什么我能帮的上忙的,您就说吧。”
    鸭五叔又是一口长气叹出来:“大侄子,叔虽是个生意人,但对着自家亲侄子,又何必搞那些虚的?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叔这回来,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托关系,帮我请官面上的人进祠堂找人。”
    我一听就愣了,我人在华东,小谨人失踪在华西,这远水压根救不了近火,鸭五叔怎么会想着抱我大腿?我迟疑着道:“叔,您这话我可听不明白了。先不说为什么要进祠堂找人,那祠堂一眼能望到底,哪里藏得下人?您说让我托关系,我可能真帮不上忙。虽说我在魔都折腾了这么些年,可您也知道,我生来就不是跟两张嘴的人打交道的料子,那官面上的人,我连趾甲盖都摸不着啊。”
    鸭五叔越听到后面,眉头就皱得越紧,到了最后就完全成了苦瓜。等我说完,他已接连灌了两杯茶下去,然后在我茫然的目光中,干笑了两声,道:“那祠堂的事,到了老家我再告诉你。大侄子,你老爹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生意,就半点人脉没攒下?”
    鸭五叔是个说一不二的人,说了到老家才告诉我,就必然不会提前泄露天机,我就没打算追问祠堂的猫腻。我仔细想了想,肯定地摇摇头:“且不说我老爹八年前就归西了,即便有点人脉也早撇了干净,就是他在世那会儿,我也不清楚他跟什么人来往。我爹说过,生意是大人在外面的事,我们娘仨儿在家里,不应该受影响。”
    言语间,我见鸭五叔脸色越来越惨淡,不由有些愧疚,只好道:“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在香湾当头头的警探,只是一不知道他的头衔在老家是否顶用,二是不晓得他愿不愿意插手……”
    鸭五叔听到前半句就差点疯了,完了跳起来抓着我手就急忙道:“没关系没关系,先试试吧,试试?没准儿人家是个大好人,就算自己插不了手,也可以帮我们借一点门路?”
    我见鸭五叔那样子,不好给他浇冷水,只好暂时让他在家里等我,自己出门去警局找那只蚊子。其实当时我心里真的是一点谱都没有,而且祠堂的事也太奇怪了,所以当蚊子笑眯眯拍胸脯的时候,我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目。不过八字好歹算是有了一撇,三个人当天就坐飞机到了重庆江北机场,然后坐了两个钟头大巴,一个钟头中巴,抵达了我爹娘的老家,也就是位于川渝接壤之地的小镇,金鹭镇。
    方蚊子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激动得像当晚就要洞房花烛了一样,空姐来一个调戏一个,吓得人家姑娘差点把他扔下飞机。他上了大巴,看着沿路连绵不断的重峦叠翠,又开始翻着旅游攻略虐我,比如问我刚从窗外闪过的群舍是不是黑山镇,再过十分钟是不是就到金佛山山脉了,车子刚爬过的大桥建了多少年……诸如此类。我自打10岁以后就很少回老家了,小时候回去又是为了玩鸭五叔的鸭子,所以对成渝高速公路上的风景并不熟,我只好装睡觉不理他。
    蚊子上了中巴后倒老实了,不过那是因为路太破,车子颠得厉害,他差点没把黄胆给吐出来。我在旁边有些幸灾乐祸,趁机跟鸭五叔打听了一下,我爹娘有哪些事情是我和我妹妹不知道的。当然,我没告诉他那本名册的事,只说经他这么一提,我想起自己其实对我爸妈在外头的事一点都不了解,现在他二老已双双西游,我该理一下家谱了。
    鸭五叔跟我老爹关系是真的铁,一下就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包括我老爹一个外族人是如何从我爷爷手中把他独苗闺女给骗走的。
    小时候我倒是问过太后,老爸是怎么追到你的,是不是用了传说中的三十二抬大轿,我老妈是个老学究,一半因为没空应付我,一半出于好汉不提当年勇,只说了句“等你追女孩子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当然,太后她老人家没等到我追女孩子就驾崩了,我还是通过鸭五叔的嘴,才知道了那段陈年旧事。
    正如小白所言,支姓不是个常见的姓,我们这么几百户姓支的人一千多年都聚居在一个小村落里,更是世间罕见。传说我们宗族的老祖宗那一辈人丁稀疏,为了保住支家血脉,于是就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支家的族人,不论是男人娶妻还是女人嫁人,其后代都必须姓支。这个规矩沿袭了一千多年,已成金科玉律,几乎没有破例,唯一算得上例外的,也是女儿与支家断绝关系后,以外族人的身份嫁出去。
