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江西一个所谓的神人，姓郭的风水师，听说是所谓天下正统、龙虎阴阳。”
踏破铁鞋！又碰上他了。赶快问到：“将军啥时候到江西去的？”
“没啊，那郭大师就在北京，每天跟人上课呢。怎么，你感兴趣？”
“我原来学过一点，想接触接触。”
“做好你的生意才是正事，年轻人，不要学老干部。”贺处长低声跟我开着玩笑，继续说到：“我把郭大师上课的时间和地址，用手机发给你。”
按下狂喜的心情，我没忘今天自己的任务：“贺处长，今天接待安排，多提意见，我下次改正。”
“想不到你搞得这么好，你也是个人才！”贺处长夸奖人就这么直接。
其实，他不知道，收获最大的，是我。只要他把郭大师的地址发来。
将军随贺处长的车走了，我和班长就在养老院门口挥手告别。我还要探望班长父母，决定过会再走。给二老的礼物早已准备好了，从车上拿下来，与二老见面，互致问候。发现，他们自从来北京以后，精神和身体都变好了，有时，还自己跑到花园中，参加义务劳动，松土施肥，很有价值感。我有时觉得，如果我的母亲在这里住，也能体会到这种闲适和安逸。
我和班长交流了一下今天的接待，班长笑到：“没想到鲍老板这么会拍马屁，文绉绉的，虽然搞得酸，但好像很对将军味口。”
“班长，你这个弯转得好，一般来说，收了礼物就应该告别了，但大家又不好意思说得这么突然，你用视察这里来给离别找理由，确实转得自然。”
班长望了望四周，对我一挑眉毛，说到：“借用鲍老板一句话：道法自然嘛。”我俩相视一笑，心领神会。
“班长，今天有个意外收获。”
“什么收获？”
“上次在山果居，你还记得那个江西龙虎阴阳的王老师吗？”
“记得记得，好像说他们门派没中断过传承什么的，对了，好像说他掌门师兄很厉害，能解决那道地煞符的问题。人没联系上，所以就没来。”班长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当然一清二楚。
“他掌门师兄姓什么？你记得？”我要班长确认一下。
“姓郭，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不止一个人提起过他。”没错，班长的记忆深刻，我又何尝忘记？
“估计他就在北京，班长，我说的意外收获，就是这事。”
“什么情况？”班长也露出惊喜的表情，显得非常迫不及待。
我就把将军离别时，我和贺处长的对话，原样对班长复述了一遍，问到：“班长，这算不算惊喜？”
“这是天上掉馅饼啊，如果找到他，不就解决了？”我和班长多长时间来，焦虑、策划、寻寻觅觅，想不到，今天却在意外的时间、意外的地点、意外的对象上，找到了线索。仿佛，被魔鬼诅咒的命运压得我们太久，今天突然看到希望，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班长蹦了几蹦，居然唱起一首古老的歌曲：“啊，战友，胜利在向你招手，曙光就在前头！”班长素质总体比我高，但音乐例外。他在部队时，我就发现他这一特点。每次开班务会，一般要集体唱一支歌，但他从不起头，总是叫副班长起头。有一次副班长出去集训了，他起头唱歌，吓我们一跳，第一句就唱跑了调，关键是跑得太远，我们一开口，就被他这第一句带到沟里了。
刚才班长的演唱延续了这个风格，声音低沉而有力，曲调偏远而扭曲，本来是表达一个欣喜的情绪，结果总传达出一种活得不耐烦的状态。
“行了，班长，就怕听你唱歌。但我对此事还是有些疑问。”
班长知道自己的音乐造诣，但也善于反唇相讥：“这么多年，还没习惯？适应力差啊，小伙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说到：“啥问题，尽管问来。”
“第一，郭大师既然在北京上课，为什么连他的师弟都不知道？还电话关机，为什么如此保密？第二，贺处长叫我不要学老干部，是不是映射他上课的对象都是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喜欢这些？第三，听贺处长口气，他本人不信这个，但为什么老将军信这个？”
班长想了想，说到：“你问的三个问题，本质上是两个问题。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得先回答后面的问题。”看他故意吊胃口的样子，我倒不慌，反正班长最终是要告诉我的。我做了个手势，意思很明确：请继续你的表演。
“自从老人们入驻我养老院以来，我天天跟他们打交道，也算对老人们的精神世界有些了解。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把近期自己的心得概述一二。”班长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拿出了自己的笔记底稿。虽然其中理论推导略有瑕疵，但其扎实的观察思考，为其提供了巨大的理论价值。为此，按班长笔记和谈话，整体记录如下。名称暂定为：《绝望的老人价值观》。
人要活着，这是生存;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价值观。中国民众已经走过温饱，解决了生存问题，接下来的就是解决为什么活着，即价值观问题。作为有几千年封建史和以农业为主的文明古国，经过先秦诸子百家的风云激荡，中国人形成了当时农业社会比较先进的价值观，并以巨大的文化认同感顽强地坚持到今天。虽然孙中山先生在世界民主化、工业化的大潮中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由于中国人还没解决生存问题，所以对价值观的疑问和重建（如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毛泽东时代虽然以文化大革命为重建方式，但其封建家长的极权色彩，民粹暴力的重大倒退。所以，失败是注定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解决温饱后开始思考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突然发现，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接踵而来，对建立在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价值观产生了摧枯拉朽式的巨大冲击。作为新旧价值观冲击的承受者，在面对人生问题时，他们思想方法上没有讲科学逻辑的习惯，在追求目标上没有宗教信仰的洗礼，在对以“升官发财”为标志的成功难以实现时，他们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多数老人感到绝望。
