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工作
十月——第一天
由于我的毛病大有进步，我迫使自己审视我的职业行为，我发誓回去工作时应成为一个更好的，更能理解病人的医生。回去的第一天，我便被放上了考验的祭台。我还没来得及阅读我的信件，放科的马克逖医生推门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有一个坏消息”，他声明说。“说出来吧。”“琳勃鲁姆夫人的食道有一病变。”“给我看看。”我随他进入x 光室，一起检看这片子。“我看见了”，我说，“你认为是恶的？”“是”。“你怎么知道？”“看这不规则。”“她有吞咽困难吗?”“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让她做上消化道检查？”“好吧，你是对的，这是恶的。”
因我自己最近的经历，我知道琳勃鲁姆夫人正承受着极度焦虑的痛苦，而且我意识到我已经违反了自己的第一个誓言，当我在查看x 光片子和与放科医生商量问题时，我让她等候了。
最后，我护送她进入咨询室，我给她一张椅子，说道，“你有一个瘤子。”“一个瘤？”她问道。“是的，一个在生长的东西。”“一个在生长的？”“嗯，它有可能是癌。”
她突然出了一身冷汗。以前我从来不注意病人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我预料到了，我递给她一纸杯水。“下面怎么办？”她问。“我将安排一次胃镜检查，医生会把一个弯曲的检查镜送进你的喉咙，查看你的食道，并从那里取一小块组织作检查。没有像听起来那么可怕，给你服镇静剂，但你是半清醒的。”“这个作危险吗？”她问。
我不知道是否应告诉她有器械造成食道穿孔的危险，但是我没有说，相反，我冒着被控医疗差错的危险，安慰她说，“没有。”
我到胃肠科医生处为安排这个五天后的检查花了一个小时。当一切都结束以后，我反省到现在我对病人的处理并没有比以前更好，我还是让她等候了，我也没有找到减少她焦虑的方法，所有我学到后做的只是在我告诉她诊断时让她坐了下来。
但是，今天还是有些不一样，我的感觉不一样，我有着当实习医生时生平第一次将病人生癌的消息告诉家属的感觉。我觉得因为琳勃鲁姆夫人，我的积累了五十年的老皮，硬茧突然被剥去了，露出了新的神经，当我告诉她这个坏消息时，我竟控制不了我的颤抖。
十月——第四周
在回到办公室的前几周，因感觉疲劳而只上半天班。一天上午很是忙碌，接待员递给我一张纸条，“利特医生的秘书说，待你有空时给她打个电话。”
“她的电话号码？”
“她没有给我”，我的秘书回应说，“她说你知道，所以我没坚持问她要。”
我暴怒了，“我不认识一个叫利特的医生，我怎么会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我告诫这个接待员，“假如有人要我回电，记下她的号码，现在你没有这么做，你看怎么办？”
接近中午时分，这位秘书对我说，“在电话本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当然”，我挖苦地回答她，“他可能是个哲学博士而不是一个医学博士，看看白页本吧。”
几分钟后，我的对讲机响了，“我有了利特医生的号码，他是医学院的，他的秘书现在在线上，她要更动你的预约日期。”
“噢，天啊！”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对不起，他是我的个人医生，我怎么会把他的名字忘了呢？”
我正在做我的病人们做的事，我在潜意识中已经把我想忘掉的事情都已弃之脑后了，我否认我还有病，现在回到工作之后，我要把整个事情都忘掉。
我记得我给医学生们上的一堂课，他们第一天进病房，围在我的周围，都急不可耐的想把手伸向活生生的病人。“医生们”，我正式的称呼他们，事实上，他们还有二年才能获得真正的医生学位，但是今天我要他们第一次经历一下与头衔相伴而在的责任心。“检查病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采集病史，这似乎很简单，只是问，答而已，其实不然，你很少能得到直率的回答。采集病史并不简单，这是你值得花费一生去学习的一门艺术。你认为病人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来看你，但是他们并不如此做，他们会忘记掉，会言过其实，或者会忽视掉重要的东西。在你们这个阶段，要采集一个好的病史至少要花上一个或二个小时，谁愿意第一个来试一下？”
阿尔.凯恩，一个两颊通红，长得圆圆滚滚，带着一个二十三岁医学生的旺盛力和勃勃生气，主动要求当志愿者。
“好的”，我指导他，“我们从这间房的病人开始吧。”
病人是一个和这些学生年纪相仿的小伙子，他穿着医院的长袍，面无表情的坐在床上。阿尔按老师所教的开始了，“你为什么来医院？多大年纪？你的症状有多长时间？”....等等....等等。
病人回答，“我很紧张，我的心跳，手掌出汗。”
阿尔问，“你头痛吗？”
病人说，“有.”
