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
而以燕国史料为蓝本的《燕召公世家》，则根本就没有记载燕代联军抗秦之事。
应该很清楚，燕代两国联军组成之后，代国的残存赵军是居于轴心地位的。这支联合大军的部署是：全军驻扎于燕国都城西北部的上谷（今河北怀来地带），先行整训磨合，再图抗秦作战。恰恰在这时，代国、燕国都发生了大饥荒。显然，这一灾难对燕代两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后来的战争实践看，此时的燕代联军还完全没有成熟的作战计划，以至来年春天的战争开始之后，两军很快就被各个击破了。
这就是联军组成后的战略态势——秦军强大，而燕代联军隐患多多。
（2）太子丹的秘密对策：荆轲刺秦的策划与筹备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列了《刺客列传·荆轲传》，至为详细地记述了荆轲刺秦事件的策划、实施过程，以及余波。应该说，这是《史记》中罕见的完整纪事篇章。如果说，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中渗透了过多的文学因素，那也是因为这一事件直到百余年后的司马迁时代，仍然在广泛地绘声绘色地流传着，而不会是司马迁的个人附会。
让我们按照《史记》所载之事实，先来看看这一暗杀事件的策划与初期筹备。
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大体分为七个阶段。其中，策划筹备三个阶段，实施过程四个阶段。
前三个阶段中，首先是提出并预谋。这一阶段的史料缺乏，但可以明确推定，刺杀秦王政是太子丹的主张，当时处于绝密状态。因为，太子丹熟悉秦国，具有产生杀死秦王政才能制止秦军攻势的动议基础。
第二阶段，发现刺客人才，并将其确定为刺秦使命的惟一人选。
太子丹在焦虑之下，找到老师鞠武求教——实际上就是寻觅刺客人才。鞠武举荐了“智深而勇沉”的隐士田光，太子丹立即秘密拜会了田光，询问抗秦大计。田光以年老精力衰竭，举荐了朋友荆轲。临别之时，太子丹叮嘱田光不要泄密，田光笑着答应了。之后，田光迅速见到了荆轲，告知了自己向太子丹举荐荆轲的经过，以及太子丹的叮嘱。末了，田光自诉太子疑惑自己，自己深感羞愧，就在荆轲面前自杀了。
自此，荆轲这个人物正式出场了。
事情在继续发展。荆轲又立即晋见了太子丹，告知了田光的死讯。太子丹大是感愧欷歔，诚挚地向荆轲诉说了燕国的亡国危机，又向荆轲吐露了自己设想的秘密刺秦计划，恳请荆轲担任这个献地特使，以完成刺秦使命。但是，荆轲却以才具不堪，明确拒绝了。之后，太子丹不屈不挠，反复叩拜，坚定请求，荆轲终于答应了。至此，荆轲正式成为秘密刺秦的不二人选。
第三阶段，是太子丹集团秘密而紧张地准备。
从荆轲答应刺秦之日起，焦虑不堪的太子丹，就立即着手秘密实施前期准备。这些准备与铺垫，主要是六项具体事宜。
其一，正式拜荆轲为燕国上卿，为荆轲的重臣特使身份预先正名。
其二，刻意雕琢太子丹与荆轲形象，以迷惑秦国。所谓刻意雕琢，是三方面的有意作为：一则，有意夸张性地厚待荆轲，以国家礼器铺排与荆轲聚会的礼仪；二则，刻意满足荆轲的各种小喜好，以赠送千里马马肝、美女玉手等惊人之举，以求名闻天下；三则，纵容荆轲铺排张扬，挥霍享受，有意做出“以金弹打渔”等惊人之举，以求流传列国。如此这般刻意雕琢，只有一个目的，使天下皆知燕国太子丹与上卿荆轲，是一对着意享乐的昏聩君臣，绝然没有死战抗秦之心，从而使秦国高层相信燕国献地的真实性。
其三，精心制作出燕国督亢地区的古地图，一力使其繁难复杂，无从辨认，非详细解说不足以明白。这一要求，是为荆轲能够与秦王面对面创造条件。
其四，搜求天下著名匕首。结果是，重金搜寻到了著名的铸剑大师赵国人徐夫人锻造的锋锐短剑——“徐夫人匕首”。精工淬毒之后，太子丹亲自试验效力，确认能够见血杀人。
其五，荆轲亲自出马，激发在燕国隐居的秦国逃将樊於期的复仇之心，并许诺其代为复仇，从而使樊於期自杀。这一作为之目的，是以樊於期头颅作为献地之外的另一个诱饵，吸引秦王一定面见荆轲，以实现行刺。
其六，精心遴选行刺助手。荆轲坚持以自己的一个知己同道为刺秦助手，却因时间紧迫，其人不能如期抵达。最终，太子丹选定了曾少年杀人，有勇士之名的秦舞阳做了助手。
上述六项秘密准备完成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之时了。
秦国已经大举屯兵燕国边境，燕国太子丹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
3.惊心动魄的暗杀：荆轲刺秦
公元前227年秋天的某一日，荆轲的特使车队终于南下了。
易水河畔，太子丹与所有参与密谋者，及荆轲的同道故交，都来送行，人皆白衣，悲凉哀痛如同送葬。荆轲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壮之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现场是高渐离击筑，荆轲临机唱和。这则名唱，有三个声部：第一声部，先为一阵没有歌词的悲声长吟——“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第二声部，“荆轲前而歌曰”——荆轲大步向前，唱出了那两句流传千古的悲壮歌词；第三声部，“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就是说，两句歌词之后是高亢入云的悲壮长啸——羽声慷慨。慷慨悲怆地长啸，深深激发震撼了现场送行者，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个人的长发都飞扬起来淹没了头上的高冠。
之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荆轲一句话也没说，登上轺车就绝尘去了，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1）荆轲到咸阳之后的先期预谋活动
荆轲使团进入咸阳，先以重金与珍宝财货，收买了秦王嬴政的宠臣中庶子蒙嘉。
