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律法，导致了前法与后法的交错混乱。也就说，申不害的韩国变法，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
其四，韩国在变法中建成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并修筑了韩长城，奠定了一定的实力地位。同时，韩国的兵器制造业，在变法期间得到了很大发展，一度领先于战国时代。在韩昭侯时期的对外战争中，韩国曾经战胜秦国进攻，并与魏国联合战胜了齐、卫、宋三国联军，曾经获得了“劲韩”声誉。
其五，韩昭侯接受了申不害的“法术”理念，以权术手段驾驭臣下，取得了一定阶段内吏治整肃的效果。但是，术治的推行，也使韩国政治堕入了阴谋化的深渊，留下了很大的历史性的后患。
6 申不害变法在大国战争中流产
公元前342年，仅仅一场大战，就改变了韩国的历史命运。
这一年，是韩昭侯二十年，韩国变法的第13年。这一年，三晋集团的矛盾激烈化，超强的魏国开始大举进攻韩国。三晋集团，在战国初期的魏文侯、魏武侯两代，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同盟关系，联合作战的次数很多，战胜的几率也很高。如果没有这种稳定的同盟，韩国在魏武侯时期要吞灭郑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时，与韩国相邻的郑国，虽不是土地广袤的大国，但是，由于郑国一直领先于春秋变革潮流，有过中原霸主的煌煌历史，有过名动天下的子产变革，有以“郑卫之风”著称的文明风华，其影响力在战国初期还是很大的。若以当代世界比拟那个时代，郑国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地位，类似于欧洲的法国。要吞灭如此一个文明大邦，没有同盟集团的支持，尤其是超强魏国的有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依据战国初期的态势，对郑国最有图谋的是楚国。楚国曾经数度攻伐郑国；可是，由于三晋集团的多次救援狙击，楚国灭郑的目标一直未能达成。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灭郑，并迁都于郑城，不难看出以魏国为轴心的魏赵韩三晋集团同盟关系的深刻性与持久性。
可是，韩国变法之际，三晋集团的同盟关系，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这时候，楚悼王与吴起死了，楚国对中原的威胁减轻了。灭郑的韩哀侯也死了，韩国的实力也增长了。正当此时，精明雄略的魏武侯也死了，强大的魏国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政变：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缓、公子罃，为争夺政权展开了内战。其间，赵、韩两国秉承三晋之间的互援传统，介入了魏国的权力争夺漩涡，支持了魏武侯的长子公子缓继位，并以后援形式暗中帮助公子缓对公子罃集团作战。可是，韩赵没有料到，这个公子罃大有才具，而且得到了贵族实力派的支持，竟然在内战中战胜了公子缓集团，登上了国君之位。
公子罃，就是后来的魏惠王。这个魏惠王，有才具，但却没有胸襟，显然不具有战国雄主的大器局。对于韩赵两国的不支持，魏惠王大有怨气，耿耿于怀。由此，魏国开始了对赵、韩两国日渐深入的挑衅，三晋集团开始了连续不断的争端。魏惠王即位第四年，大体安定了内政之后，便开始了结私怨了。
第一次行动，魏惠王邀韩懿侯举行了宅阳（今河南郑州北）之会。史料没有记载会谈内容。但是，依据后来的发展，完全可以推定，魏惠王警告并压服韩国，要韩国作出某种补偿。可是，韩国没有接受，会盟无果而终。
第二次行动，魏惠王在第二年立即发兵攻韩。可是，却在濮阳败给了韩国。
此后两年，魏国连遭秦献公率军强攻，幸得赵国出兵，魏国得以喘息。在此期间，韩国对魏国的战争危机一直冷漠观望，没有出兵救援。魏惠王八年，魏国渡过了对秦作战的危机，借韩国新君韩昭侯刚刚即位之机，以公叔痤为统帅大举攻韩。韩国联合赵国，合兵抵抗，但却在浍水北岸被魏军一举击破。之后，魏国又顺势攻占了赵国的皮牢，也就是今日山西的冀城地带。由此，三晋之间牢固的同盟关系宣告正式破裂。此后的三晋会盟，虽然也伴随着相互的攻伐时常举行，但都是利害分割的会商，再也没有了共同的基础。