    仲溪她母亲卢老太太就是这么个例外,传说当年她是又割腕又上吊的,好几次自杀未遂,最终才得以脱离族谱,嫁给了卢仲溪她老爹,不过自此卢家与支家老死不相往来,我还是在大学里偶然知道了卢老太太姓支,才跟缺心眼的卢仲宇打听到这事的。
    我老妈书读得多,是支家村第一个大学生,她脑子可就活络多了,跟我老爹商量好后,决定来个绥靖政策,先答应外公我和妹妹都姓支,等我们成年了再看情况改名儿。当然,最后他们没等到我兄妹俩成年,我和支仪就一直顶着支姓没有变。
    话休絮烦,回到我爹娘是怎么拉上小手的。我老爹家也在金鹭镇,祖上从民国起就住镇上一所小洋楼,据说祖孙三代都是经商的奇才。我太爷爷和爷爷的事鸭五叔不太清楚,不过他知道我老爹是个奇人,10岁时就孤身一人坐火车去了石家庄,也不知道从哪里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自此一发不可收,各种生意都做的风生水起,一路到了江浙一带,跟温州人打起了交道。90年代初,也就是我刚出生那会儿,我老爹在茶商界已小有名气,这时却不知何故,突然做起了羽绒服。大家也知道,羽绒服这东西除了防水面料,还得有填充物,我老爹就为了采购上等鸭绒,回到了金鹭镇,跟少年时认识的鸭五叔牵上了线。
    我老爹到鸭五叔家里,基本只谈收购鸭绒的事,有一次却刚好撞上到此做客的支芸,也就是我老妈。俩小年轻情根自此深种,男方日日登门送礼,女方天天吹饭桌风,搞的我外公头比水缸还大。后来他老人家实在扛不住了,就对我老爹说:“只要你把胡老三那畦田给我搞过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大家看到这里,大概会觉得这是很容易的事,不就买块地么?有钱就成。可那胡老三是什么人?好吃懒做混账活,光靠那畦田就能衣食无忧,哪里可能卖给别人?
    此处不得不提一下,那畦田何以如此吃香。我们支家还有个规矩:祠堂的修葺,家谱的续修,祖茔的培缮,墓庐的管理,以及各种祭祀时用的祭品等等开支,都出自祭田。
    祭田是什么?按支家规矩,每户人家若想在祠堂设龛祭祀祖先,必须将自家土地的二十分之一捐赠给祠堂,这些土地上的营收就归祠堂所有,作祭祀之用,所有祭田立约之后,都要报送官府备案,不得再行典卖。南宋朱熹就在他的《家礼》卷一《通礼·祠堂》中提过:“初立祠堂,则计于田,每龛取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凡后正位付者,皆仿此。宗子主之,以给祭田。上世初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朱老夫子大概就是在某个机缘巧合下听说了支家这条规矩,记录下来的罢。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逐渐打开大门,新风气吹到了支家村这穷乡僻壤,支家祠堂的祭田制度也随即发生了改变。为了方便管理,祭田不再散落四方,而是统一聚集到支家祠堂前的一大片田地上,由族长委任专人打理,营收仍归祠堂所有。当时人人都想标新立异,于是新规矩很爽快地确立了,并很痛快地为后来的胡老三事件埋下了隐患。
    祭田这种宗族性的规矩放在旧社会行得通,解放后却不顶用了,土改时支家这个大地主元气大伤,那块祭田也弄丢了,除四旧时就连村口那块石碑也给推倒。后来那阵狂风刮过了,支家的老一辈们才千方百计让原先的祭田制度活过来,但是苦于不再有官府背书,土改时分到胡老三家里那畦田就迟迟收不回来。可偏偏当时支家萎靡不振,大部分人除了种地几乎没出路,祠堂不可能靠闲钱养着,那畦田可谓养活支家祠堂的顶梁柱,没了它,祠堂眼看就要撑不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胡老三要不敲诈勒索,那都对不起他人格。他从他老子手里接过祭田后,就让支家祠堂写了保证书:那块祭田仍由支家派人管理,但每年营收须付他胡老三五成。支家一千多年名门望族,哪里吃过这种憋屈?所以从族长到我外公这一辈,无人不想扒了胡老三的皮,然后敲锣打鼓把祭田收回来。
    那么,我老爹究竟是如何力挽狂澜,抱得美人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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