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高度警觉，绝不是空穴来风。而要做到国家权力安全稳定地运行，防范潜在的隐患，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战国法家看来，无论是国君，还是政治家、理论家，其洞察社会、熟悉国情、知晓臣下在权力阶层中的破坏性作为，都是最基本的政治才能，也是最基本的政治需要。这就是“知下之明”。
要做到真正“知下”，并且达到“明”的境界，仅仅依靠经验主义的“眼见为实”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知下”，就必须要有某些必要的手段与方法。这些手段与方法，就是申不害与韩非所说的“术”。依靠“术”做到“知下之明”，进而达到安全驾驭群臣并安全运行国家权力，就是“术治”。
综上所述，全部的逻辑关系是：国家稳定依靠权力稳定——权力稳定依靠消除隐患与危机——消除权力隐患与危机依靠知下之明——知下之明依靠一套方法与手段——方法与手段的有效依靠系统化总结——系统有效的方法与手段就是术——运用术安全驾驭群臣并安全运行国家权力就是“术治”——术治同时是保障法治运行的手段与方法。
从社会实践看，是“知下之明”的重要性，催生了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术治派。
这个术治派，后世称为“申韩之术”。
4 术治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变形
术治，是后世学者概括法家三大流派时的通行说法，用以表示其学说特征。
战国法家的原本说法，叫做“法术”——从属于法治条件的术。
从理论意义上说，后世的“术治”概念，有利于说明问题。虽然，“法术”的概念更具有原发与准确的特点。但是，在两千余年的历史烟雾中，“法术”已经被政治异化为“权术”理念，又被江湖神异语言雷同混淆。如此，不利于语言谱系的简明化。有鉴于此，我们还是以“术治”概念来说话。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从国家的治式结构上说，“术治”不是第一层级的统治方式选择意义上的范畴。具体说，术治不是与法治、人治、德治、礼治等范畴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低层级概念，是实施方式选择意义上的概念。从政治实践看，“术治”是与“吏治”并列的概念。也就是说，术治是法治之下的从属概念，是以推行法治为前提的一种掌握“治情”的具体方式。
（1）术治派对“术治”的理论设定
依据理论，术治的功能定位，只是督察臣下的一个系统方式。术治的政治目标，则是“赏善察奸，使臣并进辐辏”——赏赐有功，揭发奸恶，增强臣下阶层的凝聚力，使其像车轮辐条聚向车轴一样，形成以国君为轴心的国家机器。
韩非子的《定法》篇，对术治的规定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大体篇》的说法是：“为人君者，操其契，以责其名。”韩非子《难三》篇对术治政治目标的概括是：“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
这三则论说，明确规范了“术治”的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明于用人。以职责所在为依据，遴选具有职责要求能力的人任官。
其二，明于督察。依据职务要求（循名），去查核官员的实际表现（责实）。
其三，明于知下。从三方面查核官员，以达到“知下”目标。一则，核查官员在任期内的政绩；二则，以突发事件测试官员的实际能力；三则，核查官员报来的功劳是否确实。
显然，术治的理论设定功能，是“课群臣之能”；理论设定的政治目标，是督察官员达到“公政而无私”的境界；理论设定的具体方式，是“循名责实”，是“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国家，这种“察奸去恶”的官员督察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术治派的理论设定是没有重大缺失的。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理论体系中发现术治派的致命缺陷。
（2）实践推行中的非制度化与神秘化，是术治派始料不及的致命缺陷 作为督察方式的术治，在实际执行中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韩非子对管仲的批驳。
韩非子《难三》，就“法”与“术”的不同运用方式，对管仲的一则主张提出了批评。韩非子的论述是这样的。
首先，韩非引用了《管子》的一则著名言论：“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管子的这几句话，主张政治生活的光明正大，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阳精神，认为政治家说的话要叫所有人都听得见（满室满堂）。也就是说，管子是反对政治神秘化的。