“你有心口烧灼吗？”
“有。”
“你小便时有痛苦吗？”
“有。”
如此继续进行，对阿尔提出的所有相关症状，病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回撤到走廊。“你们是怎么想的？”我问学生们，他们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病人是情绪紧张。
“不错”，我祝贺他们，“现在让我们回去看看我问的问题会得到什么回答。”
我们重新进入房间，“你好象很焦虑”，我对病人说。
“我是很焦虑.”他说。
“你有没有去看过神科医生，为着这个毛病？”
“看过。”
“哪个医生？”
他随后讲出了这个社区每一个有名的神科医生的名字。
“为什么你认为你很紧张不安？”我问。
“因为我是双的取向，因此我的婚姻失败了。”
“你有没有对神科医生说这件事？”
“没有。”
“为什么不说？”
“他们从来不问我”，他回答。
回到走廊我们讨论这个病史，“你们看”，我对学生们解释，“多么执拗倔强的一个人，这就是让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取得如此简单资讯的原因。”
我一向不明白，人为什么如此虚弱，为什么在潜意识里坚持要把不愉快的事情排除掉？今天，我发现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介凡人，凡不喜欢的，就忘掉它。我知道怎样采集病史，怎样把病人引导回事实，那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像我讲述的这个病人的故事，把他们理解力的局限当成笑话来讲。我自己没有理解力的局限，和大部分医生一样知道许
多有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但我还是把自己医生的名字排除在记忆之外，为什么？因为他治疗过我的癌症。也许，假如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话，他会对我讲个故事：“我有这样一个病人，他曾是有名的医生，你知道当他自己生病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十一月——第六周
我回来上班看病六周了，过去通常不屑一顾的一些事情现在总困扰着我，我知道这和我自己的疾病有关。我对病人的不幸更情感化，几乎不能处置一个坏的消息，我不知道这是否已损害到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能力，我再也不能将自己完全从这种事件中脱离开去。
今天，佩蒂死了，是棕榈泉的一位急诊室医生打电话通知我的，他不知道死亡原因，只知道佩蒂曾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打从佩蒂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一直替她看病，她有青少年类风湿关节炎，死的时候才三十五岁。
困扰着我的是她为什么死亡？我那里做错了？二星期前我刚看过她，并对她说可以外出度假。她是死于我给她的药物的罕见过敏呢？还是发生了新的疾病？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她的死亡，在她身上我是失败了。在接到她的病理解剖报告之前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即使获得报告之后，也许我们还是不知道其死亡的确切原因。
我感到十分沮丧，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一次有这类事情发生，我都会有同样的压抑和犯罪感，我要预防死亡，但事实是我总是失败。有时还算运气，预先阻止了不可避免的事件，但最后我还是以失败告终。沮丧不断向我袭来，不过几天之后它离我而去了，因为我不能允许它笼罩着我，我必须继续前行。现在我面临着一件最难堪的事：
我认识佩蒂的家属和亲戚，他们将我视为家属的一员，我将不得不去参加这个我所畏惧的丧礼。好多次我有一个幻觉，确信丧礼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指着我说，‘那个人就是她的愚蠢的医生’。奇特的是，以往每当我的病人死亡时产生的感觉，这次却并没发生。取而代之的是我向家属致意，我们互相拥抱和一起流泪，他们谅解了我，还把我安置在丧礼的贵宾席上。让我不懂得是，我在防止死亡的工作中失败了，我还是被冠上荣耀。我一直害怕有人会抓住我，而后家属们一拥而上，用手指点着我，向大家哭诉，‘它是一个骗子’！
在佩蒂的葬礼上，家属们用眼泪，拥抱和亲吻向我致意。我坐在包厢里听着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赞扬，听着牧师对她永恒的生命常驻在天堂的承诺。当我离去时，家属们对我的出席再一次的表示感谢。在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我以前是活在错觉之中，病人并不期望我创造奇迹，他们把这种期望留给了牧师，他们对我的要求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并在失败时对病人赋予同情，假如我早先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会参加更多葬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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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第一天
