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命征虏将军大兰山总兵官陈文，勤于王事、勇略过人，特命其率部入卫行在，以尽宿卫之责，钦此。”
入卫舟山？
听到这段诏命，陈文没有选择谢恩，而是在众人的环视下自顾自的站了起来。拍打了下腿上沾染的尘土，陈文昂首而立。
“此乃乱命，臣不能奉诏！”
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愣。
抗旨，对于明朝的文官而言，此乃是人生一大成就。当然，可以用来违抗的圣旨一般来说还是中旨，这种不经内阁的乱命伪旨抗一次就可以吹一辈子。
能够和抗旨相提并论的便是廷杖，在明朝的士大夫们看来，义正言辞的把天子逼到了无话可说，只能用杖责来发泄怨气，这是可以吹好几代人的光荣事迹，甚至历史上还有人把被打下来的肉腌制起来，使其不至于腐烂变质，能够长久保存下来作为接受廷杖的证据。
相比之下，对于武将而言，抗旨就是大问题了，手握重兵，你再抗旨……
不过，到了崇祯朝武将藩镇化开始后，祖大寿、左良玉等人也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圣旨，只要违逆了他们的心意，便抗给皇帝和内阁看。对此，那时候的明廷也无能为力，只得听之任之，而这样则加剧了武将的藩镇化进程。
到南明时，抗旨的事情就更多了，楚镇左良玉不提，李瑞鑫的老长官——江北四镇中的黄得功，一个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忠臣尚且频繁抗旨，更不要说别人了。
只不过，这种事情一般只有大军头才能享受得到，像陈文这种从属于监军文官的小军头来说，就显得极其少见了。
“辅仁？”
由于那场惨败与随后的大捷所产生的鲜明对比，王江对陈文的战略眼光产生了很强的信任感。只是陈文的话说得颇为不留余地，在对于入卫舟山的意义产生了些许怀疑的同时，他也唯恐这会导致陈文与鲁监国朝廷离心离德。
王江目光中所要传达的信息陈文一望便知，只见他摇了摇头，继而向那钦差说道：“为人臣者，自当以护卫天子为荣。只是国事如斯，当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尚。”
“舟山，海岛也，鞑子若进攻行在，海战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此番鞑子出兵势必倾尽全力，王师若想取胜自当御敌于舟山之外。若是让鞑子登上舟山，臣这几百兵亦不过是徒死而已。”
“是故，臣以为与其以这几百兵在海岛上防备鞑子，不如出兵牵制南线的鞑子。如此，监国殿下与舟山众勋臣、大帅亦可以全力迎击鞑子主力。还望天使将臣之愚见回禀殿下。”
历史上的舟山之战，清军以杭州驻防八旗、浙闽总督标营、浙江提督标营、定海总兵标营出定海直奔舟山，是为主力；以吴松水师总兵标营自北而下，以金华总兵标营及台州兵北上，三路围攻舟山。
舟山明军的应对方法也很简单，以荡胡侯阮进迎战清军主力，以定西侯张名振统军截击清军南线的大军，以张煌言、阮骏迎击北线清军，而舟山城防则只留下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中镇总兵马泰领三个营及数千民勇守御。
这样的战术就意味着必须御敌于舟山之外，一旦清军攻上舟山，明军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之所以会如此，其主要还是因为荡胡侯阮进这些年来面对满清在江南的各路水师几乎从无败绩，且每次都能以少胜多，甚至有过清军水师闻阮进之名而逃的现象。
如此一来，凭借着阮进的赫赫威名与其对于海战一事上远超清军的能力，想来也是几近万全之策。
可是，谁又能想象到，当明军南北两线皆击溃清军的情况下，阮进竟然会在最为关键的横水洋一战中意外受伤落水，被清军俘获呢？
鲁监国本不是一个有主见之人，对于军事上则更加信任张名振和阮进，而张名振与王翊不睦，自然也不可能去相信陈文这个王翊部将所猜测的“阮进在战斗中意外受伤被俘”的预言。即便没有王翊的关系，站在鲁监国朝廷的君臣的视角，也绝不可能相信阮进会败给清军水师，尤其还是在那一战双方水师力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我知道历史！
这是事实，可是陈文却不可能用这个理由说服鲁监国君臣，因为任谁在这等军国大事上也不会相信此等神棍式的预言。就像陈文当初无法用这个理由说服王翊时一样，哪怕他前不久才取得了一场鲁监国朝有史以来的大捷也同样无济于事。
舟山之战已经不可能逆转，那么对于陈文而言，最优解还是尽快占据一片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改写浙江抗清运动的历史。
在这其中，其实陈文的潜意识里还藏着一份不信任，一份对于其他明军能否配合作战的不信任，同时也包含着对于鲁监国朝内部保密能力的不信任。毕竟在后世满清一方的史料中，这期间很有一些与严我公暗通款曲，甚至包括荡胡侯阮进也曾经一度动摇。
陈文不知道那是不是严我公为了凸显其存在感所编造的谎言，可是自四明湖之战被排挤在外后，这份对于其他明军势力的怀疑就始终伴随着他。就像他此前与天台山众将的交往，也是报着平等交易的态度。至于合作二字，起码现在的陈文始终提不起这个念头。
听了陈文的解释，那两个钦差的怒意稍有减缓，为首的那个看起来比较年长的钦差没有说什么，反倒是那个年轻一些的向陈文问道：“对于陆上击贼，陈帅就有如此大的自信？”