韩非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管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是有缺陷的。首先，他指出，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指的一定不是君主的游戏饮食之类的隐私事务；其次，他认为，这一说法“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就是说，只有政治大事，才会在厅堂去说，才有必要光明正大。然后，韩非又进一步分析认为：管子只说对了一半，在政治生活中，法可以公开，术却是不能公开的。韩非子这段话很典型，全文引用如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韩非子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法律越公开越好，术治则越秘密越好。术治的秘密性程度，要达到亲人、爱人、熟悉的人、常有交往的人都不能知道的绝对私密地步，如何能叫所有人都知道呢？只有这样的秘密方式，才是术。管子的话，不是“法术”的主张。
对于术治的神秘性，申不害在《大体篇》中的表述是：要“去听”——听见的事要装作没听见，“去视”——看见的事要装作没看见，“去智”——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就是说，作为君主，不可能越过官吏去治理天下。所以，就是知道了官员作伪犯奸，也最好不明说。只有这样，才能藏于无事，以示天下无为。才能做到“独听、独视、独断”。独听者谓“聪”，独视者谓“明”，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王。
也就是说，秘而不宣，使人“莫之得闻”，是术治的最重要特征。
在这种神秘化理念下，申不害与后来的韩非，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系统地总结出了一套用于督察官员的秘密“法术”。韩非子总结的法术，主要有两个系列：其一，辨奸系列——七术。这是辨识臣下是否奸恶的七种手段；其二，预警系列——六微。这是在奸行发微阶段洞察其蛛丝马迹的六种手段。
凡此种种手段的神秘化，见诸实践，便自然成为一种不受任何法律规范的秘密操作。其后果，必然带来政治实践的神秘化与黑箱化，最终导致“术”与“法”的脱离——术在法外秘密执行。由此，“法术”不再以法治之术而存在，而必然沦落为“权术”——权力拥有者之术。这种“权力之术”的实践化，必然使权力者摆脱法治而挥洒个人意志，打开了法治沦为人治的秘密通道。正当的监察制度，以阴暗手段的方式去实施，必然使法治意义上的监察督导，沦为只接受权力意志的秘密武器。
这种严重变异，应该是法家术治派始料不及的。
战国时代，是政治生活阳光化最为充分的一个时代。就其主流说，阳谋精神占据了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如同宇宙黑洞与太阳黑子一样，大阳精神的战国时代，也有阴谋横行的大量劣迹，也有信奉阴谋政治的君王与国家。其中的典型，就是申不害变法之后的韩国。申不害与韩非子这两个法家术治派人物，又恰恰都是韩国人，平生最主要的政治实践，也都在韩国。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问题，这里只是提出来而已。
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督察的职能制度化，法家术治派无疑是对中国古典法治文明的巨大贡献。可是，术治派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督察术的神秘化，主张督察术的独事性。不管这一主张在当时有着多少历史的合理性及当时的必要性，作为一种文明历史的审查，我们对其弊端，对其危害，都必须予以深刻揭示。
从本质上说，非制度化的神秘督察术，与申不害韩非子设定的法治出发点，已经严重背离。就其效果说，恰恰是对当时法治的一种深刻破坏，是对健康政治生活的严重侵蚀。术治的实际推行，对整个法家的变法实践，对整个社会的法治实践，都产生了严重的强硫酸式的腐蚀效应。
首先，术治在实践上销蚀了法家“势治派”的合理一面，使主张“君权至上”的势治派，在政治实践上很容易陷入庙堂阴谋的沼泽地，使君权不再以制度化的权力集中为根基，而陷入难以捕捉的君主专权的术治；其次，神秘术治的推行，也对法治派的法治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销蚀作用，使政治生活中的法治环境渗透进秘密的人治因素，最终严重扭曲健康阳光的政治文明。
（3）商鞅的法治理念与术治派的深刻对峙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关注。与申不害同一时期的大法家商鞅，在《商君书·画策》篇中，对国家政治灾难提出了分析，也提出解决办法。他是这样说的：“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故，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商鞅这段论说的核心，强调了一个最根本的法治原则——
法律是不能自动作为的，必须由君主官员等特定人群组成的权力体系来推行。所以，权力体系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明白无误地按照法律行动。个人行为是否以法律为准则，是国家或治或乱的最根本界限。
最后，商鞅提出的对策是：“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也就是说，防止国家政治灾难的惟一出路，是使法律政令成为必须见诸每个国家官员实际行动的最高准则，使政令必须成为实际执行的政令。法律政令只要明白无误地贯彻于君主行动，贯彻于官员行动，国家就不会有混乱灾难。
