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
他声音一顿，提高吟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赵鼎吟诵的是《礼记·礼运篇》，记述了孔于参加鲁国的腊祭后，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感慨长叹，对弟子说，在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老吾老，幼吾幼，没有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门户不关，这就是大同世界。
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是孔子心中最理想的世界，也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孔子从不认为君主世袭和家天下是最合理的天下。但他又清楚知道，这种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而且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让人才为自己的野心建功立业，由是阴谋诡计兴起，战争产生。
孔子想治平天下，维护秩序，就必须在家天下的体制内妥协，让儒家的治世思想符合现实。他对弟子说，上古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实能达到的治平世界只是“天下为家”的小康世界，如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成王、周公这六位治世的时代，就是孔子心中的“小康”，即达到治道上的天下为公。
因此，孔子以恢复三代（夏、商、周）那种小康家天下的礼制为儒家的现实理想，并由此建立了符合家天下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努力推行家天下的治平秩序。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仍然是孔子的最高理想。
在孔子之后，先秦时代的儒家们也始终以“大同”为最高向往，但在现实中则以治道上的“公”为学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对诸侯宣讲民心为重的王道之治，然而其内涵思想却是“天下为公”。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道毕竟太渺茫了，后世的儒家只能向往，而在现实中，却必须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来实现儒家治平天下的理想。
至秦统一天下，以法家为统，至西汉又以黄老为统，儒学并未成为帝王之学。汉儒董仲舒为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迎合君主的需要，提出“天之道贵阳贱阴”，并将此“天道”赋予“君臣、父子、夫妻”之关系，如“君为阳面，臣为阴面”，故“君为臣纲”，将君臣关系固为天道。
这事实上背离了孔子的君臣纲纪。孔子提出“君君臣臣”，是有原则的，即“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其实是来自于法家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的学说。先秦法家与先秦儒家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以君为本，强调臣下对君主的绝对遵从，这与先秦儒家的理念是相悖的。
董仲舒的学说事实上是背弃了孔子的“大同”理想，而将孔子退而求其次的“小康”作为天道不可易。
卫希颜听名可秀提过，名重生年轻时在九江曾听周敦颐讲学，与周敦颐论董仲舒的三纲，名重生将之称为儒学的进一步世俗化，迎合了家天下君主的统治需要，遂使儒学成为“独尊”，谓董仲舒之功不可废，然后世儒家不当以董之论为旨，实际是遵法家之君主极尊，而背弃孔孟先儒之髓，必致天下裁于一人之害，周敦颐悦而曰“然也！”
唐代的儒家们因循章句，对汉儒之学并无多少质驳，但宋代的儒家不同，更追求经义的内涵，所以对汉儒的学说并不是全然接受，而是以己义去理解，称为“六经在我，我注六经”。如周敦颐，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阴阳是没有贵贱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之道贵阳贱阴”以及由之衍推的“君阳臣阴，君为臣纲”。如王安石，不信天命论，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道。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进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因为二程认为，唯有将三纲天理化，让人臣不敢篡位，子不敢逆父，妻不敢背夫，才有利于维护天下太平和睦的秩序，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高理想。
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中还不是主流思想，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流，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而且，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影响，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子的“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和孟子的“君臣有义”，将之奉为君臣之道。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与朝中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富弼、司马光，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认为必有害于“共治天下”。名可秀对此曾感叹说，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但比起文、富、司马三公，却在政道上少了大智慧。
大宋士大夫们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为天子一人之私。当然，这与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数激进的士大夫认为，“君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共”，就是指“共有”，天下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人君为首，而士大夫为从。振道社中的成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中的激进者，纵然初入社时不是激进者，但在长期耳濡目染影响下，也成了“共天下”的拥论者。
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明确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将党名立为“大公党”，就是重举孔子的“大同”理想。
她在众人思潮涌动中接着立论，“吾党之立，当以圣人之‘大同’为最高抱负，此谓之至高纲领；而在家天下之当下，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内奋身之纲，谓之最低纲领，即君与士共天下，以人君为领，士为治，限君权，扩士权，尊礼制、法治与民意。——是否妥当，请诸君议之。”
她的话一停，长桌两侧的人都交头议论起来。
