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序列。
5.郑国：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一
重要的中小诸侯国的动荡阵痛，是春秋大潮极其重要的天下效应。所谓重要的中小诸侯国，是指那些地处中原腹地，既具有深厚的文明根基，又具有相当实力的老牌诸侯国。虽然，它们的国土、人口、兵力等主要硬实力指标不能与大国相比，但是当时的它们拥有深厚的文明传统，拥有丰富的新人才资源，拥有悠久的商旅传统，其以思想敏锐度与进取性为轴心的综合影响力，是许多大国不能比拟的。所以，在春秋前中期，正是这些重要的中小诸侯，引领着天下风向，推动着天下潮流。无论是霸业发端，还是变革发端，当时都是从这些中小诸侯国兴起的。因而，它们对天下大局的整体走向，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力，是文明发展史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环节。
在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有四个：郑国、鲁国、宋国、卫国。
（1）郑国在春秋中后期的变化与动荡
郑庄公的小国霸业之后，郑国一度沦入内乱与政变交错的长期阵痛。从郑庄公死的公元前701年，一直到公元前605年郑襄公即位，近百年之间的郑国，一直处在令人不安的政变与要求变化的社会动荡之中。从郑襄公开始，郑国公室谋求整合国内的社会变化，引发了三次重大的社会动荡，影响力遍及天下，激发了更为深刻的新变革运动。
第一次大动荡，是私田势力与旧井田制势力激烈的政治对抗。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传统井田制率先崩溃的地域。在郑庄公之后的近百年里，国人擅自开垦私田，已经渐成普遍风气。私田开垦现象，对郑国的经济政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其主要影响有四方面：其一，对旧井田制的沟洫灌溉系统，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与损坏。其二，私田尚未被国家承认，不缴纳赋税，对国家财税收入构成了巨大损失。其三，私田自主耕作，自由买卖，对依附于旧井田制的庶民构成了强大的精神冲击。井田人口出逃成为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作为井田封主的老世族阶层的实际利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其四，为了寻求保护，私田自由人口大量依附于有新政意识的开明大臣，成为这些大臣的私家人口，无形中壮大了政治结构中的私家势力，对公室权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到郑襄公时期，郑国的井田制，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时统一管理的整肃面貌。当此之时，是继续放任无序混乱的开垦私田，还是整肃私田，重新回归井田？抑或是将私田的开垦合法化，秩序化，从而纳入国家经济的范畴？这成为当时郑国最为深刻普遍的社会问题，迫切要求执政者立即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政治对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郑襄公即位时，基于政治需要，任用先君郑穆公的七个儿子做大夫，几乎覆盖了郑国的全部权力，史称“七穆当国”。当时，由“七穆”之一的子良首先执政。其后，郑简公即位，分别由子罕、子驷执政。在子驷执政时，井田与私田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突出化了。于是，子驷在旧世族势力的支持下，启动了“为沟洫”政策。其实际内容是：取缔私田，维护旧井田制的灌溉系统，整肃土地秩序。不料，此政策刚一执行，七穆内部的新兴势力便产生了强烈不满，暗中鼓动五大族群，以武装叛乱的强烈反应，抵制对私田的取缔。结果是，叛乱势力杀死了子驷，并劫持了郑简公，胁迫公室政权承认私田开垦。
第二次大动荡，是中间势力与新兴势力的激烈对抗。
新兴势力的政变，激起了“七穆”势力中中间派的反对。他们联合举兵，战胜了新兴的私田势力，镇压了这场大叛乱。镇压结束之后，中间势力当众焚烧了“七穆专权”的盟书，宣布了七穆时代的结束。这是一次清醒的政治行动，达到了三重政治目标：一则，表示郑国的权力不再仅仅由七穆执掌，以削弱自己权力的方式，对私田叛乱势力给以安抚，使其不再继续发动抵抗。二则，将七穆中的新兴势力，实质性地排除于国家权力之外，而由镇压胜利的中间派执掌政权。三则，同时排除了七穆势力中的守旧派，大权独归发起镇压行动的中间派。但是，郑国的大局，并没有因此而稳定下来。
第三次大动荡，是中间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政治对抗。
中间派胜利之后，其政治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权力依然在七穆势力的守旧派与中间派之间不断转移。公元前555年，守旧势力的子孔执政，欲图铲除七穆势力中具有一定变革色彩的中间派，结果却没有成功。次年，中间势力的子西、子展、子产三股势力联合，以反对子孔专权为由，率领族群武装攻灭了子孔集团，杀死了子孔，瓜分了子孔集团的土地与人口。攻杀子孔后，子展、子西当政，立即开始全面整肃郑国。子展、子西联合当政后，任命子产为卿。在当时，郑国的卿，就是实际执政官。一个真正的中间派政治家登台了，他就是早期的法家人物子产。