魏惠王十六、十七两年，魏国又以庞涓为统帅连续大举攻赵，两次包围邯郸，赵国岌岌可危。但是，第二次攻赵包围邯郸时，齐国出动了。齐国以田忌、孙膑统军，实施了“围魏救赵”的兵家奇谋，大败魏军于桂陵（今日山东菏泽地带），使魏军遭受重创。此战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51年，已经乏力的魏国开始与赵国会盟和解，退还了攻占赵国的土地，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盟约，三晋之间平静了一段时间。此间，韩国任用申不害推动变法，国力开始强大了。
桂陵之战后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42年，魏韩大战终于爆发。
战争的过程是：韩国都城新郑全力抵抗，与魏军激战了很长时间；齐国于次年发兵，用“围魏救赵”的老办法，实行“围魏救韩”；魏军放弃攻韩，转而回军救援大梁；齐军引诱魏军追击，设伏大败魏军，于马陵道山地诛杀了魏军统帅庞涓。
这场大战的结局是两个：一则，魏国霸权由此衰落；二则，韩国变法由此流产。
依据《史记》的模糊记载与后世史家的考证，申不害在战后两年不再领政，在战后六年死去，此间事迹未见任何记载。韩昭侯在战后第十年死去，战败至死的十年之间，也未见任何作为。此后的历史，韩国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发生过变法，再也没有过大的振作。这也就是说，韩国变法没能经受得住战争暴风雨的考验，战后的国君与变法大臣实际上全面铩羽。
韩国变法的历史命运，向我们充分昭示了战时变法的残酷性，也向我们充分昭示了术治渗入变法实践而导致的国家力量的脆弱性。在战国变法的历史上，韩国变法与其说是战时变法的历史经验，毋宁说是“术治”实践的惨痛教训。
韩国变法的脆弱性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变革的根本希望，都是变革成果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在实际推行中确立以法制为惟一标准的社会价值体系。否则，术治之下的阴谋化政治，将导致国家中枢的变形扭曲，从而最终导致国家与民族的巨大灾难。
齐威王驺忌变法
1 田氏齐国的治国理念
齐国变法，是第二波变法浪潮的显赫点之一。
齐国的这次变法，发生在齐威王时期。这时，距离齐国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齐国已经是一个殷实强盛的东方海滨大国了。这时的齐国，是新齐国，也就是田氏齐国。由于地域关系，也由于新齐国诞生成长的历史道路，新兴的齐国，有特殊的国情与政情。这种特殊的国情与政情，必然形成特殊的治国理念。
在春秋变革大潮中，齐国的田氏集团一直是推动新的私田经济的代表性力量。其规模之大，其成效之显著，在当时是超过了晋国“六卿”集团的。依据历史的标志，在公元前476年，田氏集团以封地为根基的全面实力，已经超过了齐国公室，成为齐国的主导性力量。虽无诸侯之名，却已经有了国家力量之实。此时，距离韩赵魏吞灭知氏集团而三分晋国，还有二十余年。距离韩赵魏三家成为正式诸侯，还有七十余年。
田氏集团的历史崛起，虽比不上中原各大集团崛起过程中的残酷性、戏剧性与复杂性，以及巨大的政治声势和天下冲击力，但在变革实践的意义上，田氏在齐国的推进，却具有不间断攀高发展的特点。也就是说，田氏实力不断地快速壮大，其根本点，是其一直对私田经济的着力推进，是其一直对经济制度的着力改革。如果从田氏的田厘子在齐景公时期的赋税变革开始计算，到田常集团的综合实力超过齐国公室，田氏集团的私田经济变革与权力变革，一直持续了将近一百年。
也就是说，田氏集团的崛起是小步快走式的，是社会改良式的。这样的集团，这样的历史，在其建政立国之后，必然形成特殊的政治理念。
依据史料与后来的历史实践，我们可以推定，齐国政治理念的基本点是，尊奉田氏集团长期形成的政治经验，在国家治理上遵循渐进式变革的方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避免楚国吴起那样的全面变法与激烈震荡。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这一事实说明，齐国进入战国中期之初，已经开始有了惰性，已经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全面危机。齐威王所以在九年之内“不治”——无所作为，显然是认定齐国没有什么大事值得去做。