由于我的毛病大有进步，我迫使自己审视我的职业行为，我发誓回去工作时应成为一个更好的，更能理解病人的医生。回去的第一天，我便被放上了考验的祭台。我还没来得及阅读我的信件，放科的马克逖医生推门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有一个坏消息”，他声明说。“说出来吧。”“琳勃鲁姆夫人的食道有一病变。”“给我看看。”我随他进入x 光室，一起检看这片子。“我看见了”，我说，“你认为是恶的？”“是”。“你怎么知道？”“看这不规则。”“她有吞咽困难吗?”“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让她做上消化道检查？”“好吧，你是对的，这是恶的。”
因我自己最近的经历，我知道琳勃鲁姆夫人正承受着极度焦虑的痛苦，而且我意识到我已经违反了自己的第一个誓言，当我在查看x 光片子和与放科医生商量问题时，我让她等候了。
最后，我护送她进入咨询室，我给她一张椅子，说道，“你有一个瘤子。”“一个瘤？”她问道。“是的，一个在生长的东西。”“一个在生长的？”“嗯，它有可能是癌。”
她突然出了一身冷汗。以前我从来不注意病人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我预料到了，我递给她一纸杯水。“下面怎么办？”她问。“我将安排一次胃镜检查，医生会把一个弯曲的检查镜送进你的喉咙，查看你的食道，并从那里取一小块组织作检查。没有像听起来那么可怕，给你服镇静剂，但你是半清醒的。”“这个作危险吗？”她问。
我不知道是否应告诉她有器械造成食道穿孔的危险，但是我没有说，相反，我冒着被控医疗差错的危险，安慰她说，“没有。”
我到胃肠科医生处为安排这个五天后的检查花了一个小时。当一切都结束以后，我反省到现在我对病人的处理并没有比以前更好，我还是让她等候了，我也没有找到减少她焦虑的方法，所有我学到后做的只是在我告诉她诊断时让她坐了下来。
但是，今天还是有些不一样，我的感觉不一样，我有着当实习医生时生平第一次将病人生癌的消息告诉家属的感觉。我觉得因为琳勃鲁姆夫人，我的积累了五十年的老皮，硬茧突然被剥去了，露出了新的神经，当我告诉她这个坏消息时，我竟控制不了我的颤抖。
十月——第四周
在回到办公室的前几周，因感觉疲劳而只上半天班。一天上午很是忙碌，接待员递给我一张纸条，“利特医生的秘书说，待你有空时给她打个电话。”
“她的电话号码？”
“她没有给我”，我的秘书回应说，“她说你知道，所以我没坚持问她要。”
我暴怒了，“我不认识一个叫利特的医生，我怎么会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我告诫这个接待员，“假如有人要我回电，记下她的号码，现在你没有这么做，你看怎么办？”
接近中午时分，这位秘书对我说，“在电话本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当然”，我挖苦地回答她，“他可能是个哲学博士而不是一个医学博士，看看白页本吧。”
几分钟后，我的对讲机响了，“我有了利特医生的号码，他是医学院的，他的秘书现在在线上，她要更动你的预约日期。”
“噢，天啊！”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对不起，他是我的个人医生，我怎么会把他的名字忘了呢？”
我正在做我的病人们做的事，我在潜意识中已经把我想忘掉的事情都已弃之脑后了，我否认我还有病，现在回到工作之后，我要把整个事情都忘掉。
我记得我给医学生们上的一堂课，他们第一天进病房，围在我的周围，都急不可耐的想把手伸向活生生的病人。“医生们”，我正式的称呼他们，事实上，他们还有二年才能获得真正的医生学位，但是今天我要他们第一次经历一下与头衔相伴而在的责任心。“检查病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采集病史，这似乎很简单，只是问，答而已，其实不然，你很少能得到直率的回答。采集病史并不简单，这是你值得花费一生去学习的一门艺术。你认为病人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来看你，但是他们并不如此做，他们会忘记掉，会言过其实，或者会忽视掉重要的东西。在你们这个阶段，要采集一个好的病史至少要花上一个或二个小时，谁愿意第一个来试一下？”
阿尔.凯恩，一个两颊通红，长得圆圆滚滚，带着一个二十三岁医学生的旺盛力和勃勃生气，主动要求当志愿者。
“好的”，我指导他，“我们从这间房的病人开始吧。”
病人是一个和这些学生年纪相仿的小伙子，他穿着医院的长袍，面无表情的坐在床上。阿尔按老师所教的开始了，“你为什么来医院？多大年纪？你的症状有多长时间？”....等等....等等。
病人回答，“我很紧张，我的心跳，手掌出汗。”
阿尔问，“你头痛吗？”
病人说，“有.”