这一思想，与管子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的政治阳光化主张，完全一致。
可是，术治派却告诉我们，督察术是不能明白推行的，它必须是秘密的独事行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法治灾难的缺口，就是这样打开的。术治的实践方式，使它完全脱离了原本的理论设定，成为法家体系的毒素。术治，是一口淬毒的匕首，使健康阳光的政治生活糜烂为难以医治的脓疮溃疡。
商鞅与管子的主张，最充分地说明，依据当时社会的法家认识水平，已经完全洞察了政治活动渗入秘密行为的危害性，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必须看到，申不害与韩非子的“术治”主张，不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思想局限性，而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君权阴谋化理论。即或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论见诸实践，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同时，也遭受到了包括来自法家法治派广泛而严厉地批评。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战国法家的术治派，是一种有害遗产，我们必须坚决抛弃。
下面的历史进程也将证明，在韩国变法实践中推行的神秘化的术治，不管其理论设定的目标多么正当，都因为其执行手段完全违背了法治的公开化、制度化精神，终于导致了韩国变法的快速流产，并且给这个中原战国留下了久远的权谋政治的后遗症。
5 申不害的韩国变法
韩昭侯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55年，申不害在韩国实行变法，历时15年。
申不害变法的实际内容，在史料海洋中的可见信息，比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还要少。保留下来的点滴史料的关注点，又大多都在申不害的术治方面。其推行的实际制度，只有最笼统的说法而已。虽然如此，结合点滴史料，并依据战国变法的共性方面，我们至少还是可以有如下几点推论：
其一，申不害担任了韩国丞相，基本是全权变法，历时15年。
其二，变法削小了贵族封地，遏制了贵族的封地治权，但没有取缔封地制度。
其三，变法陆续颁布了一大批法令，开始阶段推行了法治，并一定程度地整肃了社会混乱，有利于社会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彻底废除春秋时代晋国的旧律法，也没有清理韩国的既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52在线阅读
要做到真正“知下”，并且达到“明”的境界，仅仅依靠经验主义的“眼见为实”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知下”，就必须要有某些必要的手段与方法。这些手段与方法，就是申不害与韩非所说的“术”。依靠“术”做到“知下之明”，进而达到安全驾驭群臣并安全运行国家权力，就是“术治”。
综上所述，全部的逻辑关系是：国家稳定依靠权力稳定——权力稳定依靠消除隐患与危机——消除权力隐患与危机依靠知下之明——知下之明依靠一套方法与手段——方法与手段的有效依靠系统化总结——系统有效的方法与手段就是术——运用术安全驾驭群臣并安全运行国家权力就是“术治”——术治同时是保障法治运行的手段与方法。
从社会实践看，是“知下之明”的重要性，催生了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术治派。
这个术治派，后世称为“申韩之术”。
4 术治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变形
术治，是后世学者概括法家三大流派时的通行说法，用以表示其学说特征。
战国法家的原本说法，叫做“法术”——从属于法治条件的术。
从理论意义上说，后世的“术治”概念，有利于说明问题。虽然，“法术”的概念更具有原发与准确的特点。但是，在两千余年的历史烟雾中，“法术”已经被政治异化为“权术”理念，又被江湖神异语言雷同混淆。如此，不利于语言谱系的简明化。有鉴于此，我们还是以“术治”概念来说话。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从国家的治式结构上说，“术治”不是第一层级的统治方式选择意义上的范畴。具体说，术治不是与法治、人治、德治、礼治等范畴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低层级概念，是实施方式选择意义上的概念。从政治实践看，“术治”是与“吏治”并列的概念。也就是说，术治是法治之下的从属概念，是以推行法治为前提的一种掌握“治情”的具体方式。
（1）术治派对“术治”的理论设定
依据理论，术治的功能定位，只是督察臣下的一个系统方式。术治的政治目标，则是“赏善察奸，使臣并进辐辏”——赏赐有功，揭发奸恶，增强臣下阶层的凝聚力，使其像车轮辐条聚向车轴一样，形成以国君为轴心的国家机器。
韩非子的《定法》篇，对术治的规定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大体篇》的说法是：“为人君者，操其契，以责其名。”韩非子《难三》篇对术治政治目标的概括是：“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