卫希颜暗中佩服名可秀，将孔子的理想世界
他声音一顿，提高吟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赵鼎吟诵的是《礼记·礼运篇》，记述了孔于参加鲁国的腊祭后，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感慨长叹，对弟子说，在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老吾老，幼吾幼，没有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门户不关，这就是大同世界。
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是孔子心中最理想的世界，也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孔子从不认为君主世袭和家天下是最合理的天下。但他又清楚知道，这种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而且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让人才为自己的野心建功立业，由是阴谋诡计兴起，战争产生。
孔子想治平天下，维护秩序，就必须在家天下的体制内妥协，让儒家的治世思想符合现实。他对弟子说，上古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实能达到的治平世界只是“天下为家”的小康世界，如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成王、周公这六位治世的时代，就是孔子心中的“小康”，即达到治道上的天下为公。
因此，孔子以恢复三代（夏、商、周）那种小康家天下的礼制为儒家的现实理想，并由此建立了符合家天下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努力推行家天下的治平秩序。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仍然是孔子的最高理想。
在孔子之后，先秦时代的儒家们也始终以“大同”为最高向往，但在现实中则以治道上的“公”为学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对诸侯宣讲民心为重的王道之治，然而其内涵思想却是“天下为公”。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道毕竟太渺茫了，后世的儒家只能向往，而在现实中，却必须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来实现儒家治平天下的理想。
至秦统一天下，以法家为统，至西汉又以黄老为统，儒学并未成为帝王之学。汉儒董仲舒为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迎合君主的需要，提出“天之道贵阳贱阴”，并将此“天道”赋予“君臣、父子、夫妻”之关系，如“君为阳面，臣为阴面”，故“君为臣纲”，将君臣关系固为天道。
这事实上背离了孔子的君臣纲纪。孔子提出“君君臣臣”，是有原则的，即“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其实是来自于法家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的学说。先秦法家与先秦儒家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以君为本，强调臣下对君主的绝对遵从，这与先秦儒家的理念是相悖的。
董仲舒的学说事实上是背弃了孔子的“大同”理想，而将孔子退而求其次的“小康”作为天道不可易。
卫希颜听名可秀提过，名重生年轻时在九江曾听周敦颐讲学，与周敦颐论董仲舒的三纲，名重生将之称为儒学的进一步世俗化，迎合了家天下君主的统治需要，遂使儒学成为“独尊”，谓董仲舒之功不可废，然后世儒家不当以董之论为旨，实际是遵法家之君主极尊，而背弃孔孟先儒之髓，必致天下裁于一人之害，周敦颐悦而曰“然也！”
唐代的儒家们因循章句，对汉儒之学并无多少质驳，但宋代的儒家不同，更追求经义的内涵，所以对汉儒的学说并不是全然接受，而是以己义去理解，称为“六经在我，我注六经”。如周敦颐，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阴阳是没有贵贱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之道贵阳贱阴”以及由之衍推的“君阳臣阴，君为臣纲”。如王安石，不信天命论，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道。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进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因为二程认为，唯有将三纲天理化，让人臣不敢篡位，子不敢逆父，妻不敢背夫，才有利于维护天下太平和睦的秩序，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高理想。
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中还不是主流思想，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流，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而且，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影响，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子的“君使臣有礼，臣事君以忠”和孟子的“君臣有义”，将之奉为君臣之道。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与朝中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富弼、司马光，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认为必有害于“共治天下”。名可秀对此曾感叹说，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但比起文、富、司马三公，却在政道上少了大智慧。
大宋士大夫们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为天子一人之私。当然，这与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数激进的士大夫认为，“君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共”，就是指“共有”，天下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人君为首，而士大夫为从。振道社中的成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中的激进者，纵然初入社时不是激进者，但在长期耳濡目染影响下，也成了“共天下”的拥论者。
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明确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将党名立为“大公党”，就是重举孔子的“大同”理想。
她在众人思潮涌动中接着立论，“吾党之立，当以圣人之‘大同’为最高抱负，此谓之至高纲领；而在家天下之当下，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内奋身之纲，谓之最低纲领，即君与士共天下，以人君为领，士为治，限君权，扩士权，尊礼制、法治与民意。——是否妥当，请诸君议之。”
她的话一停，长桌两侧的人都交头议论起来。
卫希颜暗中佩服名可秀，将孔子的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