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漫长的方式呢?少说得要三十年才能见效,这还是不计入吐蕃佛教阻挠的情况下。

    便问卫希颜:“老师何以传教谋吐蕃?”以大宋的兵精将猛和枪炮之利,打下吐蕃不是不可能,即使比打交趾困难,但举十万兵员也必能踏平吐蕃——以大宋如今之财力,这是承担得起的。

    卫希颜抿了口苍山的春茶,任新茶的茶香在舌尖蔓延,慢悠悠地道:“传教,是治谋,非伐谋,谋的是打下吐蕃之后的长稳之治。”

    陈如瑛但听“打下吐蕃”便来了劲,身为军中将领,没有几个是不喜欢打仗的。打仗,才有军功;打仗,才有武将的价值。纵然她身为女子,也有着不输男性将领的凌云之志。

    卫希颜见她闻战而锃亮的眼神,微微挑眉笑了。

    她这个学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是一只鹰,一只为捕猎而搏击的鹰!

    卫希颜眸底掠过一丝悦色,放下茶盏,唇边笑意已敛,平缓的语调透着两分严肃,说道:“英华,吐蕃不同于交趾、大理。交趾虽然气候炎热,但与福建、两广也差不了多少,而且其地狭小,只相当于广西路的四分之一,容易统治。大理国的地域比交趾大得多,相当于两个广西路,山多林多,部族多,情况比交趾复杂。但是,大理崇信佛教,举国信佛,民风虽然尚武,但少有谋逆作乱。而白族段氏在国中深得人心,又有三十七部支持,故而乌族(彝族)高氏虽然一度谋位为王,却在两朝后不得不还位于段氏,只敢以宰相理国,不敢踞位。我朝取下大理,只要压下权臣高氏一派,厚待段氏,白族就不会生异心,三十七部也会平伏。更重要的是,大理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儒家对大理影响更甚于交趾。在大理国内,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教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谓之‘释儒’或‘儒释’。有这样的基础,朝廷在大理的文治比安南还要顺利。”

    这个时代的大理国地域比卫希颜记忆中的要大得多,包括云南省、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几乎相当于云南省面积的三倍。卫希颜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测距舆图,也能得出大致的比对。

    而吐蕃的疆域比起卫希颜那个时空的西藏也要广阔得多,包括不丹、锡金、尼泊尔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都属于吐蕃。

    她继续说道:“吐蕃的地域比大理还要辽阔,而且地处高原、雪山,地理、气候都很恶劣,交趾、大理与之比起来,就是宜居之地了。即使大宋出兵拿下吐蕃,迁居汉民也很难,不比安南。而且,严酷的高原环境造就了吐蕃人强悍的身体和骁勇善战的性格,很难驯化,朝廷要维持在吐蕃的统治,就必得驻扎更多的兵员——长久下去,对国家财政就是个负担。而蕃地之民的文明教化也远不及交趾和大理两国,朝廷要想在吐蕃推行儒家礼治,将会比安南和云南两路难得多。相较而言,宗教比起儒家道德更容易推行。”

    她教导陈如瑛,“宗教对于维护朝廷统治大有可利用之处。宗教教化人心向善,利于和谐。佛教宣扬忍耐今生之苦,修行来世,道教宣扬无欲节制,这都有利于统治。

    “比起儒家信仰需要通读经书理解圣人之意,宗教的门槛要低得多,只要敬畏鬼神,就有信仰。尤其在文明教化低的吐蕃,有文化的是贵族,平民和奴隶不知何为仁义道德,要让他们信儒家,远不如信鬼神来得容易。”

    “英华,精神信仰的力量很重要。”卫希颜并不希望她的学生只通军事,思维广阔才有利于成长。

    她清悠的声音说道:“我华夏中国自秦朝大一统后历次分裂,却总是能走向统一,为何?因为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存在。儒家不是宗教,但掌握笔杆子的读书人尊崇它,而它的思想有利于国家统治,于是君王以儒家治天下,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规则,上自君臣、下至国民,都必须遵守,久而久之,便成为这个国家的精神信仰,譬如仁、孝、礼、和为贵、谦让、诚信、宽恕,换句话讲,就是国民道德。不论王朝如何更替,但道德根植在骨子里,不会随着王朝消亡。这就是精神信仰的力量。

    “宗教信仰,也是精神信仰的一种,对于没有文化的百姓来讲,往往比儒家道德这种思想信仰来得更虔诚。

    “吐蕃没有产生儒、道、墨、法这些思想文明,也没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无论本教还是佛教,它们的鬼神信仰都没有受到冲击,从权贵到平民、奴隶,都相信鬼神的存在。对宗教的信仰,比起大宋臣民,总体上要虔诚得多。”

    在大宋,最信鬼神存在的是底层百姓,至于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则是“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否定鬼神,但也不迷信。所以士大夫会参佛、参道,但多数是用来修心、修身,真正信佛信神仙的还是少数,事到临头了求神拜佛也是心存侥幸,虔诚是谈不上的。

    而藏传佛教为什么能统治全藏?因为全藏上下都虔诚信仰,所以佛教能够统一全藏,政教合一,达到从精神上和政权上的双统治。而元、明、清能够统治西藏,也是承认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通过册封藏地的法王、活佛,达到稳定长治的目的。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使中央王朝对藏地的统治始终只是疆域上的统治,而行政权仍在法王、活佛为首的藏教中,直到解放后才完结。达.赖为什么要闹藏.独,因为中央政府不容许藏教染指政治。

    “宗教对稳定统治有利。”卫希颜目光悠悠,“但是,宗教亦是一面双刃剑——力量过强,就会成为野心家染指政权的武器。吐蕃的佛教与政权有过太深的涉入,为了再造辉煌,断不了入政的念头——此等佛教,绝非大宋需要的佛教。”

    陈如瑛有些明白了。

    “所谓水土相异,而物不同。宗教亦如此。”卫希颜道,“佛教从天竺传向四方,传到中国,受道家、儒家影响,形成吸收儒道思想的汉传佛教,与天竺佛教已大有不同。”

    佛教从传入中国之后,就从来没有能够走入政治领域。中原统治者们很好地打压了佛教,将这头挟着野心而来的猛狮变成了温顺的绵羊。几百年下来,源自天竺政教合一的佛教在中国早已没有了政教合一的宗义。或者说,是洗去了野心和浮华,成为维护王朝统治、以保人世稳定的存在。

    这样的宗教,才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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