（2）子产实际执掌政务，郑国开始独具色彩的新政变革 在整个春秋时代，郑国最重大的历史现象就是子产新政。同时，这也是春秋末期整个华夏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变革。就历史意义说，子产的新政，是齐国管仲改革之后最重要的全面社会变革，是战国变法潮流的先河。从总体上看，子产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其一，整肃政治与社会乱象。当时的说法，这一整肃是“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也就是说，全面规范因经济混乱与政治动荡而陷入大混乱的社会局面，使城邑与乡村各自恢复秩序，使上下官员各有职责，使政治秩序得以恢复。但这些方面，只是秩序的整合，并不具有新政的性质，因此不在这里赘述。
其二，整合经济秩序。子产的政策原则是：既维护不可能立即取缔的井田制，大力整修井田制土地的灌溉系统，吸引出逃人口回归，又正式承认已开垦私田的合法性，并对私田建立了赋税制，对私田人口实行了新的治理方式。这一方式是：以“伍”为单元，全面有序地登记私田人口，并纳入确定的编制治理，以五家为一个治理单元。这一政策的推行，是子产改革最为实际、最为核心的新政作为，其实际的意义是：明确自觉地保护了私田发展，对郑国经济的全面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三，改善政治气候。由于长期的无序动荡，由于私有经济的发展，由于旧井田制的崩溃，当时的各国政风，都出现了普遍性的新潮倒退。奢靡、腐败、无视人才等弊端，成为当时发达国家的普遍问题。郑国地处文明腹心，这种情形更为严重，官员操守沦落，国事混乱而效率低下。面对如此政治局面，子产的政策原则是：大力推行廉政简朴之风，大胆任用贤能士人；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严厉惩办恶吏，任用廉政简朴者为官，同时擢升贤能的布衣干才并委以重任。凡此等等，大大改变了郑国的政治气候，提高了官府的办事效率。
其四，鼓励国人乡校议政，实行言论开放制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一则发人深思的故事。郑国民众往往喜爱聚集在各个乡的学校，对国政议论纷纷，多有批评国事者。于是，有个叫做然明的大夫，向子产提出了取缔乡校的主张，这便是春秋史上著名的“毁乡校”之说。子产对毁乡校的回答，足以流传千古。他是这样说的：“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其五，推行新的军赋制，这便是著名的“作丘赋”。公元前538年，子产以“丘”为单元，在郑国实行新的军赋制。其政策内容是：一丘一年出一匹战马、三头牛。丘，是井田制体系中的较大单元——每8家一井，每4井一邑，每4邑一丘，共计16井，128家。
井田制时期的赋，指的是缴纳给国家用以成军、养军的实物，与以收获物形式缴纳的实物税是两回事。当时，子产新政已经对新兴私田实行了合法化，私田已经实行了新的赋税制。但是，主要由旧贵族封地构成的旧井田制区域，其赋税征收却在连年动荡中流失得极为严重。这种流失的实际危害，便是将军赋转嫁于私田庶民，造成新的动荡根源。子产所做的，仅仅只是明确重申了井田制的传统纳赋数量，只要求一定要缴纳，而并没有加重纳赋的数量。
尽管如此，仍然引起了旧贵族阶层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咒骂，骂子产的父亲不得好死，又骂子产是毒蝎子尾巴害人。于是，有人将贵族的咒骂禀报给了子产。子产做了极富感慨的回答，足以振聋发聩，足以流传千古。子产的这段话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仪不愆，何恤人言？吾不迁矣！”这段话蕴涵的政治坚定性，是无须多说的。
其六，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公布郑国法律。铸刑书，就是将法律文本刻铸在大鼎上，将大鼎矗立在都城广场中，使所有国人都知道法律的具体内容。在整个春秋时代，这是第一次公开法律，堪称划时代的创举。其后的第二次，是23年后晋国的范宣子“铸刑书”。第三次，是35年后郑国大夫邓析的“作竹刑”，也就是将法律文本刻写在竹简上流传公布。
子产铸刑书的新政创举，激起了强烈的天下波澜。当时的晋国贵族名臣叔向，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痛切地斥责子产，并详细列举了法律所以不能公布的理由。这篇奇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我们只来看看子产是如何回答的。子产的回书很简单：“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这几句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意思：“啊，阁下说得也对。我不是大才，也不能顾及子孙。可是，我却要拯救这个沦落的社会。虽然，我没有采纳阁下的意见，可是，我不会忘记阁下对我曾经的大恩惠。”很简单，很坚定，也很有礼貌。只是，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淡漠与蔑视。
这，就是那时候大政治家子产的气度。
（3）子产新政的历史评价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谜团：子产的新政为什么没有带来郑国的持续强大？郑国为什么没有持续强大而成为战国之一？