这三则论说，明确规范了“术治”的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明于用人。以职责所在为依据，遴选具有职责要求能力的人任官。
其二，明于督察。依据职务要求（循名），去查核官员的实际表现（责实）。
其三，明于知下。从三方面查核官员，以达到“知下”目标。一则，核查官员在任期内的政绩；二则，以突发事件测试官员的实际能力；三则，核查官员报来的功劳是否确实。
显然，术治的理论设定功能，是“课群臣之能”；理论设定的政治目标，是督察官员达到“公政而无私”的境界；理论设定的具体方式，是“循名责实”，是“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国家，这种“察奸去恶”的官员督察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术治派的理论设定是没有重大缺失的。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理论体系中发现术治派的致命缺陷。
（2）实践推行中的非制度化与神秘化，是术治派始料不及的致命缺陷 作为督察方式的术治，在实际执行中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韩非子对管仲的批驳。
韩非子《难三》，就“法”与“术”的不同运用方式，对管仲的一则主张提出了批评。韩非子的论述是这样的。
首先，韩非引用了《管子》的一则著名言论：“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管子的这几句话，主张政治生活的光明正大，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阳精神，认为政治家说的话要叫所有人都听得见（满室满堂）。也就是说，管子是反对政治神秘化的。
韩非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管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是有缺陷的。首先，他指出，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指的一定不是君主的游戏饮食之类的隐私事务；其次，他认为，这一说法“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就是说，只有政治大事，才会在厅堂去说，才有必要光明正大。然后，韩非又进一步分析认为：管子只说对了一半，在政治生活中，法可以公开，术却是不能公开的。韩非子这段话很典型，全文引用如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韩非子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法律越公开越好，术治则越秘密越好。术治的秘密性程度，要达到亲人、爱人、熟悉的人、常有交往的人都不能知道的绝对私密地步，如何能叫所有人都知道呢？只有这样的秘密方式，才是术。管子的话，不是“法术”的主张。
对于术治的神秘性，申不害在《大体篇》中的表述是：要“去听”——听见的事要装作没听见，“去视”——看见的事要装作没看见，“去智”——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就是说，作为君主，不可能越过官吏去治理天下。所以，就是知道了官员作伪犯奸，也最好不明说。只有这样，才能藏于无事，以示天下无为。才能做到“独听、独视、独断”。独听者谓“聪”，独视者谓“明”，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王。
也就是说，秘而不宣，使人“莫之得闻”，是术治的最重要特征。
在这种神秘化理念下，申不害与后来的韩非，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系统地总结出了一套用于督察官员的秘密“法术”。韩非子总结的法术，主要有两个系列：其一，辨奸系列——七术。这是辨识臣下是否奸恶的七种手段；其二，预警系列——六微。这是在奸行发微阶段洞察其蛛丝马迹的六种手段。
凡此种种手段的神秘化，见诸实践，便自然成为一种不受任何法律规范的秘密操作。其后果，必然带来政治实践的神秘化与黑箱化，最终导致“术”与“法”的脱离——术在法外秘密执行。由此，“法术”不再以法治之术而存在，而必然沦落为“权术”——权力拥有者之术。这种“权力之术”的实践化，必然使权力者摆脱法治而挥洒个人意志，打开了法治沦为人治的秘密通道。正当的监察制度，以阴暗手段的方式去实施，必然使法治意义上的监察督导，沦为只接受权力意志的秘密武器。
这种严重变异，应该是法家术治派始料不及的。
战国时代，是政治生活阳光化最为充分的一个时代。就其主流说，阳谋精神占据了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如同宇宙黑洞与太阳黑子一样，大阳精神的战国时代，也有阴谋横行的大量劣迹，也有信奉阴谋政治的君王与国家。其中的典型，就是申不害变法之后的韩国。申不害与韩非子这两个法家术治派人物，又恰恰都是韩国人，平生最主要的政治实践，也都在韩国。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问题，这里只是提出来而已。