蒙嘉替荆轲疏通，先行禀报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说辞，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这样的：燕国是真的恐惧秦国之威了，不敢举兵作对，愿意举国为秦国臣民；燕王愿意比照着做个郡县一般的小诸侯，向秦国纳贡，守住先王宗庙。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来陈述请求，只有恭敬进献已经斩下的樊於期头颅，并献上燕国督亢之地；樊於期人头与督亢地图，已经封函装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来献给秦王，期盼大王认可。
这则史料，除了说辞之外，事实部分的疑点很大。
疑点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担疏通国事的重担。
这个蒙嘉，只是一个低阶层书吏——中庶子，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办事员。以当时秦国的政治结构，邦交事务必须知会的是三个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职务是长史——国君秘书长；二是顿弱、姚贾，两人统管邦交事务，下辖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当时秦王的生活事务，则由随行内侍赵高掌管。蒙嘉这样的底层吏员，连上述四个重要人物的任何一个都很难见上，更不可能轻易见到秦王嬴政，并承担如此重要的沟通。
疑点二，秦王嬴政的私生活向无荒诞，不可能有超越公事的“宠臣”。
在《史记》的语汇谱系中，“宠信”是一个政治语汇；宠臣，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语汇，除了喜爱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恋。在《史记》的战国记载中，明确的秦国“宠臣”是两个：一个是秦孝公宠臣景监，一个就是这个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即或对后世知名度很高的内侍赵高，《史记》中也没有“宠臣”两字的说法。考察秦孝公毕生作为，宠臣同性恋之说，显然是很荒诞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为，其宫廷事务的警觉重点一直是严防后党、外戚等势力干预国家政治。为此，始皇帝没有设立皇后，也没有预立太子。这样一个长期保持政治警觉性的君主，不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文秘人员作为“宠臣”，更不可能允许其涉及国事。而始皇帝的个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见任何荒诞。以同性恋“宠臣”加于始皇帝，显然是后世流言进入了史书。
疑点三，此时的荆轲，正当身份是燕国特使，没有必要收买疏通。
燕国的献地、献头及举国投降的请求，对秦国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为燕国特使的荆轲，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正大光明的外交途径，不经行人署——秦国邦交机构的上达，而费力地走收买小宠臣的秘密路径。太子丹长期在秦国做人质，不可能不了解秦国的法治之严。荆轲是政侠名士，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准备，也不可能对秦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如此无知。因为，这种收买宠臣的做法，只能使这件名正言顺的邦交事务显得十分诡异，反而有可能使秦国警觉。这种愚蠢荒诞的举措，不可能出自荆轲。
综合上述疑点，小宠臣蒙嘉疏通之事，应当是一则虚妄的史料。
荆轲入秦之后的预先活动，其正当途径应该是很简单的：荆轲约见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申明特使请求；接待荆轲的行人署某长官，向秦王禀报了燕国使节来咸阳的事，请示秦王定夺；秦王很高兴，决定接见荆轲，并接受燕国投降。后来，山东六国以讹传讹，衍化出了荆轲重金收买秦王宠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后来，太史公又依着传说蓝本，变成荆轲的实际作为，记入了史书。
（2）秦国以最高礼仪接见荆轲，决定接受燕国投降 对于特使荆轲带来的燕国将举国投降的重大请求，秦国显然是非常重视的。
为此，秦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荆轲——“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一最高礼仪，是按照天子接见诸侯的规格设计的，其基本要素有三个：其一，地点是咸阳宫，秦国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与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规礼服出席；其三，设置象征天下诸侯大会的“九宾”——九方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会。在这样的基本规格之上，礼乐钟鼓、护卫仪仗、车马迎送、典礼仪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应的最宏大铺排。在礼仪已经大大简化的战国时代，这样的盛会显然是最为盛大的典礼了。
秦国的盛大应对，透露出一则重大的历史信息。
秦国对燕国特使的真实性，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燕国的举国投降请求，及其提出的三个条件——保留相当的土地人口，保留诸侯国资格，保留宗庙祭祀权，秦国是准备接受的。也就是说，与后来历史发展所展现的以战争方式统一六国的进程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秦国准备接受一种和平统一的方式，准备以保留诸侯国为条件，实行有可能的非战争统一。
请注意，此前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两个国家——韩国、赵国。其中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燕国的请求，但是秦国拒绝了。后来的实际进展，也是以战争的方式兼并了韩国。那么，对于燕国的有条件投降请求，秦国为什么却接受了？