一、?权力崇拜的悲哀
几千年的封建集权制使很多中国老人养成了对权力的高度崇拜。在人生目标上追求“升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祖辈不变的遗传。所谓人上人，就是拥有权力，可以欺负别人的人。这就是鲁迅先生总结的中国传统文化—“吃人”。历史的惯性在新中国也有巨大的延续性，现在有些老人喜欢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气势和指点江山的诗作，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力崇拜。权力主要表现为政权和武力，所以有些老人的维权方式一是找政府，二是打群架。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法制的精神和传统。今天，许多老人恰恰更多地失去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一些权力：
1、异性交配权。从哺乳动物到人，这是最古老的权力。但由于身体原因和思想守旧，他们既不能又没条件充分行使这一权力。身体原因不必多说，这里说说思想原因。因为旧道德的束缚和家庭单位经济关系的复杂纠葛，即使丧偶老人也难以再婚，作为情人的性伴侣又为他们道德束缚而无法成为主流。他们很多人还自认为是道德的守卫者，实际上成了以封建大家庭为目标的旧价值观的牺牲品。
2、公众话语权。过去老人因为阅历和知识丰富，能够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但今天，大多数老人不具备导师的条件。一是因为年轻人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二是因为在知识爆炸的年代网络助推着年轻人扩展了巨大的知识量和辽阔的视野。老人的“忠告”变成了多余的唠叨。今天的公众话语平台更多在老人不熟悉的网络世界，老人们习惯的社区评论和大字报式的话语表达已基本没有影响力。
3、家庭支配权。在农业社会，土地和房屋是历经几代人继承分配的，这就决定了老人具有对家庭成员的支配和影响力。但在农村空心化的今天，大多数土地和房屋无法成为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生产资料，年轻人再也不愿意束缚在家庭作坊式的小环境，老人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遇到了没有支配对象的困境。
二、?金钱至上的失落
饥饿和贫困伴随着中国大多数人的大部分历史，市场经济又强化了金钱的作用，人生目标体现为“发财”。虽然改革开放让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老人们却是最为失落和不满的一群人。除趁改革大潮顺势而为的少数老板以外，大部分老人的发财梦已经破灭，出现了很多“端起肉碗骂娘”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取得金钱的方式。农业社会取得金钱，农民主要靠勤劳;计划经济年代取得金钱，工人主要靠肯干。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勤劳不一定能够致富，巧干才有钱赚。虽然他们骂“无奸不商”，但商人却是最早发财的群体。本来是“聪明人赚钱”，他们却认为是“老实人吃亏”，因为在封建愚民政策的惯性下，大多数老人把聪明与狡猾等同起来了。由于历史原因，掌握知识少、缺乏科学理性思维、怕“枪打出头鸟”而缺乏冒险精神的老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也没赶上”。
2、取得金钱的数量。“积谷防饥”是农业社会的储蓄观，但由于中国近年来的扩张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高通涨，高储蓄率无法抵消财富的流失。多数老人缺乏投资理念和能力，财富增长极其缓慢，失落心态油然而生。而老人们必须面对城市化条件下的高房价、医疗市场化的高费用、教育产业化的高收费、货币扩张化的高物价，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今天，显得捉襟见肘，财务自由无法实现，很多人难以安享晚年。