子产当政二十余年，于公元前522年死去。当时，郑国民众的巨大悲痛是难以言说的。史料的记载是：“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流传郑国的民谣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足以证实，子产的新政，在郑国是深入人心的，是有社会根基的。可是，果真如此，子产的法令便不会改变，郑国自然也会持续强大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但是，结果却并非如此。子产死后，郑国很快便衰落了，此后一直处于弱势，和新崛起的韩国反复地纠缠争夺。终于，在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攻灭了，郑国的都城也做了韩国的新都城。应该说，这是子产新政的历史悲剧。
根本的原因，还是存在于子产新政本身之中。
细察子产新政，其最基本的特征，始终是平衡、整合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
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变法与改革，其实质都是新旧社会各阶层之间核心利益的重新分割，是社会权力的重新架构。对于一场真正彻底的变革，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绝不允许变革力量站在折中平衡的立场。子产新政，恰恰是折中新旧势力的，恰恰是平衡利益冲突的。子产新政的内容说明，子产的新政，既有承认私田、公布法律、开放言论等有利于新兴势力的方面，也有维护井田制、维护公室权力、维护老世族传统特权的方面。从本质上说，子产新政是兼顾社会各方利益的，还不具有齐国、晋国新兴势力的政策特质。子产集团，是一个站在中间立场整合国家破碎状态的秩序追求者，而不是真正的新兴势力的代表。
从推行新政的理念看，子产的“王道德治”理念非常明确。
其一，子产明确宣布：“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其二，郑国大火灾之时，针对祈祷禳灾，子产提出的应对是：“不如修德。”
其三，吴国贵族大臣延陵季子出使郑国，对子产提出的希望是：“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这一说法得到了子产的高度肯定，延陵季子本人也得到了子产的隆重礼遇。
其四，郑国公子势力中的守旧派要杀子产，其中的清醒者立即反对说：“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
这些都说明：子产的执政理念，是以“王道德治”安定国家为基础的。
对于子产新政及其本人，贵族阶层也有高度肯定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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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国：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一
重要的中小诸侯国的动荡阵痛，是春秋大潮极其重要的天下效应。所谓重要的中小诸侯国，是指那些地处中原腹地，既具有深厚的文明根基，又具有相当实力的老牌诸侯国。虽然，它们的国土、人口、兵力等主要硬实力指标不能与大国相比，但是当时的它们拥有深厚的文明传统，拥有丰富的新人才资源，拥有悠久的商旅传统，其以思想敏锐度与进取性为轴心的综合影响力，是许多大国不能比拟的。所以，在春秋前中期，正是这些重要的中小诸侯，引领着天下风向，推动着天下潮流。无论是霸业发端，还是变革发端，当时都是从这些中小诸侯国兴起的。因而，它们对天下大局的整体走向，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力，是文明发展史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环节。
在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有四个：郑国、鲁国、宋国、卫国。
（1）郑国在春秋中后期的变化与动荡
郑庄公的小国霸业之后，郑国一度沦入内乱与政变交错的长期阵痛。从郑庄公死的公元前701年，一直到公元前605年郑襄公即位，近百年之间的郑国，一直处在令人不安的政变与要求变化的社会动荡之中。从郑襄公开始，郑国公室谋求整合国内的社会变化，引发了三次重大的社会动荡，影响力遍及天下，激发了更为深刻的新变革运动。
第一次大动荡，是私田势力与旧井田制势力激烈的政治对抗。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传统井田制率先崩溃的地域。在郑庄公之后的近百年里，国人擅自开垦私田，已经渐成普遍风气。私田开垦现象，对郑国的经济政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其主要影响有四方面：其一，对旧井田制的沟洫灌溉系统，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与损坏。其二，私田尚未被国家承认，不缴纳赋税，对国家财税收入构成了巨大损失。其三，私田自主耕作，自由买卖，对依附于旧井田制的庶民构成了强大的精神冲击。井田人口出逃成为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作为井田封主的老世族阶层的实际利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其四，为了寻求保护，私田自由人口大量依附于有新政意识的开明大臣，成为这些大臣的私家人口，无形中壮大了政治结构中的私家势力，对公室权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到郑襄公时期，郑国的井田制，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时统一管理的整肃面貌。