历史的直接答案，已经因为秦帝国文献的整体毁灭而无从考察了。
但是，依据战国历史所表明的兴亡逻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真实答案。这就是，秦国对于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力图避免的。对于赵国那样互相知底的长期对手，非战争不能统一，只有采取战争方式。对于韩国那样有长期摩擦的对手，秦国深知其称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战争方式统一。而对于遥远的、接触也相对少的燕国，秦国对其国家性格的了解则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国相信燕国的举国投降是真诚的，没有必要非经过战争不可。
可以继续的推论是：假如燕国真的投降了，当时中国的统一，无疑就多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和平统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国后来的统一文明则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只能实现局部郡县制加局部诸侯制。那么，文字统一，以及各种具体制度的统一，是否能够全面而彻底地实现，也就无法预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国统一文明，是否具有后来那种强大而坚实的生命力，同样也就未可预料了。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彻底刺穿了。
历史，依然在冷酷的现实逻辑中运行着。
（3）政侠行为：荆轲的咸阳宫行刺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我们要说的是，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他只是一个具有浓烈兴亡意识的政治游侠——政侠。在战国时代，他们就是以墨家士子为代表的特殊团体——政侠群落。这种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势政治派别或弱势国家为信仰，平民意识浓烈，人民性极强，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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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燕国史料为蓝本的《燕召公世家》，则根本就没有记载燕代联军抗秦之事。
应该很清楚，燕代两国联军组成之后，代国的残存赵军是居于轴心地位的。这支联合大军的部署是：全军驻扎于燕国都城西北部的上谷（今河北怀来地带），先行整训磨合，再图抗秦作战。恰恰在这时，代国、燕国都发生了大饥荒。显然，这一灾难对燕代两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后来的战争实践看，此时的燕代联军还完全没有成熟的作战计划，以至来年春天的战争开始之后，两军很快就被各个击破了。
这就是联军组成后的战略态势——秦军强大，而燕代联军隐患多多。
（2）太子丹的秘密对策：荆轲刺秦的策划与筹备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列了《刺客列传·荆轲传》，至为详细地记述了荆轲刺秦事件的策划、实施过程，以及余波。应该说，这是《史记》中罕见的完整纪事篇章。如果说，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中渗透了过多的文学因素，那也是因为这一事件直到百余年后的司马迁时代，仍然在广泛地绘声绘色地流传着，而不会是司马迁的个人附会。
让我们按照《史记》所载之事实，先来看看这一暗杀事件的策划与初期筹备。
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大体分为七个阶段。其中，策划筹备三个阶段，实施过程四个阶段。
前三个阶段中，首先是提出并预谋。这一阶段的史料缺乏，但可以明确推定，刺杀秦王政是太子丹的主张，当时处于绝密状态。因为，太子丹熟悉秦国，具有产生杀死秦王政才能制止秦军攻势的动议基础。
第二阶段，发现刺客人才，并将其确定为刺秦使命的惟一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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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荆轲这个人物正式出场了。
事情在继续发展。荆轲又立即晋见了太子丹，告知了田光的死讯。太子丹大是感愧欷歔，诚挚地向荆轲诉说了燕国的亡国危机，又向荆轲吐露了自己设想的秘密刺秦计划，恳请荆轲担任这个献地特使，以完成刺秦使命。但是，荆轲却以才具不堪，明确拒绝了。之后，太子丹不屈不挠，反复叩拜，坚定请求，荆轲终于答应了。至此，荆轲正式成为秘密刺秦的不二人选。
第三阶段，是太子丹集团秘密而紧张地准备。
从荆轲答应刺秦之日起，焦虑不堪的太子丹，就立即着手秘密实施前期准备。这些准备与铺垫，主要是六项具体事宜。
其一，正式拜荆轲为燕国上卿，为荆轲的重臣特使身份预先正名。
其二，刻意雕琢太子丹与荆轲形象，以迷惑秦国。所谓刻意雕琢，是三方面的有意作为：一则，有意夸张性地厚待荆轲，以国家礼器铺排与荆轲聚会的礼仪；二则，刻意满足荆轲的各种小喜好，以赠送千里马马肝、美女玉手等惊人之举，以求名闻天下；三则，纵容荆轲铺排张扬，挥霍享受，有意做出“以金弹打渔”等惊人之举，以求流传列国。如此这般刻意雕琢，只有一个目的，使天下皆知燕国太子丹与上卿荆轲，是一对着意享乐的昏聩君臣，绝然没有死战抗秦之心，从而使秦国高层相信燕国献地的真实性。
其三，精心制作出燕国督亢地区的古地图，一力使其繁难复杂，无从辨认，非详细解说不足以明白。这一要求，是为荆轲能够与秦王面对面创造条件。