3、金钱对比的参照。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在毛时代一大二公被强化。但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两难的矛盾，今天中国的高效肯定牺牲了很多公平，这是历史阶段的必然。今天的贫富差距给老人们产生了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老人们亲历了巨大的贫富转换和相对社会地位的升降变化，给他们的思想造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本质上是权力等级观念）和攀比心态使他们不爱纵比爱横比、不比自己比他人。表现为：城市老人牢骚大、退休工人牢骚更大、下岗工人牢骚最大。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工人是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之一，最差的工人也能娶到农村最漂亮的媳妇，完全是“人上人”的姿态。但今天，如果单位效益不好，甚至下岗自谋职业，他们别无所长的话，在与身边人比较参照过程中，只能是眼看着自己相对社会地位一路下滑而无可奈何，甚至连老婆孩子都说自己没本事，既无面子也无里子，报怨社会和他人是肯定的。
三、道德判断的混乱
道德是对思想行为的价值判断，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从来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漫长而发达的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儒家学说所提倡的道德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们，是与其学说高度适应小农业生产和封建集权统治有关的。西汉董仲舒用礼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程朱理学更是把个人修养与道德推崇到神化的地步，所以说，中国有道德治国的传统，道德在老人心中的地位极其崇高。所以，在今天传统道德受到巨大冲击时，对很多老人的内心是极其震撼的。
1、道德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道德观念，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过渡的阶段，传统道德必然会被扬弃。比如，传统的敬宗法祖的祖先崇拜，是老人地位的体现，接续家谱和重男轻女的血统传承就是老人们信奉的人生价值，在人口高度流动信息高度交汇的时代，对年轻人没有多少吸引力。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目标，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大多数老人希望延续男权社会的传宗接代，好进祖先牌位，家谱万世留名。但在男女平等的现实中，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仅要求“尊老”的社会道德，也在年轻人行为中显得淡漠。
2、道德内容的变化。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仁”，它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前提下的。但根据哲学发展史我们知道，人之初，本性是非善非恶的，所以，“仁”只能作为道德的目标，而不能作为道德的前提。在所有国家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会流行，这常常貌似“性本恶”，在约束“恶性”的法律制度没健全时，许多老人们常常感受到的是“世风日下”。“礼”为中国传统道德的表现形式，突出特点是固化等级，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公民都是平等主体，许多年轻人对老人的表面尊重都没有了，老人们感到巨大失落。公交车上多次出现的让座风波，本质上是这些老人维护传统“尊老”道德失败而产生的应激反应。由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决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是有区域和范围划分的。比如先是家人、再是乡邻、最后全社会。中国人历史地形成了对亲人最好、对老乡不错、对陌生人最差的行为方式，由于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乡邻互助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这一道德方式的合理性，加上生产力低下时期人们必须抱团取暖、封建专制时期老百姓公权薄弱必须宗族团结和乡邻和睦，才有生存空间，所以老人们总认为“亲情社会”、“熟人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以血统和地域划分关系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了，道德范围应当更多体现在公共空间。有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除了文革遗风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传统中国没有普通民众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养成尊崇社会公德的习惯。反而，在封建社会，打着“肃静、回避”的官员强行占用公共空间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所以，许多老人爱占社会小便宜是有心理补偿作用的。然而，社会主流声音看不到这些老人不良公共行为的历史原因，总是对他们大加批评，使有些老人更感失落。
四、情感支撑的淡薄