齐威王田因齐，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既有杰出的人才理念，又有用人不能彻底的弊端，同时还有早期曾经的惰性。从齐威王开始的战国时代的齐国变法，也具有这样的矛盾性。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应该隐藏在上述根基之中。
2 齐威王田因齐的人才理念
从人才认识论上说，齐威王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个战国雄主。
（1）一次不朽的“人才国宝”谈话
战国初期，魏齐两国曾经有过一次逢泽（中原地区已经消失了湖泊）会盟。在会盟之后的大猎场狩猎中，两国君主的车队马队不期而遇了。在大臣与军士们的欢呼期待中，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比一比两国财宝。魏惠王的本来用意，很可能是借比宝之机展示魏国的国家实力以震慑齐国。所以，魏惠王亮出的国宝，是一辆镶嵌了可以在夜间大放光明的海珠王的大车，赢得了魏国将士大臣们久久的欢呼。可是，在魏惠王催逼下亮宝的齐威王田因齐，却平静地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大意是，国家之宝是人才。齐国没有这样的珍宝，纵然有，也应该用之于民，藏于府库的财宝绝不是真正的财宝。可是，齐国有镇守边陲与都城的四大能才，他们使齐国平安，使君主无忧，这才是真正的国宝。
这是一则铭刻青史的不朽对话，也是战国人才理念的最出色总结。齐国所以能兴办稷下学宫，其根基正在于这样的人才理念。可是，令人困惑的是，稷下学宫人才济济，被田氏齐国任用为政的却很少。同时，齐国出现的大政治家也极少发挥主导作用。纵览田氏齐国历史，后世熟悉的四个大政治家，王族大臣孟尝君田文，纵横家苏秦，始终以民间身份活动的纵横家鲁仲连，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安平君田单，这四个大才，在齐国却都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在齐国，推动变法的主导者往往是国君本人，而不是著名大臣。一个历史的悖论，有待我们深入地探讨原因。
（2）齐威王任用驺忌为丞相
在九年无所作为之后，齐威王任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家丞相。
当时的齐国，有一个琴师驺忌，善于琴技，请见齐威王。齐威王听了驺忌的弹奏，很高兴，就将这个琴师安置在了王宫右手边的庭院，作了王城的高级奏琴师。一日，齐威王自己操琴演奏，驺忌闻之，从右室破门而入，大赞：“善哉鼓琴！”齐威王勃然发怒，拔出王剑厉声呵斥：“夫子见容未察（刚进来还没听），何以知其善也！”驺忌没有恐惧，还侃侃讲出了一番道理：“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齐威王仍然不悦，说：“善语者（一个能说的家伙罢了）。”驺忌回答说：“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齐威王又不高兴了，“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于是，驺忌又说了一番方才的比喻，最后说：“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治国家而弭人民，无若乎五音者。”
由此，齐威王激赏驺忌。三个月后，驺忌便成了齐国丞相。
之后，稷下学宫的名士淳于髡求见驺忌，大赞驺忌：“善说哉！”同时，淳于髡以“微言”的神秘方式，对驺忌提出了自己的为政之道。当时的“微言”，就是只说出谜语一般的比喻句子，要求听者悟出真正的行动方式。驺忌聪明异常，即说即答，全部悟出了淳于髡的五点意见。其一，要紧随君主，不离开都城王宫；其二，谨慎对待君主的左右亲信；其三，要自附于万民，处置好民治，树立民众威望；其四，要在同僚中谨慎结交，不能交小人；其五，要明修法律，督责奸吏。淳于髡说罢立即就走，并在门口对驺忌的仆人预言：“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
果然，一年后，驺忌便封了成侯。
3 整肃吏治：齐威王驺忌变法
