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这个人口大普查相互配合的便是整合村庄，把错落在山间荒谷的小户人家都迁移到大坞堡里面，避免战乱对这些人家的损害，各地郡县兵四下出动，搜遍每一处山隘荒村，把散落的小户人家、小村庄都迁移到大坞堡里面。
特别是左冯翊郡，因为那里时常有羌胡、匈奴、鲜卑等胡人南下劫掠。
根据魏延意志建造的大坞堡都是棱堡结构，那些弯刀骑射不善攻城的胡人根本攻不破，他们只好去劫掠那些散落在山间荒谷毫无防备的小户人家、小村庄，胡人经常会在过冬前对该地进行一次扫荡，要赶在这次扫荡前完成迁移。
每个郡县乡亭都有当地驻军协助执行人口统计任务，让每户的家庭成员都要当地官府衙门，由当地官吏当面验视，检视完毕发放户籍凭证，凭证是一张硬壳纸，上面有个大概的画像，画像下面的信息有郡、县、乡、亭、里等所在地名、姓名、性别、年龄、身高、肤色，上面盖着当地县尉的大印。
虽然魏延已经想法设法鼓动民众主动申报户口，但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人把官府的意思曲解拒不到官府申报，甚至还有一些有过劣迹的不敢露面的，魏延便下令发动检举，建安二年年末前，完成义阳八郡人口调查，到时候还没有入户者又非新移民，不仅本人罚做官奴，所在亭长、里长皆要罚做苦役。
三个月过去后，整个义阳八郡人口统计出来，总计有八百七十七万六千四百五十二人，男子有三百九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二人，女子有四百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人，女子比男子多出九十一万。
魏延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他早就想得到，世家隐匿的人口会远超过大家的估计，按照原先估计的世家隐匿人口而估算出来的人口不过是七百万，现在看来，那个估计还是太保守了。可能还有某些世家有一些隐匿人口尚未报上来，最近几个月陆续从其他州郡投奔过来的流民算起来，现在大概有九百万人口，算是大汉鼎盛时期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魏延本来认为按照古代的条件，很难做什么人口普查，但看了王粲掌握的典籍后，他发现不能低估古代人的智慧。
这个国度最迟在周代就已经普遍开展了人口核查，且形成定制。《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其各登其乡之众寡”。可见，当时设置的“小司徒”和“乡大夫”等官职的职责中就包括了人口核查事务—登记民之“众寡”。
魏延大规模地进行人口统计，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弹，就是因为在汉代，人口核查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户口典章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每年农历八月，各郡、县都要核对户籍，进行人口统计。
魏延重视人口，是因为人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国”、“强兵”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所以必须掌握本国的人口状况。
但以前的刘汉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当时的赋税与徭役制度是分不开。魏延当政之前，直接以纳税人为课征对象的“人头税”曾经是刘汉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此外，百姓还须无偿承担各种徭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人口核查就成为政府财政、税收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汉代课征的“人头税”主要有“口赋”与“算赋”。“口赋”是对七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征收的一种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作为皇室收入。当时，为了推行国家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算赋对商人、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规定；对孕妇、产妇、以及有年过八旬老人的家庭则有免征规定。此外，汉代规定百姓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均有服徭役的义务，徭役的种类主要包括：适龄男丁一生中须到国都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到边塞戍守一年，称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须缴纳代役金，称为“更赋”。
在这种赋役制度之下，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职业、社会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直接关系到“人头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只有准确掌握人口动态信息才能确定百姓应承担的赋役义务和应享受的税收政策，人口核查成为实施这种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
《汉书萧何传》中记载，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先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图书收缴上来了，所以刘邦知道此时的人口已由原3000万降到1300万左右。
西汉末年，战乱和天灾使人口从6000万降至2100万，这2100万的数字是经过东汉对户口调查得来的。
东汉对户口调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东汉时的户口调查称为“案比”，即案验、比较，常常在每年8月举行，同时，宫廷还会派人来“算人”，就是朝廷派人挑选少女入宫，凡是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如果姿色端丽的就可以入宫选妃子，像太后何莲当年就是这样选入宫里的。
东汉每年的户口调查规模也是非常之大，从县到乡，上至80岁老人，下到6岁以下孩童，都要一一进行调查。东汉户口调查的内容也很细，连身高、相貌都要调查。因为东汉重视人口管理，所以人口数量比之前增长不少，桓帝永寿三年有口56486856，是史籍记载的东汉最高人口记录。
虽然经过了几年的黄巾暴乱和大规模的瘟疫，但人口基数在那里，同时还有很多世家大族隐瞒人口，魏延现在粗略估算，大概整个大汉的总人口还是在4000万左右。