道德规范的约束必须有强大的情感支撑，价值观的延续必须要用从青年到老年都具备的希望和热情。赵本山在小品里说“人一生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情字”，许多人深以为然。但老人们在经历中国历史巨大转折的几十年里，过去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情感归宿大多日渐淡薄。
1、无法追忆的历史。“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总要对自己的历史寻找重量。但今天许多老人们，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成长于文革时期、起伏于改革大潮、面对着市场经济。许多人饿过饭、造过反、下过乡、下过岗，他们的人生是“贫困的童年、混乱的青年、失败的中年、愤怒的老年”。有许多老人甚至想回到文革时期，那不是因为文革有多么正确，而是他们在回忆自己的青春，想给自己的人生寻找重量。但现实是，他们的经历从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都被全盘否定，毫无翻盘可能。
2、难以维系的亲情。小农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亲情在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大工业化造成了家庭人变为单位人，信息化造成了家庭人变为社会人，家庭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渐下降，就连成功企业家也必须把家族生意推向社会才能做大做强一样，血统亲人关系让位于法律经济关系，亲情越来越缺少经济意义。农村的子女为了生存外出打工，为了孙辈前途留下孤独老人;城市老人在完成传统的为子女成家的任务时，因高房价而困难重重，维系旧式大家庭越来越不可能。
3、日渐淡薄的乡邻。老人们习惯于“熟人社会”。但生活一生的农村已经空心化，属于有熟人无社会的境况；城市老人因单位改制、住房改迁等原因，加上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邻里互助的必要性降低，造成了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老人们习惯的情感互动平台渐渐丧失作用，社会存在的价值感降低了。
4、没有把握的未来。情感何所依，老了何处去？这是摆在每个老人面前的问题。子女回归家庭？现实可能性小，因为就业的高度流动，也因为经济的压力。原本“养儿防老”，许多人还要“养老防儿”。既使有的老人把情感寄托在孙辈身上，但因为教育原因，孙辈离开家庭也是早晚的事。亲友邻里互助？都是老人，面临同样的问题，无法组成互补的帮助关系。同时，容易形成经济及情感纠纷。社会机制养老？有的因为经济负担不了，有的因为养老院服务太差，有的因为不习惯离开家庭，所以，暂时无法对老人们有大的吸引。那么，未来余生依靠谁？未来情感托付谁？在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健全的今天，老人们的未来是不由自主的。
五、宗教信仰的缺乏
当人们缺乏足够的理性能力来理解自身时，宗教信仰可以作为打包兜底的支撑。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反过来说：不面对死，怎么知生。没有出世的精神，便没有入世的勇气。爱因斯坦回答自己信仰上帝的原因时说“我要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家”。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没有给宗教留下足够的位置。虽然有人说“儒教是教”，但出世精神不够。儒家优秀的思想是最早肯定了人的价值，但对不可解释的“神”却回避了：“子不语怪力乱神”。虽然中国有道教和佛教，但历史上它们都不占有主导地位，况且近代革命以来，唯物主义打翻了神像，破四旧中断了传承，宗教的力量对广大普通人来说，就是机会主义式的迷信，缺乏信仰的支撑。
1、无神与泛神的矛盾。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最早肯定了人的价值，《易经》提出“天地人”三才，把人与天地并列，这在当时是先进的。但儒家又搞祖先崇拜，把先人神化，祭祀天地宗庙，实际上是对无神的背离。老百姓相信人的强权和力量，但“穷极呼天”、拜鬼信神又浸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2、机会主义与思想行为的矛盾。当现实发生无法解决的困难或思想发生无法解释的困惑时，中国人就求神拜佛，他们的行为是机会主义的投机行动，拿几个水果几碗灯油或几柱高香贿赂神位菩萨，求得升官发财或分忧解难。但在平时的生活实践中是没有多少神的位置的。
3、欲望现实与精神超越的矛盾。许多普通人的价值观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的，但欲望的满足是没有限度的，人们时常受到欲望逼迫的痛苦。人们的精神超越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信仰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安慰中。中国人提倡的“知足常乐”实际上，只有在很少一部分人中才能实现，并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就造成了价值观的冲击和涣散。
这是班长对目前老人价值观的研究，为他回答我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下面的对话，就显得更有意思了。