驺忌封侯，是因协助齐威王进行了齐国的吏治大整肃。齐国的这次吏治大整肃，直接起因于内政乱象与外敌攻伐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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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韩国在变法中建成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并修筑了韩长城，奠定了一定的实力地位。同时，韩国的兵器制造业，在变法期间得到了很大发展，一度领先于战国时代。在韩昭侯时期的对外战争中，韩国曾经战胜秦国进攻，并与魏国联合战胜了齐、卫、宋三国联军，曾经获得了“劲韩”声誉。
其五，韩昭侯接受了申不害的“法术”理念，以权术手段驾驭臣下，取得了一定阶段内吏治整肃的效果。但是，术治的推行，也使韩国政治堕入了阴谋化的深渊，留下了很大的历史性的后患。
6 申不害变法在大国战争中流产
公元前342年，仅仅一场大战，就改变了韩国的历史命运。
这一年，是韩昭侯二十年，韩国变法的第13年。这一年，三晋集团的矛盾激烈化，超强的魏国开始大举进攻韩国。三晋集团，在战国初期的魏文侯、魏武侯两代，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同盟关系，联合作战的次数很多，战胜的几率也很高。如果没有这种稳定的同盟，韩国在魏武侯时期要吞灭郑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时，与韩国相邻的郑国，虽不是土地广袤的大国，但是，由于郑国一直领先于春秋变革潮流，有过中原霸主的煌煌历史，有过名动天下的子产变革，有以“郑卫之风”著称的文明风华，其影响力在战国初期还是很大的。若以当代世界比拟那个时代，郑国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地位，类似于欧洲的法国。要吞灭如此一个文明大邦，没有同盟集团的支持，尤其是超强魏国的有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依据战国初期的态势，对郑国最有图谋的是楚国。楚国曾经数度攻伐郑国；可是，由于三晋集团的多次救援狙击，楚国灭郑的目标一直未能达成。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灭郑，并迁都于郑城，不难看出以魏国为轴心的魏赵韩三晋集团同盟关系的深刻性与持久性。
可是，韩国变法之际，三晋集团的同盟关系，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这时候，楚悼王与吴起死了，楚国对中原的威胁减轻了。灭郑的韩哀侯也死了，韩国的实力也增长了。正当此时，精明雄略的魏武侯也死了，强大的魏国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政变：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缓、公子罃，为争夺政权展开了内战。其间，赵、韩两国秉承三晋之间的互援传统，介入了魏国的权力争夺漩涡，支持了魏武侯的长子公子缓继位，并以后援形式暗中帮助公子缓对公子罃集团作战。可是，韩赵没有料到，这个公子罃大有才具，而且得到了贵族实力派的支持，竟然在内战中战胜了公子缓集团，登上了国君之位。
公子罃，就是后来的魏惠王。这个魏惠王，有才具，但却没有胸襟，显然不具有战国雄主的大器局。对于韩赵两国的不支持，魏惠王大有怨气，耿耿于怀。由此，魏国开始了对赵、韩两国日渐深入的挑衅，三晋集团开始了连续不断的争端。魏惠王即位第四年，大体安定了内政之后，便开始了结私怨了。
第一次行动，魏惠王邀韩懿侯举行了宅阳（今河南郑州北）之会。史料没有记载会谈内容。但是，依据后来的发展，完全可以推定，魏惠王警告并压服韩国，要韩国作出某种补偿。可是，韩国没有接受，会盟无果而终。
第二次行动，魏惠王在第二年立即发兵攻韩。可是，却在濮阳败给了韩国。
此后两年，魏国连遭秦献公率军强攻，幸得赵国出兵，魏国得以喘息。在此期间，韩国对魏国的战争危机一直冷漠观望，没有出兵救援。魏惠王八年，魏国渡过了对秦作战的危机，借韩国新君韩昭侯刚刚即位之机，以公叔痤为统帅大举攻韩。韩国联合赵国，合兵抵抗，但却在浍水北岸被魏军一举击破。之后，魏国又顺势攻占了赵国的皮牢，也就是今日山西的冀城地带。由此，三晋之间牢固的同盟关系宣告正式破裂。此后的三晋会盟，虽然也伴随着相互的攻伐时常举行，但都是利害分割的会商，再也没有了共同的基础。