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督察的职能制度化，法家术治派无疑是对中国古典法治文明的巨大贡献。可是，术治派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督察术的神秘化，主张督察术的独事性。不管这一主张在当时有着多少历史的合理性及当时的必要性，作为一种文明历史的审查，我们对其弊端，对其危害，都必须予以深刻揭示。
从本质上说，非制度化的神秘督察术，与申不害韩非子设定的法治出发点，已经严重背离。就其效果说，恰恰是对当时法治的一种深刻破坏，是对健康政治生活的严重侵蚀。术治的实际推行，对整个法家的变法实践，对整个社会的法治实践，都产生了严重的强硫酸式的腐蚀效应。
首先，术治在实践上销蚀了法家“势治派”的合理一面，使主张“君权至上”的势治派，在政治实践上很容易陷入庙堂阴谋的沼泽地，使君权不再以制度化的权力集中为根基，而陷入难以捕捉的君主专权的术治；其次，神秘术治的推行，也对法治派的法治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销蚀作用，使政治生活中的法治环境渗透进秘密的人治因素，最终严重扭曲健康阳光的政治文明。
（3）商鞅的法治理念与术治派的深刻对峙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关注。与申不害同一时期的大法家商鞅，在《商君书·画策》篇中，对国家政治灾难提出了分析，也提出解决办法。他是这样说的：“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故，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商鞅这段论说的核心，强调了一个最根本的法治原则——
法律是不能自动作为的，必须由君主官员等特定人群组成的权力体系来推行。所以，权力体系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明白无误地按照法律行动。个人行为是否以法律为准则，是国家或治或乱的最根本界限。
最后，商鞅提出的对策是：“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也就是说，防止国家政治灾难的惟一出路，是使法律政令成为必须见诸每个国家官员实际行动的最高准则，使政令必须成为实际执行的政令。法律政令只要明白无误地贯彻于君主行动，贯彻于官员行动，国家就不会有混乱灾难。
这一思想，与管子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的政治阳光化主张，完全一致。
可是，术治派却告诉我们，督察术是不能明白推行的，它必须是秘密的独事行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法治灾难的缺口，就是这样打开的。术治的实践方式，使它完全脱离了原本的理论设定，成为法家体系的毒素。术治，是一口淬毒的匕首，使健康阳光的政治生活糜烂为难以医治的脓疮溃疡。
商鞅与管子的主张，最充分地说明，依据当时社会的法家认识水平，已经完全洞察了政治活动渗入秘密行为的危害性，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必须看到，申不害与韩非子的“术治”主张，不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思想局限性，而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君权阴谋化理论。即或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论见诸实践，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同时，也遭受到了包括来自法家法治派广泛而严厉地批评。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战国法家的术治派，是一种有害遗产，我们必须坚决抛弃。
下面的历史进程也将证明，在韩国变法实践中推行的神秘化的术治，不管其理论设定的目标多么正当，都因为其执行手段完全违背了法治的公开化、制度化精神，终于导致了韩国变法的快速流产，并且给这个中原战国留下了久远的权谋政治的后遗症。
5 申不害的韩国变法
韩昭侯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55年，申不害在韩国实行变法，历时15年。
申不害变法的实际内容，在史料海洋中的可见信息，比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还要少。保留下来的点滴史料的关注点，又大多都在申不害的术治方面。其推行的实际制度，只有最笼统的说法而已。虽然如此，结合点滴史料，并依据战国变法的共性方面，我们至少还是可以有如下几点推论：
其一，申不害担任了韩国丞相，基本是全权变法，历时15年。
其二，变法削小了贵族封地，遏制了贵族的封地治权，但没有取缔封地制度。
其三，变法陆续颁布了一大批法令，开始阶段推行了法治，并一定程度地整肃了社会混乱，有利于社会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彻底废除春秋时代晋国的旧律法，也没有清理韩国的既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52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