踏破铁鞋！又碰上他了。赶快问到：“将军啥时候到江西去的？”
“没啊，那郭大师就在北京，每天跟人上课呢。怎么，你感兴趣？”
“我原来学过一点，想接触接触。”
“做好你的生意才是正事，年轻人，不要学老干部。”贺处长低声跟我开着玩笑，继续说到：“我把郭大师上课的时间和地址，用手机发给你。”
按下狂喜的心情，我没忘今天自己的任务：“贺处长，今天接待安排，多提意见，我下次改正。”
“想不到你搞得这么好，你也是个人才！”贺处长夸奖人就这么直接。
其实，他不知道，收获最大的，是我。只要他把郭大师的地址发来。
将军随贺处长的车走了，我和班长就在养老院门口挥手告别。我还要探望班长父母，决定过会再走。给二老的礼物早已准备好了，从车上拿下来，与二老见面，互致问候。发现，他们自从来北京以后，精神和身体都变好了，有时，还自己跑到花园中，参加义务劳动，松土施肥，很有价值感。我有时觉得，如果我的母亲在这里住，也能体会到这种闲适和安逸。
我和班长交流了一下今天的接待，班长笑到：“没想到鲍老板这么会拍马屁，文绉绉的，虽然搞得酸，但好像很对将军味口。”
“班长，你这个弯转得好，一般来说，收了礼物就应该告别了，但大家又不好意思说得这么突然，你用视察这里来给离别找理由，确实转得自然。”
班长望了望四周，对我一挑眉毛，说到：“借用鲍老板一句话：道法自然嘛。”我俩相视一笑，心领神会。
“班长，今天有个意外收获。”
“什么收获？”
“上次在山果居，你还记得那个江西龙虎阴阳的王老师吗？”
“记得记得，好像说他们门派没中断过传承什么的，对了，好像说他掌门师兄很厉害，能解决那道地煞符的问题。人没联系上，所以就没来。”班长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当然一清二楚。
“他掌门师兄姓什么？你记得？”我要班长确认一下。
“姓郭，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不止一个人提起过他。”没错，班长的记忆深刻，我又何尝忘记？
“估计他就在北京，班长，我说的意外收获，就是这事。”
“什么情况？”班长也露出惊喜的表情，显得非常迫不及待。
我就把将军离别时，我和贺处长的对话，原样对班长复述了一遍，问到：“班长，这算不算惊喜？”
“这是天上掉馅饼啊，如果找到他，不就解决了？”我和班长多长时间来，焦虑、策划、寻寻觅觅，想不到，今天却在意外的时间、意外的地点、意外的对象上，找到了线索。仿佛，被魔鬼诅咒的命运压得我们太久，今天突然看到希望，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班长蹦了几蹦，居然唱起一首古老的歌曲：“啊，战友，胜利在向你招手，曙光就在前头！”班长素质总体比我高，但音乐例外。他在部队时，我就发现他这一特点。每次开班务会，一般要集体唱一支歌，但他从不起头，总是叫副班长起头。有一次副班长出去集训了，他起头唱歌，吓我们一跳，第一句就唱跑了调，关键是跑得太远，我们一开口，就被他这第一句带到沟里了。
刚才班长的演唱延续了这个风格，声音低沉而有力，曲调偏远而扭曲，本来是表达一个欣喜的情绪，结果总传达出一种活得不耐烦的状态。
“行了，班长，就怕听你唱歌。但我对此事还是有些疑问。”
班长知道自己的音乐造诣，但也善于反唇相讥：“这么多年，还没习惯？适应力差啊，小伙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说到：“啥问题，尽管问来。”
“第一，郭大师既然在北京上课，为什么连他的师弟都不知道？还电话关机，为什么如此保密？第二，贺处长叫我不要学老干部，是不是映射他上课的对象都是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喜欢这些？第三，听贺处长口气，他本人不信这个，但为什么老将军信这个？”
班长想了想，说到：“你问的三个问题，本质上是两个问题。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得先回答后面的问题。”看他故意吊胃口的样子，我倒不慌，反正班长最终是要告诉我的。我做了个手势，意思很明确：请继续你的表演。
“自从老人们入驻我养老院以来，我天天跟他们打交道，也算对老人们的精神世界有些了解。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把近期自己的心得概述一二。”班长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拿出了自己的笔记底稿。虽然其中理论推导略有瑕疵，但其扎实的观察思考，为其提供了巨大的理论价值。为此，按班长笔记和谈话，整体记录如下。名称暂定为：《绝望的老人价值观》。
人要活着，这是生存;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价值观。中国民众已经走过温饱，解决了生存问题，接下来的就是解决为什么活着，即价值观问题。作为有几千年封建史和以农业为主的文明古国，经过先秦诸子百家的风云激荡，中国人形成了当时农业社会比较先进的价值观，并以巨大的文化认同感顽强地坚持到今天。虽然孙中山先生在世界民主化、工业化的大潮中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由于中国人还没解决生存问题，所以对价值观的疑问和重建（如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毛泽东时代虽然以文化大革命为重建方式，但其封建家长的极权色彩，民粹暴力的重大倒退。所以，失败是注定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解决温饱后开始思考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突然发现，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接踵而来，对建立在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价值观产生了摧枯拉朽式的巨大冲击。作为新旧价值观冲击的承受者，在面对人生问题时，他们思想方法上没有讲科学逻辑的习惯，在追求目标上没有宗教信仰的洗礼，在对以“升官发财”为标志的成功难以实现时，他们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多数老人感到绝望。