人口普查完毕后，有一个新问题产生了，魏延发现凭空多出了许多没有田地急待魏军给他们分配田地的人口。
特别是左冯翊郡，因为那里时常有羌胡、匈奴、鲜卑等胡人南下劫掠。
根据魏延意志建造的大坞堡都是棱堡结构，那些弯刀骑射不善攻城的胡人根本攻不破，他们只好去劫掠那些散落在山间荒谷毫无防备的小户人家、小村庄，胡人经常会在过冬前对该地进行一次扫荡，要赶在这次扫荡前完成迁移。
每个郡县乡亭都有当地驻军协助执行人口统计任务，让每户的家庭成员都要当地官府衙门，由当地官吏当面验视，检视完毕发放户籍凭证，凭证是一张硬壳纸，上面有个大概的画像，画像下面的信息有郡、县、乡、亭、里等所在地名、姓名、性别、年龄、身高、肤色，上面盖着当地县尉的大印。
虽然魏延已经想法设法鼓动民众主动申报户口，但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人把官府的意思曲解拒不到官府申报，甚至还有一些有过劣迹的不敢露面的，魏延便下令发动检举，建安二年年末前，完成义阳八郡人口调查，到时候还没有入户者又非新移民，不仅本人罚做官奴，所在亭长、里长皆要罚做苦役。
三个月过去后，整个义阳八郡人口统计出来，总计有八百七十七万六千四百五十二人，男子有三百九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二人，女子有四百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人，女子比男子多出九十一万。
魏延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他早就想得到，世家隐匿的人口会远超过大家的估计，按照原先估计的世家隐匿人口而估算出来的人口不过是七百万，现在看来，那个估计还是太保守了。可能还有某些世家有一些隐匿人口尚未报上来，最近几个月陆续从其他州郡投奔过来的流民算起来，现在大概有九百万人口，算是大汉鼎盛时期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魏延本来认为按照古代的条件，很难做什么人口普查，但看了王粲掌握的典籍后，他发现不能低估古代人的智慧。
这个国度最迟在周代就已经普遍开展了人口核查，且形成定制。《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其各登其乡之众寡”。可见，当时设置的“小司徒”和“乡大夫”等官职的职责中就包括了人口核查事务—登记民之“众寡”。
魏延大规模地进行人口统计，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弹，就是因为在汉代，人口核查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户口典章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每年农历八月，各郡、县都要核对户籍，进行人口统计。
魏延重视人口，是因为人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国”、“强兵”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所以必须掌握本国的人口状况。
但以前的刘汉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当时的赋税与徭役制度是分不开。魏延当政之前，直接以纳税人为课征对象的“人头税”曾经是刘汉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此外，百姓还须无偿承担各种徭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人口核查就成为政府财政、税收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汉代课征的“人头税”主要有“口赋”与“算赋”。“口赋”是对七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征收的一种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作为皇室收入。当时，为了推行国家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算赋对商人、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规定；对孕妇、产妇、以及有年过八旬老人的家庭则有免征规定。此外，汉代规定百姓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均有服徭役的义务，徭役的种类主要包括：适龄男丁一生中须到国都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到边塞戍守一年，称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须缴纳代役金，称为“更赋”。
在这种赋役制度之下，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职业、社会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直接关系到“人头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只有准确掌握人口动态信息才能确定百姓应承担的赋役义务和应享受的税收政策，人口核查成为实施这种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
《汉书萧何传》中记载，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先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图书收缴上来了，所以刘邦知道此时的人口已由原3000万降到1300万左右。
西汉末年，战乱和天灾使人口从6000万降至2100万，这2100万的数字是经过东汉对户口调查得来的。
东汉对户口调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东汉时的户口调查称为“案比”，即案验、比较，常常在每年8月举行，同时，宫廷还会派人来“算人”，就是朝廷派人挑选少女入宫，凡是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如果姿色端丽的就可以入宫选妃子，像太后何莲当年就是这样选入宫里的。
东汉每年的户口调查规模也是非常之大，从县到乡，上至80岁老人，下到6岁以下孩童，都要一一进行调查。东汉户口调查的内容也很细，连身高、相貌都要调查。因为东汉重视人口管理，所以人口数量比之前增长不少，桓帝永寿三年有口56486856，是史籍记载的东汉最高人口记录。
虽然经过了几年的黄巾暴乱和大规模的瘟疫，但人口基数在那里，同时还有很多世家大族隐瞒人口，魏延现在粗略估算，大概整个大汉的总人口还是在4000万左右。
人口普查完毕后，有一个新问题产生了，魏延发现凭空多出了许多没有田地急待魏军给他们分配田地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