“你有心口烧灼吗？”
“有。”
“你小便时有痛苦吗？”
“有。”
如此继续进行，对阿尔提出的所有相关症状，病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回撤到走廊。“你们是怎么想的？”我问学生们，他们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病人是情绪紧张。
“不错”，我祝贺他们，“现在让我们回去看看我问的问题会得到什么回答。”
我们重新进入房间，“你好象很焦虑”，我对病人说。
“我是很焦虑.”他说。
“你有没有去看过神科医生，为着这个毛病？”
“看过。”
“哪个医生？”
他随后讲出了这个社区每一个有名的神科医生的名字。
“为什么你认为你很紧张不安？”我问。
“因为我是双的取向，因此我的婚姻失败了。”
“你有没有对神科医生说这件事？”
“没有。”
“为什么不说？”
“他们从来不问我”，他回答。
回到走廊我们讨论这个病史，“你们看”，我对学生们解释，“多么执拗倔强的一个人，这就是让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取得如此简单资讯的原因。”
我一向不明白，人为什么如此虚弱，为什么在潜意识里坚持要把不愉快的事情排除掉？今天，我发现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介凡人，凡不喜欢的，就忘掉它。我知道怎样采集病史，怎样把病人引导回事实，那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像我讲述的这个病人的故事，把他们理解力的局限当成笑话来讲。我自己没有理解力的局限，和大部分医生一样知道许
多有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但我还是把自己医生的名字排除在记忆之外，为什么？因为他治疗过我的癌症。也许，假如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话，他会对我讲个故事：“我有这样一个病人，他曾是有名的医生，你知道当他自己生病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十一月——第六周
我回来上班看病六周了，过去通常不屑一顾的一些事情现在总困扰着我，我知道这和我自己的疾病有关。我对病人的不幸更情感化，几乎不能处置一个坏的消息，我不知道这是否已损害到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能力，我再也不能将自己完全从这种事件中脱离开去。
今天，佩蒂死了，是棕榈泉的一位急诊室医生打电话通知我的，他不知道死亡原因，只知道佩蒂曾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打从佩蒂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一直替她看病，她有青少年类风湿关节炎，死的时候才三十五岁。
困扰着我的是她为什么死亡？我那里做错了？二星期前我刚看过她，并对她说可以外出度假。她是死于我给她的药物的罕见过敏呢？还是发生了新的疾病？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她的死亡，在她身上我是失败了。在接到她的病理解剖报告之前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即使获得报告之后，也许我们还是不知道其死亡的确切原因。
我感到十分沮丧，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一次有这类事情发生，我都会有同样的压抑和犯罪感，我要预防死亡，但事实是我总是失败。有时还算运气，预先阻止了不可避免的事件，但最后我还是以失败告终。沮丧不断向我袭来，不过几天之后它离我而去了，因为我不能允许它笼罩着我，我必须继续前行。现在我面临着一件最难堪的事：
我认识佩蒂的家属和亲戚，他们将我视为家属的一员，我将不得不去参加这个我所畏惧的丧礼。好多次我有一个幻觉，确信丧礼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指着我说，‘那个人就是她的愚蠢的医生’。奇特的是，以往每当我的病人死亡时产生的感觉，这次却并没发生。取而代之的是我向家属致意，我们互相拥抱和一起流泪，他们谅解了我，还把我安置在丧礼的贵宾席上。让我不懂得是，我在防止死亡的工作中失败了，我还是被冠上荣耀。我一直害怕有人会抓住我，而后家属们一拥而上，用手指点着我，向大家哭诉，‘它是一个骗子’！
在佩蒂的葬礼上，家属们用眼泪，拥抱和亲吻向我致意。我坐在包厢里听着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赞扬，听着牧师对她永恒的生命常驻在天堂的承诺。当我离去时，家属们对我的出席再一次的表示感谢。在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我以前是活在错觉之中，病人并不期望我创造奇迹，他们把这种期望留给了牧师，他们对我的要求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并在失败时对病人赋予同情，假如我早先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会参加更多葬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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