一、?权力崇拜的悲哀
几千年的封建集权制使很多中国老人养成了对权力的高度崇拜。在人生目标上追求“升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祖辈不变的遗传。所谓人上人，就是拥有权力，可以欺负别人的人。这就是鲁迅先生总结的中国传统文化—“吃人”。历史的惯性在新中国也有巨大的延续性，现在有些老人喜欢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气势和指点江山的诗作，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力崇拜。权力主要表现为政权和武力，所以有些老人的维权方式一是找政府，二是打群架。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法制的精神和传统。今天，许多老人恰恰更多地失去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一些权力：
1、异性交配权。从哺乳动物到人，这是最古老的权力。但由于身体原因和思想守旧，他们既不能又没条件充分行使这一权力。身体原因不必多说，这里说说思想原因。因为旧道德的束缚和家庭单位经济关系的复杂纠葛，即使丧偶老人也难以再婚，作为情人的性伴侣又为他们道德束缚而无法成为主流。他们很多人还自认为是道德的守卫者，实际上成了以封建大家庭为目标的旧价值观的牺牲品。
2、公众话语权。过去老人因为阅历和知识丰富，能够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但今天，大多数老人不具备导师的条件。一是因为年轻人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二是因为在知识爆炸的年代网络助推着年轻人扩展了巨大的知识量和辽阔的视野。老人的“忠告”变成了多余的唠叨。今天的公众话语平台更多在老人不熟悉的网络世界，老人们习惯的社区评论和大字报式的话语表达已基本没有影响力。
3、家庭支配权。在农业社会，土地和房屋是历经几代人继承分配的，这就决定了老人具有对家庭成员的支配和影响力。但在农村空心化的今天，大多数土地和房屋无法成为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生产资料，年轻人再也不愿意束缚在家庭作坊式的小环境，老人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遇到了没有支配对象的困境。
二、?金钱至上的失落
饥饿和贫困伴随着中国大多数人的大部分历史，市场经济又强化了金钱的作用，人生目标体现为“发财”。虽然改革开放让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老人们却是最为失落和不满的一群人。除趁改革大潮顺势而为的少数老板以外，大部分老人的发财梦已经破灭，出现了很多“端起肉碗骂娘”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取得金钱的方式。农业社会取得金钱，农民主要靠勤劳;计划经济年代取得金钱，工人主要靠肯干。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勤劳不一定能够致富，巧干才有钱赚。虽然他们骂“无奸不商”，但商人却是最早发财的群体。本来是“聪明人赚钱”，他们却认为是“老实人吃亏”，因为在封建愚民政策的惯性下，大多数老人把聪明与狡猾等同起来了。由于历史原因，掌握知识少、缺乏科学理性思维、怕“枪打出头鸟”而缺乏冒险精神的老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也没赶上”。
2、取得金钱的数量。“积谷防饥”是农业社会的储蓄观，但由于中国近年来的扩张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高通涨，高储蓄率无法抵消财富的流失。多数老人缺乏投资理念和能力，财富增长极其缓慢，失落心态油然而生。而老人们必须面对城市化条件下的高房价、医疗市场化的高费用、教育产业化的高收费、货币扩张化的高物价，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今天，显得捉襟见肘，财务自由无法实现，很多人难以安享晚年。
3、金钱对比的参照。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在毛时代一大二公被强化。但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两难的矛盾，今天中国的高效肯定牺牲了很多公平，这是历史阶段的必然。今天的贫富差距给老人们产生了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老人们亲历了巨大的贫富转换和相对社会地位的升降变化，给他们的思想造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本质上是权力等级观念）和攀比心态使他们不爱纵比爱横比、不比自己比他人。表现为：城市老人牢骚大、退休工人牢骚更大、下岗工人牢骚最大。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工人是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之一，最差的工人也能娶到农村最漂亮的媳妇，完全是“人上人”的姿态。但今天，如果单位效益不好，甚至下岗自谋职业，他们别无所长的话，在与身边人比较参照过程中，只能是眼看着自己相对社会地位一路下滑而无可奈何，甚至连老婆孩子都说自己没本事，既无面子也无里子，报怨社会和他人是肯定的。