魏惠王十六、十七两年，魏国又以庞涓为统帅连续大举攻赵，两次包围邯郸，赵国岌岌可危。但是，第二次攻赵包围邯郸时，齐国出动了。齐国以田忌、孙膑统军，实施了“围魏救赵”的兵家奇谋，大败魏军于桂陵（今日山东菏泽地带），使魏军遭受重创。此战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51年，已经乏力的魏国开始与赵国会盟和解，退还了攻占赵国的土地，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盟约，三晋之间平静了一段时间。此间，韩国任用申不害推动变法，国力开始强大了。
桂陵之战后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42年，魏韩大战终于爆发。
战争的过程是：韩国都城新郑全力抵抗，与魏军激战了很长时间；齐国于次年发兵，用“围魏救赵”的老办法，实行“围魏救韩”；魏军放弃攻韩，转而回军救援大梁；齐军引诱魏军追击，设伏大败魏军，于马陵道山地诛杀了魏军统帅庞涓。
这场大战的结局是两个：一则，魏国霸权由此衰落；二则，韩国变法由此流产。
依据《史记》的模糊记载与后世史家的考证，申不害在战后两年不再领政，在战后六年死去，此间事迹未见任何记载。韩昭侯在战后第十年死去，战败至死的十年之间，也未见任何作为。此后的历史，韩国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发生过变法，再也没有过大的振作。这也就是说，韩国变法没能经受得住战争暴风雨的考验，战后的国君与变法大臣实际上全面铩羽。
韩国变法的历史命运，向我们充分昭示了战时变法的残酷性，也向我们充分昭示了术治渗入变法实践而导致的国家力量的脆弱性。在战国变法的历史上，韩国变法与其说是战时变法的历史经验，毋宁说是“术治”实践的惨痛教训。
韩国变法的脆弱性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变革的根本希望，都是变革成果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在实际推行中确立以法制为惟一标准的社会价值体系。否则，术治之下的阴谋化政治，将导致国家中枢的变形扭曲，从而最终导致国家与民族的巨大灾难。
齐威王驺忌变法
1 田氏齐国的治国理念
齐国变法，是第二波变法浪潮的显赫点之一。
齐国的这次变法，发生在齐威王时期。这时，距离齐国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齐国已经是一个殷实强盛的东方海滨大国了。这时的齐国，是新齐国，也就是田氏齐国。由于地域关系，也由于新齐国诞生成长的历史道路，新兴的齐国，有特殊的国情与政情。这种特殊的国情与政情，必然形成特殊的治国理念。
在春秋变革大潮中，齐国的田氏集团一直是推动新的私田经济的代表性力量。其规模之大，其成效之显著，在当时是超过了晋国“六卿”集团的。依据历史的标志，在公元前476年，田氏集团以封地为根基的全面实力，已经超过了齐国公室，成为齐国的主导性力量。虽无诸侯之名，却已经有了国家力量之实。此时，距离韩赵魏吞灭知氏集团而三分晋国，还有二十余年。距离韩赵魏三家成为正式诸侯，还有七十余年。
田氏集团的历史崛起，虽比不上中原各大集团崛起过程中的残酷性、戏剧性与复杂性，以及巨大的政治声势和天下冲击力，但在变革实践的意义上，田氏在齐国的推进，却具有不间断攀高发展的特点。也就是说，田氏实力不断地快速壮大，其根本点，是其一直对私田经济的着力推进，是其一直对经济制度的着力改革。如果从田氏的田厘子在齐景公时期的赋税变革开始计算，到田常集团的综合实力超过齐国公室，田氏集团的私田经济变革与权力变革，一直持续了将近一百年。
也就是说，田氏集团的崛起是小步快走式的，是社会改良式的。这样的集团，这样的历史，在其建政立国之后，必然形成特殊的政治理念。
依据史料与后来的历史实践，我们可以推定，齐国政治理念的基本点是，尊奉田氏集团长期形成的政治经验，在国家治理上遵循渐进式变革的方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避免楚国吴起那样的全面变法与激烈震荡。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这一事实说明，齐国进入战国中期之初，已经开始有了惰性，已经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全面危机。齐威王所以在九年之内“不治”——无所作为，显然是认定齐国没有什么大事值得去做。