当此之时，是继续放任无序混乱的开垦私田，还是整肃私田，重新回归井田？抑或是将私田的开垦合法化，秩序化，从而纳入国家经济的范畴？这成为当时郑国最为深刻普遍的社会问题，迫切要求执政者立即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政治对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郑襄公即位时，基于政治需要，任用先君郑穆公的七个儿子做大夫，几乎覆盖了郑国的全部权力，史称“七穆当国”。当时，由“七穆”之一的子良首先执政。其后，郑简公即位，分别由子罕、子驷执政。在子驷执政时，井田与私田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突出化了。于是，子驷在旧世族势力的支持下，启动了“为沟洫”政策。其实际内容是：取缔私田，维护旧井田制的灌溉系统，整肃土地秩序。不料，此政策刚一执行，七穆内部的新兴势力便产生了强烈不满，暗中鼓动五大族群，以武装叛乱的强烈反应，抵制对私田的取缔。结果是，叛乱势力杀死了子驷，并劫持了郑简公，胁迫公室政权承认私田开垦。
第二次大动荡，是中间势力与新兴势力的激烈对抗。
新兴势力的政变，激起了“七穆”势力中中间派的反对。他们联合举兵，战胜了新兴的私田势力，镇压了这场大叛乱。镇压结束之后，中间势力当众焚烧了“七穆专权”的盟书，宣布了七穆时代的结束。这是一次清醒的政治行动，达到了三重政治目标：一则，表示郑国的权力不再仅仅由七穆执掌，以削弱自己权力的方式，对私田叛乱势力给以安抚，使其不再继续发动抵抗。二则，将七穆中的新兴势力，实质性地排除于国家权力之外，而由镇压胜利的中间派执掌政权。三则，同时排除了七穆势力中的守旧派，大权独归发起镇压行动的中间派。但是，郑国的大局，并没有因此而稳定下来。
第三次大动荡，是中间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政治对抗。
中间派胜利之后，其政治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权力依然在七穆势力的守旧派与中间派之间不断转移。公元前555年，守旧势力的子孔执政，欲图铲除七穆势力中具有一定变革色彩的中间派，结果却没有成功。次年，中间势力的子西、子展、子产三股势力联合，以反对子孔专权为由，率领族群武装攻灭了子孔集团，杀死了子孔，瓜分了子孔集团的土地与人口。攻杀子孔后，子展、子西当政，立即开始全面整肃郑国。子展、子西联合当政后，任命子产为卿。在当时，郑国的卿，就是实际执政官。一个真正的中间派政治家登台了，他就是早期的法家人物子产。
（2）子产实际执掌政务，郑国开始独具色彩的新政变革 在整个春秋时代，郑国最重大的历史现象就是子产新政。同时，这也是春秋末期整个华夏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变革。就历史意义说，子产的新政，是齐国管仲改革之后最重要的全面社会变革，是战国变法潮流的先河。从总体上看，子产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其一，整肃政治与社会乱象。当时的说法，这一整肃是“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也就是说，全面规范因经济混乱与政治动荡而陷入大混乱的社会局面，使城邑与乡村各自恢复秩序，使上下官员各有职责，使政治秩序得以恢复。但这些方面，只是秩序的整合，并不具有新政的性质，因此不在这里赘述。
其二，整合经济秩序。子产的政策原则是：既维护不可能立即取缔的井田制，大力整修井田制土地的灌溉系统，吸引出逃人口回归，又正式承认已开垦私田的合法性，并对私田建立了赋税制，对私田人口实行了新的治理方式。这一方式是：以“伍”为单元，全面有序地登记私田人口，并纳入确定的编制治理，以五家为一个治理单元。这一政策的推行，是子产改革最为实际、最为核心的新政作为，其实际的意义是：明确自觉地保护了私田发展，对郑国经济的全面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三，改善政治气候。由于长期的无序动荡，由于私有经济的发展，由于旧井田制的崩溃，当时的各国政风，都出现了普遍性的新潮倒退。奢靡、腐败、无视人才等弊端，成为当时发达国家的普遍问题。郑国地处文明腹心，这种情形更为严重，官员操守沦落，国事混乱而效率低下。面对如此政治局面，子产的政策原则是：大力推行廉政简朴之风，大胆任用贤能士人；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严厉惩办恶吏，任用廉政简朴者为官，同时擢升贤能的布衣干才并委以重任。凡此等等，大大改变了郑国的政治气候，提高了官府的办事效率。
其四，鼓励国人乡校议政，实行言论开放制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一则发人深思的故事。郑国民众往往喜爱聚集在各个乡的学校，对国政议论纷纷，多有批评国事者。于是，有个叫做然明的大夫，向子产提出了取缔乡校的主张，这便是春秋史上著名的“毁乡校”之说。子产对毁乡校的回答，足以流传千古。他是这样说的：“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其五，推行新的军赋制，这便是著名的“作丘赋”。公元前538年，子产以“丘”为单元，在郑国实行新的军赋制。其政策内容是：一丘一年出一匹战马、三头牛。丘，是井田制体系中的较大单元——每8家一井，每4井一邑，每4邑一丘，共计16井，128家。