如果陈文和鲁监国朝廷彻底撕破脸，那就很可能会意味着天台山明军的分裂，甚至是自相残杀，而这正是他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既然钦差已经松了口，陈文的面上也立刻浮现出了一丝对于清军的蔑笑。
“这个问题，末将可以陪同天使去审问一番李荣那厮，他对此的感触最是深刻。”
见陈文的表情不似作伪，那为首的钦差便就坡下驴。“既然如此，本使自当将陈帅的想法禀报监国殿下，由朝廷再做评判。此间本使还有着体量天台山各部的差事，需要在此徘徊月余，还请王巡抚和陈帅安排则个。”
“理应如此。”
虽然不明白这两个钦差对于抗旨一事居然连占着忠君大义的质问都没有拿出来理论一番，但是既然对方已经表示了默认，陈文也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那份不自在。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南塘营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训练，而这两个钦差则是分头行动。年长的那一位前去检查、宣慰各路义军；而年轻的则留在老营，只是最开始的时候到临近的俞国望、金汤以及大兰山后营的营盘转了一转，便一直留在大兰山老营的临时营地观察南塘营的训练。
直到一个多月后，宣慰过各路义军，这两个钦差与陈文、王江以及俞国望进行了一番密谈后，便离开了天台山，回返舟山行在。
自从陈文知道这两个钦差是李文忠的后人，便从心底产生了一丝防备，只是这片基于做贼心虚的防备情绪在这两个钦差面前却显得有些无的放矢。
这两个钦差在天台山的期间，丝毫没有摆出他们的祖上曾经是陈文祖上的恩主的架子，也没有提及过陈文在大兰山时多次提及的《武靖遗书》，甚至没有借着这层身份去攀过什么交情，一切就仿佛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似的。
与此同时，他们和陈文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宣扬鲁监国作为君主亲临前线的英武与政事军务上的从谏如流，以及鲁监国朝廷内部文官集团对于陈文的看重。至于其他的事情则很少提及，甚至连张名振、阮进等勋臣提到的次数也不是很多。陈文隐隐约约的感到了些什么，只是双方谁也没有捅破这最后的一层窗户纸。
前脚送走了鲁监国的钦差，后脚陈文和王江便迎来了另一个使者。来人出自陈天枢的平冈明军，确切的说却是大兰山明军左右营指挥刘翼明的亲信陈国宝的下属。
本来，按照陈天枢的遗命，陈国宝与陈天枢的余部准备启程前往天台山投奔俞国望，只是预先派出的使者到了俞国望那里才知道大兰山明军余部就在附近，于是便赶了过来。
由于四明湖之战后平冈明军及大兰山左右两营残部与大兰山老营失去了联系，来人便从那一战开始讲起，直到陈天枢在三月初三的夜里逝世的消息。对此，王江表示一定会向鲁监国表奏陈天枢这长久以来的功绩，并且为其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谥号。
陈天枢的丧事办完后，平冈明军也迅速的分为两派。一部分军官认为应该遵照陈天枢的遗命与大兰山明军左右两营的残部一起南下天台山；而另一部分则表示平冈明军占领区的平冈、东山一带的百姓大多不愿离开，应该留下来继续保护百姓不受清军的蹂躏。
由于矛盾不可调和，双方一度剑拔弩张，只是由于实力相当，最后才各退一步，勉强达成了妥协——遵守自觉自愿的基本原则，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也可以离开，粮草军资平分，双方互不干涉。而这个使者便是选择离开的那部分明军派来探路的。
在得知了左右两营留在老营的军属随着老营转移到此地，这个使者便代表陈国宝请求归队。对此，王江表示热烈的欢迎，而陈文却显得冷漠了许多。
几个月前，大兰山明军后营也是这样归队的，可是其主帅毛明山一走，剩下的这些军官便彻底不受控制了。对毛明山的命令置若罔闻不说，这一个月来军纪上也开始松散了不少，甚至出现了大兰山明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扰民现象。
只是由于那个大小相制的祖制，陈文未有充足的理由对其进行严惩，最后还是由作为监军文官的王江把犯事的兵卒拉出来训诫了一番，对百姓进行了一些赔偿，这事情便宣告结束了。
王江的处置方式很是合乎他的性格，却并不为陈文所认同。在他看来，若是王翊还在，亦或是领军的是张煌言的话，这个犯兵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遏制住军队骚扰百姓的事件再度发生。
历史上，王江和沈调伦曾经在张名振、陈六御收复舟山期间再度起兵四明山，可是仅仅坚持了半年就被清军彻底消灭。其原因中很有一部分便是王、沈二人管束不住军队，士卒偷盗劫掠百姓失了民心，致使其无法像王翊时那般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与清军周旋。
就像是黄宗羲所说的那样，永历十年，大兰山明军复起，可是却如“其父杀人报仇，其子行劫，尽失其传矣”，如此焉能不败？
后营吃着军饷还在扰民的事情发生后，陈文已经开始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将其收归旗下进行管束，只是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此间左右两营的残部竟然也要求归队，同行的居然还有部分平冈明军，这使得陈文心中的担忧也随之进一步加深了。