齐威王田因齐，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既有杰出的人才理念，又有用人不能彻底的弊端，同时还有早期曾经的惰性。从齐威王开始的战国时代的齐国变法，也具有这样的矛盾性。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应该隐藏在上述根基之中。
2 齐威王田因齐的人才理念
从人才认识论上说，齐威王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个战国雄主。
（1）一次不朽的“人才国宝”谈话
战国初期，魏齐两国曾经有过一次逢泽（中原地区已经消失了湖泊）会盟。在会盟之后的大猎场狩猎中，两国君主的车队马队不期而遇了。在大臣与军士们的欢呼期待中，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比一比两国财宝。魏惠王的本来用意，很可能是借比宝之机展示魏国的国家实力以震慑齐国。所以，魏惠王亮出的国宝，是一辆镶嵌了可以在夜间大放光明的海珠王的大车，赢得了魏国将士大臣们久久的欢呼。可是，在魏惠王催逼下亮宝的齐威王田因齐，却平静地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大意是，国家之宝是人才。齐国没有这样的珍宝，纵然有，也应该用之于民，藏于府库的财宝绝不是真正的财宝。可是，齐国有镇守边陲与都城的四大能才，他们使齐国平安，使君主无忧，这才是真正的国宝。
这是一则铭刻青史的不朽对话，也是战国人才理念的最出色总结。齐国所以能兴办稷下学宫，其根基正在于这样的人才理念。可是，令人困惑的是，稷下学宫人才济济，被田氏齐国任用为政的却很少。同时，齐国出现的大政治家也极少发挥主导作用。纵览田氏齐国历史，后世熟悉的四个大政治家，王族大臣孟尝君田文，纵横家苏秦，始终以民间身份活动的纵横家鲁仲连，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安平君田单，这四个大才，在齐国却都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在齐国，推动变法的主导者往往是国君本人，而不是著名大臣。一个历史的悖论，有待我们深入地探讨原因。
（2）齐威王任用驺忌为丞相
在九年无所作为之后，齐威王任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家丞相。
当时的齐国，有一个琴师驺忌，善于琴技，请见齐威王。齐威王听了驺忌的弹奏，很高兴，就将这个琴师安置在了王宫右手边的庭院，作了王城的高级奏琴师。一日，齐威王自己操琴演奏，驺忌闻之，从右室破门而入，大赞：“善哉鼓琴！”齐威王勃然发怒，拔出王剑厉声呵斥：“夫子见容未察（刚进来还没听），何以知其善也！”驺忌没有恐惧，还侃侃讲出了一番道理：“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齐威王仍然不悦，说：“善语者（一个能说的家伙罢了）。”驺忌回答说：“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齐威王又不高兴了，“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于是，驺忌又说了一番方才的比喻，最后说：“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治国家而弭人民，无若乎五音者。”
由此，齐威王激赏驺忌。三个月后，驺忌便成了齐国丞相。
之后，稷下学宫的名士淳于髡求见驺忌，大赞驺忌：“善说哉！”同时，淳于髡以“微言”的神秘方式，对驺忌提出了自己的为政之道。当时的“微言”，就是只说出谜语一般的比喻句子，要求听者悟出真正的行动方式。驺忌聪明异常，即说即答，全部悟出了淳于髡的五点意见。其一，要紧随君主，不离开都城王宫；其二，谨慎对待君主的左右亲信；其三，要自附于万民，处置好民治，树立民众威望；其四，要在同僚中谨慎结交，不能交小人；其五，要明修法律，督责奸吏。淳于髡说罢立即就走，并在门口对驺忌的仆人预言：“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
果然，一年后，驺忌便封了成侯。
3 整肃吏治：齐威王驺忌变法
驺忌封侯，是因协助齐威王进行了齐国的吏治大整肃。齐国的这次吏治大整肃，直接起因于内政乱象与外敌攻伐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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