井田制时期的赋，指的是缴纳给国家用以成军、养军的实物，与以收获物形式缴纳的实物税是两回事。当时，子产新政已经对新兴私田实行了合法化，私田已经实行了新的赋税制。但是，主要由旧贵族封地构成的旧井田制区域，其赋税征收却在连年动荡中流失得极为严重。这种流失的实际危害，便是将军赋转嫁于私田庶民，造成新的动荡根源。子产所做的，仅仅只是明确重申了井田制的传统纳赋数量，只要求一定要缴纳，而并没有加重纳赋的数量。
尽管如此，仍然引起了旧贵族阶层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咒骂，骂子产的父亲不得好死，又骂子产是毒蝎子尾巴害人。于是，有人将贵族的咒骂禀报给了子产。子产做了极富感慨的回答，足以振聋发聩，足以流传千古。子产的这段话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仪不愆，何恤人言？吾不迁矣！”这段话蕴涵的政治坚定性，是无须多说的。
其六，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公布郑国法律。铸刑书，就是将法律文本刻铸在大鼎上，将大鼎矗立在都城广场中，使所有国人都知道法律的具体内容。在整个春秋时代，这是第一次公开法律，堪称划时代的创举。其后的第二次，是23年后晋国的范宣子“铸刑书”。第三次，是35年后郑国大夫邓析的“作竹刑”，也就是将法律文本刻写在竹简上流传公布。
子产铸刑书的新政创举，激起了强烈的天下波澜。当时的晋国贵族名臣叔向，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痛切地斥责子产，并详细列举了法律所以不能公布的理由。这篇奇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我们只来看看子产是如何回答的。子产的回书很简单：“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这几句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意思：“啊，阁下说得也对。我不是大才，也不能顾及子孙。可是，我却要拯救这个沦落的社会。虽然，我没有采纳阁下的意见，可是，我不会忘记阁下对我曾经的大恩惠。”很简单，很坚定，也很有礼貌。只是，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淡漠与蔑视。
这，就是那时候大政治家子产的气度。
（3）子产新政的历史评价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谜团：子产的新政为什么没有带来郑国的持续强大？郑国为什么没有持续强大而成为战国之一？
子产当政二十余年，于公元前522年死去。当时，郑国民众的巨大悲痛是难以言说的。史料的记载是：“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流传郑国的民谣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足以证实，子产的新政，在郑国是深入人心的，是有社会根基的。可是，果真如此，子产的法令便不会改变，郑国自然也会持续强大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但是，结果却并非如此。子产死后，郑国很快便衰落了，此后一直处于弱势，和新崛起的韩国反复地纠缠争夺。终于，在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攻灭了，郑国的都城也做了韩国的新都城。应该说，这是子产新政的历史悲剧。
根本的原因，还是存在于子产新政本身之中。
细察子产新政，其最基本的特征，始终是平衡、整合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
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变法与改革，其实质都是新旧社会各阶层之间核心利益的重新分割，是社会权力的重新架构。对于一场真正彻底的变革，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绝不允许变革力量站在折中平衡的立场。子产新政，恰恰是折中新旧势力的，恰恰是平衡利益冲突的。子产新政的内容说明，子产的新政，既有承认私田、公布法律、开放言论等有利于新兴势力的方面，也有维护井田制、维护公室权力、维护老世族传统特权的方面。从本质上说，子产新政是兼顾社会各方利益的，还不具有齐国、晋国新兴势力的政策特质。子产集团，是一个站在中间立场整合国家破碎状态的秩序追求者，而不是真正的新兴势力的代表。
从推行新政的理念看，子产的“王道德治”理念非常明确。
其一，子产明确宣布：“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其二，郑国大火灾之时，针对祈祷禳灾，子产提出的应对是：“不如修德。”
其三，吴国贵族大臣延陵季子出使郑国，对子产提出的希望是：“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这一说法得到了子产的高度肯定，延陵季子本人也得到了子产的隆重礼遇。
其四，郑国公子势力中的守旧派要杀子产，其中的清醒者立即反对说：“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
这些都说明：子产的执政理念，是以“王道德治”安定国家为基础的。
对于子产新政及其本人，贵族阶层也有高度肯定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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