其四，搜求天下著名匕首。结果是，重金搜寻到了著名的铸剑大师赵国人徐夫人锻造的锋锐短剑——“徐夫人匕首”。精工淬毒之后，太子丹亲自试验效力，确认能够见血杀人。
其五，荆轲亲自出马，激发在燕国隐居的秦国逃将樊於期的复仇之心，并许诺其代为复仇，从而使樊於期自杀。这一作为之目的，是以樊於期头颅作为献地之外的另一个诱饵，吸引秦王一定面见荆轲，以实现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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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项秘密准备完成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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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惊心动魄的暗杀：荆轲刺秦
公元前227年秋天的某一日，荆轲的特使车队终于南下了。
易水河畔，太子丹与所有参与密谋者，及荆轲的同道故交，都来送行，人皆白衣，悲凉哀痛如同送葬。荆轲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壮之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现场是高渐离击筑，荆轲临机唱和。这则名唱，有三个声部：第一声部，先为一阵没有歌词的悲声长吟——“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第二声部，“荆轲前而歌曰”——荆轲大步向前，唱出了那两句流传千古的悲壮歌词；第三声部，“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就是说，两句歌词之后是高亢入云的悲壮长啸——羽声慷慨。慷慨悲怆地长啸，深深激发震撼了现场送行者，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个人的长发都飞扬起来淹没了头上的高冠。
之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荆轲一句话也没说，登上轺车就绝尘去了，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1）荆轲到咸阳之后的先期预谋活动
荆轲使团进入咸阳，先以重金与珍宝财货，收买了秦王嬴政的宠臣中庶子蒙嘉。
蒙嘉替荆轲疏通，先行禀报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说辞，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这样的：燕国是真的恐惧秦国之威了，不敢举兵作对，愿意举国为秦国臣民；燕王愿意比照着做个郡县一般的小诸侯，向秦国纳贡，守住先王宗庙。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来陈述请求，只有恭敬进献已经斩下的樊於期头颅，并献上燕国督亢之地；樊於期人头与督亢地图，已经封函装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来献给秦王，期盼大王认可。
这则史料，除了说辞之外，事实部分的疑点很大。
疑点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担疏通国事的重担。
这个蒙嘉，只是一个低阶层书吏——中庶子，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办事员。以当时秦国的政治结构，邦交事务必须知会的是三个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职务是长史——国君秘书长；二是顿弱、姚贾，两人统管邦交事务，下辖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当时秦王的生活事务，则由随行内侍赵高掌管。蒙嘉这样的底层吏员，连上述四个重要人物的任何一个都很难见上，更不可能轻易见到秦王嬴政，并承担如此重要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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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的语汇谱系中，“宠信”是一个政治语汇；宠臣，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语汇，除了喜爱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恋。在《史记》的战国记载中，明确的秦国“宠臣”是两个：一个是秦孝公宠臣景监，一个就是这个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即或对后世知名度很高的内侍赵高，《史记》中也没有“宠臣”两字的说法。考察秦孝公毕生作为，宠臣同性恋之说，显然是很荒诞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为，其宫廷事务的警觉重点一直是严防后党、外戚等势力干预国家政治。为此，始皇帝没有设立皇后，也没有预立太子。这样一个长期保持政治警觉性的君主，不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文秘人员作为“宠臣”，更不可能允许其涉及国事。而始皇帝的个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见任何荒诞。以同性恋“宠臣”加于始皇帝，显然是后世流言进入了史书。
疑点三，此时的荆轲，正当身份是燕国特使，没有必要收买疏通。