ps：这两周，诸事不利，情绪也随之低落，进而影响到了更新，尤其是这个星期。直到星期五才有一个好消息，医院那边来信儿，笔者家人的检查结束，并不算严重，半年后复查即可，阿弥陀佛。然后，笔者就感冒了……
ps：欠下的章节近期会尽量补上，年前补不上过年总能补齐的，实在不行就不去拜年了。
入卫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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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对于武将而言，抗旨就是大问题了，手握重兵，你再抗旨……
不过，到了崇祯朝武将藩镇化开始后，祖大寿、左良玉等人也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圣旨，只要违逆了他们的心意，便抗给皇帝和内阁看。对此，那时候的明廷也无能为力，只得听之任之，而这样则加剧了武将的藩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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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明军的应对方法也很简单，以荡胡侯阮进迎战清军主力，以定西侯张名振统军截击清军南线的大军，以张煌言、阮骏迎击北线清军，而舟山城防则只留下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中镇总兵马泰领三个营及数千民勇守御。
这样的战术就意味着必须御敌于舟山之外，一旦清军攻上舟山，明军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之所以会如此，其主要还是因为荡胡侯阮进这些年来面对满清在江南的各路水师几乎从无败绩，且每次都能以少胜多，甚至有过清军水师闻阮进之名而逃的现象。
如此一来，凭借着阮进的赫赫威名与其对于海战一事上远超清军的能力，想来也是几近万全之策。
可是，谁又能想象到，当明军南北两线皆击溃清军的情况下，阮进竟然会在最为关键的横水洋一战中意外受伤落水，被清军俘获呢？
鲁监国本不是一个有主见之人，对于军事上则更加信任张名振和阮进，而张名振与王翊不睦，自然也不可能去相信陈文这个王翊部将所猜测的“阮进在战斗中意外受伤被俘”的预言。即便没有王翊的关系，站在鲁监国朝廷的君臣的视角，也绝不可能相信阮进会败给清军水师，尤其还是在那一战双方水师力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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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个多月后，宣慰过各路义军，这两个钦差与陈文、王江以及俞国望进行了一番密谈后，便离开了天台山，回返舟山行在。
自从陈文知道这两个钦差是李文忠的后人，便从心底产生了一丝防备，只是这片基于做贼心虚的防备情绪在这两个钦差面前却显得有些无的放矢。
这两个钦差在天台山的期间，丝毫没有摆出他们的祖上曾经是陈文祖上的恩主的架子，也没有提及过陈文在大兰山时多次提及的《武靖遗书》，甚至没有借着这层身份去攀过什么交情，一切就仿佛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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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那个大小相制的祖制，陈文未有充足的理由对其进行严惩，最后还是由作为监军文官的王江把犯事的兵卒拉出来训诫了一番，对百姓进行了一些赔偿，这事情便宣告结束了。
王江的处置方式很是合乎他的性格，却并不为陈文所认同。在他看来，若是王翊还在，亦或是领军的是张煌言的话，这个犯兵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遏制住军队骚扰百姓的事件再度发生。
历史上，王江和沈调伦曾经在张名振、陈六御收复舟山期间再度起兵四明山，可是仅仅坚持了半年就被清军彻底消灭。其原因中很有一部分便是王、沈二人管束不住军队，士卒偷盗劫掠百姓失了民心，致使其无法像王翊时那般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与清军周旋。
就像是黄宗羲所说的那样，永历十年，大兰山明军复起，可是却如“其父杀人报仇，其子行劫，尽失其传矣”，如此焉能不败？
后营吃着军饷还在扰民的事情发生后，陈文已经开始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将其收归旗下进行管束，只是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此间左右两营的残部竟然也要求归队，同行的居然还有部分平冈明军，这使得陈文心中的担忧也随之进一步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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