三、道德判断的混乱
道德是对思想行为的价值判断，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从来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漫长而发达的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儒家学说所提倡的道德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们，是与其学说高度适应小农业生产和封建集权统治有关的。西汉董仲舒用礼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程朱理学更是把个人修养与道德推崇到神化的地步，所以说，中国有道德治国的传统，道德在老人心中的地位极其崇高。所以，在今天传统道德受到巨大冲击时，对很多老人的内心是极其震撼的。
1、道德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道德观念，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过渡的阶段，传统道德必然会被扬弃。比如，传统的敬宗法祖的祖先崇拜，是老人地位的体现，接续家谱和重男轻女的血统传承就是老人们信奉的人生价值，在人口高度流动信息高度交汇的时代，对年轻人没有多少吸引力。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目标，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大多数老人希望延续男权社会的传宗接代，好进祖先牌位，家谱万世留名。但在男女平等的现实中，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仅要求“尊老”的社会道德，也在年轻人行为中显得淡漠。
2、道德内容的变化。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仁”，它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前提下的。但根据哲学发展史我们知道，人之初，本性是非善非恶的，所以，“仁”只能作为道德的目标，而不能作为道德的前提。在所有国家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会流行，这常常貌似“性本恶”，在约束“恶性”的法律制度没健全时，许多老人们常常感受到的是“世风日下”。“礼”为中国传统道德的表现形式，突出特点是固化等级，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公民都是平等主体，许多年轻人对老人的表面尊重都没有了，老人们感到巨大失落。公交车上多次出现的让座风波，本质上是这些老人维护传统“尊老”道德失败而产生的应激反应。由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决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是有区域和范围划分的。比如先是家人、再是乡邻、最后全社会。中国人历史地形成了对亲人最好、对老乡不错、对陌生人最差的行为方式，由于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乡邻互助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这一道德方式的合理性，加上生产力低下时期人们必须抱团取暖、封建专制时期老百姓公权薄弱必须宗族团结和乡邻和睦，才有生存空间，所以老人们总认为“亲情社会”、“熟人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以血统和地域划分关系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了，道德范围应当更多体现在公共空间。有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除了文革遗风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传统中国没有普通民众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养成尊崇社会公德的习惯。反而，在封建社会，打着“肃静、回避”的官员强行占用公共空间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所以，许多老人爱占社会小便宜是有心理补偿作用的。然而，社会主流声音看不到这些老人不良公共行为的历史原因，总是对他们大加批评，使有些老人更感失落。
四、情感支撑的淡薄
道德规范的约束必须有强大的情感支撑，价值观的延续必须要用从青年到老年都具备的希望和热情。赵本山在小品里说“人一生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情字”，许多人深以为然。但老人们在经历中国历史巨大转折的几十年里，过去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情感归宿大多日渐淡薄。