燕国的献地、献头及举国投降的请求，对秦国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为燕国特使的荆轲，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正大光明的外交途径，不经行人署——秦国邦交机构的上达，而费力地走收买小宠臣的秘密路径。太子丹长期在秦国做人质，不可能不了解秦国的法治之严。荆轲是政侠名士，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准备，也不可能对秦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如此无知。因为，这种收买宠臣的做法，只能使这件名正言顺的邦交事务显得十分诡异，反而有可能使秦国警觉。这种愚蠢荒诞的举措，不可能出自荆轲。
综合上述疑点，小宠臣蒙嘉疏通之事，应当是一则虚妄的史料。
荆轲入秦之后的预先活动，其正当途径应该是很简单的：荆轲约见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申明特使请求；接待荆轲的行人署某长官，向秦王禀报了燕国使节来咸阳的事，请示秦王定夺；秦王很高兴，决定接见荆轲，并接受燕国投降。后来，山东六国以讹传讹，衍化出了荆轲重金收买秦王宠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后来，太史公又依着传说蓝本，变成荆轲的实际作为，记入了史书。
（2）秦国以最高礼仪接见荆轲，决定接受燕国投降 对于特使荆轲带来的燕国将举国投降的重大请求，秦国显然是非常重视的。
为此，秦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荆轲——“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一最高礼仪，是按照天子接见诸侯的规格设计的，其基本要素有三个：其一，地点是咸阳宫，秦国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与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规礼服出席；其三，设置象征天下诸侯大会的“九宾”——九方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会。在这样的基本规格之上，礼乐钟鼓、护卫仪仗、车马迎送、典礼仪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应的最宏大铺排。在礼仪已经大大简化的战国时代，这样的盛会显然是最为盛大的典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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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对燕国特使的真实性，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燕国的举国投降请求，及其提出的三个条件——保留相当的土地人口，保留诸侯国资格，保留宗庙祭祀权，秦国是准备接受的。也就是说，与后来历史发展所展现的以战争方式统一六国的进程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秦国准备接受一种和平统一的方式，准备以保留诸侯国为条件，实行有可能的非战争统一。
请注意，此前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两个国家——韩国、赵国。其中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燕国的请求，但是秦国拒绝了。后来的实际进展，也是以战争的方式兼并了韩国。那么，对于燕国的有条件投降请求，秦国为什么却接受了？
历史的直接答案，已经因为秦帝国文献的整体毁灭而无从考察了。
但是，依据战国历史所表明的兴亡逻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真实答案。这就是，秦国对于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力图避免的。对于赵国那样互相知底的长期对手，非战争不能统一，只有采取战争方式。对于韩国那样有长期摩擦的对手，秦国深知其称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战争方式统一。而对于遥远的、接触也相对少的燕国，秦国对其国家性格的了解则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国相信燕国的举国投降是真诚的，没有必要非经过战争不可。
可以继续的推论是：假如燕国真的投降了，当时中国的统一，无疑就多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和平统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国后来的统一文明则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只能实现局部郡县制加局部诸侯制。那么，文字统一，以及各种具体制度的统一，是否能够全面而彻底地实现，也就无法预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国统一文明，是否具有后来那种强大而坚实的生命力，同样也就未可预料了。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彻底刺穿了。
历史，依然在冷酷的现实逻辑中运行着。
（3）政侠行为：荆轲的咸阳宫行刺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我们要说的是，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他只是一个具有浓烈兴亡意识的政治游侠——政侠。在战国时代，他们就是以墨家士子为代表的特殊团体——政侠群落。这种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势政治派别或弱势国家为信仰，平民意识浓烈，人民性极强，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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