1、无法追忆的历史。“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总要对自己的历史寻找重量。但今天许多老人们，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成长于文革时期、起伏于改革大潮、面对着市场经济。许多人饿过饭、造过反、下过乡、下过岗，他们的人生是“贫困的童年、混乱的青年、失败的中年、愤怒的老年”。有许多老人甚至想回到文革时期，那不是因为文革有多么正确，而是他们在回忆自己的青春，想给自己的人生寻找重量。但现实是，他们的经历从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都被全盘否定，毫无翻盘可能。
2、难以维系的亲情。小农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亲情在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大工业化造成了家庭人变为单位人，信息化造成了家庭人变为社会人，家庭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渐下降，就连成功企业家也必须把家族生意推向社会才能做大做强一样，血统亲人关系让位于法律经济关系，亲情越来越缺少经济意义。农村的子女为了生存外出打工，为了孙辈前途留下孤独老人;城市老人在完成传统的为子女成家的任务时，因高房价而困难重重，维系旧式大家庭越来越不可能。
3、日渐淡薄的乡邻。老人们习惯于“熟人社会”。但生活一生的农村已经空心化，属于有熟人无社会的境况；城市老人因单位改制、住房改迁等原因，加上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邻里互助的必要性降低，造成了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老人们习惯的情感互动平台渐渐丧失作用，社会存在的价值感降低了。
4、没有把握的未来。情感何所依，老了何处去？这是摆在每个老人面前的问题。子女回归家庭？现实可能性小，因为就业的高度流动，也因为经济的压力。原本“养儿防老”，许多人还要“养老防儿”。既使有的老人把情感寄托在孙辈身上，但因为教育原因，孙辈离开家庭也是早晚的事。亲友邻里互助？都是老人，面临同样的问题，无法组成互补的帮助关系。同时，容易形成经济及情感纠纷。社会机制养老？有的因为经济负担不了，有的因为养老院服务太差，有的因为不习惯离开家庭，所以，暂时无法对老人们有大的吸引。那么，未来余生依靠谁？未来情感托付谁？在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健全的今天，老人们的未来是不由自主的。
五、宗教信仰的缺乏
当人们缺乏足够的理性能力来理解自身时，宗教信仰可以作为打包兜底的支撑。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反过来说：不面对死，怎么知生。没有出世的精神，便没有入世的勇气。爱因斯坦回答自己信仰上帝的原因时说“我要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家”。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没有给宗教留下足够的位置。虽然有人说“儒教是教”，但出世精神不够。儒家优秀的思想是最早肯定了人的价值，但对不可解释的“神”却回避了：“子不语怪力乱神”。虽然中国有道教和佛教，但历史上它们都不占有主导地位，况且近代革命以来，唯物主义打翻了神像，破四旧中断了传承，宗教的力量对广大普通人来说，就是机会主义式的迷信，缺乏信仰的支撑。
1、无神与泛神的矛盾。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最早肯定了人的价值，《易经》提出“天地人”三才，把人与天地并列，这在当时是先进的。但儒家又搞祖先崇拜，把先人神化，祭祀天地宗庙，实际上是对无神的背离。老百姓相信人的强权和力量，但“穷极呼天”、拜鬼信神又浸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2、机会主义与思想行为的矛盾。当现实发生无法解决的困难或思想发生无法解释的困惑时，中国人就求神拜佛，他们的行为是机会主义的投机行动，拿几个水果几碗灯油或几柱高香贿赂神位菩萨，求得升官发财或分忧解难。但在平时的生活实践中是没有多少神的位置的。
3、欲望现实与精神超越的矛盾。许多普通人的价值观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的，但欲望的满足是没有限度的，人们时常受到欲望逼迫的痛苦。人们的精神超越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信仰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安慰中。中国人提倡的“知足常乐”实际上，只有在很少一部分人中才能实现，并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就造成了价值观的冲击和涣散。
这是班长对目前老人价值观的研究，为他回答我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下面的对话，就显得更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