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企业。
那时所谓的企业，实质上只是一个个的加工工厂。每一个工厂作为整个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由上级部门直接划拨。
跟黄桥农场种什么由上级决定一样，工厂生产什么也由上级规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品收购部门收购，统一定价、统一销售。
如此，企业就像国家机器的一个个螺丝钉，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追求利润，只需要执行好国家下发的任务和指标。
那么问题就来了，不追求利润的“企业”能称之为企业吗？
企业领导的升迁不看利润，而是由上级指定，干得再好、利润再多也只是年底评个先进，纯粹是精神奖励，至于物质奖励，对不起，严格按级别拿工资和补贴，少一分不行，多一分也没有！
企业的人员也无需招聘，因为每年都有大学生指标，更何况还有厂内职工子弟的接班问题。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企业缺失自主性，更无法建立起市场竞争意识，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企业承担的责任。领导失去了野心和斗志，企业员工端着铁饭碗，大多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以小见大，整个国企的状况到底如何，可想而知！
78年以来，国企也开始尝试改革，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方式主要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经营责任制，让企业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略作经营调整，并不是完全放权，所以这也导致了双轨制的问题。
“八一”机械厂可以说是最早一批真正的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标的国有企业，经过试点改制后，“八一”厂自去年开始自购原材料，自行决定生产什么，最后自己找销路，上缴完一部分利润后，剩下的利润归“八一”厂自行安排。
目前看来，“八一”厂的改制试验效果还不错，但林维桢却知道，“八一”厂的好景不长。
作为国企中的一员，“八一”厂当然避免不了双轨制的窠臼。之前根本没有市场经验，咋一接触市场时，就尝到了拥有各种生产资料和紧缺品供应权的甜头，手中有点权力的领导干部借着双轨制的契机大发其财。
没过几年，随着私营企业的兴起，“八一”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成了海州第一家破产重组的国有企业，最后被贱卖给私人老板，谭耀祖随之成了下岗职工。
关于第二个理由，林维桢仅仅是点到即止，而对于“八一”厂的产权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更是只字不提，因为其中涉及到了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斗争以及国家层面的政策，不是他这种小人物可以置喙的。
另外，还有一点让他很困惑，海州市为什么会有吸引投资，特别是华侨投资的想法？要知道目前国内对外部投资的争论仍然激烈，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也只有南边的特区才在小平同志的要求下，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一道缝隙。
难道是海州地方政府的一次试探？还是有上面的指示？
搞不懂！
魏凯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点了一根烟，问：“那你的意思是投资纺织厂？”
林维桢摊摊手，苦笑道：“魏先生，刚才这些话只是我就今天所见所闻的一点思考，既不是建议，更不是在给您出主意。投资与否，归根结底不在我，而在于您”。
他可不想往身上揽事，万一出了问题，那就是里外不是人，而且此时他已经够后悔了，今天说的有点多，有些话本不该对魏凯利父子讲。
魏凯利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睛打量着林维桢，笑呵呵道：“你倒是谨慎，好啦，我这个老家伙就不难为你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你，给我解了不少困惑”，说着轻轻地摇头感叹道：“眨眼间出国三十多年了，再回来物是人非，一切都变得陌生，需要从头再来”。
林维桢笑道：“魏先生，您还年轻，就当是再来一次创业呗”。
一语双关！
魏凯利听出了林维桢话中的深意，摇头道：“我老了，现在守成尚可，至于开拓内地市场……，有心无力啦”。
林维桢暗自叹息，不管怎么说，海州算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还是希望魏凯利能投资海州的。
……
转过天来，农历腊月二十二，明天就是小年了。
小年是春节的前奏，阖家团圆的日子，林维桢随魏凯利父子坐着伏尔加回到农场。
轿车后面还跟着一辆吉普车，刘胜利和林建华坐在上面也跟着来了。
林维桢在场部下车，跟魏凯利父子告别，然后步行回家。
谭山家里很热闹，不少人来看谭耀祖的媳妇，这也是当地的习俗，一般的媳妇很难撑住这种大场面，但谭耀祖的媳妇显然在一群老娘们间很吃得开，跟她们打得火热。
前两天在“八一”机械厂，林维桢和谭耀祖只是隔着人群见了一面，一句话也没搭上。
今天一见面，谭耀祖就笑骂道：“那天还真吓着我了，心说你小子难道当了叛徒？怎么跟美国人搅和到一块去了，原来是做翻译呢”。
谭耀祖小学没上完就赶上了动乱，紧接着初中没学上，不到16岁便被谭山托关系送去了“八一”机械厂当学工，一干就是将近十年。
林维桢打了个哈哈道：“一天十块钱呢，不赚白不赚”，然后扭头看了他媳妇一眼，还是原来那个，笑着问：“二哥，你啥时候谈的对象？保密工作做得挺到位啊”。
谭耀祖少见的红了脸，挥挥手赶人道：“你小子懂个屁，一边玩去！”
正屋里生了火炉，十几个老娘们儿将谭耀祖媳妇围在火炉旁，叽叽喳喳闹个不停。
林维桢没看到杨婶和谭沁，问：“杨婶呢？”
谭耀祖斜着眼看着林维桢，拍拍他的肩膀，道：“找我妈是假，找小沁才是真吧。我说咱俩也就一年半载没见，你就把我妹妹拐跑了？谭兴祖怎么看的人？”
见林维桢满脸尴尬，谭耀祖仿佛大仇得报，哈哈一笑，“不开你玩笑了，我妈和小沁在蒸大枣饽饽，刚才我还去瞅了一眼，被我妈骂出来了”。
谭耀祖所说的大枣饽饽是胶东特产，海州这边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据说，每年春节前，胶东地区基本上每家每户的女主人都要制作大枣饽饽，甚至有些妇女还会互相比较谁做的好，做得好的会被赞一声手巧贤惠。
跟火炕一样，谭山夫妇也把大枣饽饽这个胶东传统食物带到了海州，每年小年之前都会做几十个，每天一大锅，一锅只能蒸七八个，要连做五六天。
做大枣饽饽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揉面是关键，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要将发好的面揉得有劲道，这样蒸出的饽饽才会有弹性，咬起来有嚼头。
前几年都是杨婶一个人忙活，因为谭沁力气小，根本帮不上忙，反而会添乱，不知为何杨婶这次让她掺和进去。
林维桢在这里生活了五年，过了四个春节，早就摸清了做大枣饽饽的规矩，蒸饽饽时严禁外人进出，怕冷空气进入厨房让锅里的饽饽受风，导致饽饽表皮产生皱纹甚至皴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天的心血就全白费了，这锅饽饽只能留给自己吃，无法当礼物送给邻里和亲朋好友。
所以谭耀祖刚才挨骂那是自找的，连林维桢这个外人都懂规矩，他这个亲儿子还往那边凑。
等了没多久，今天的大枣饽饽出锅了，准确地说，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出锅了，但为了避免饽饽表皮皴裂，需要打开锅盖使之逐渐冷却定型，这才算是大功告成。
杨婶把装满饽饽的簸箕放在正屋的八仙桌上，众位老娘们顿时转移了围观目标，凑到桌前啧啧称奇。
雪白光溜的大枣饽饽整齐地摆在簸箕里，圆滚滚的肚子上对称镶嵌着八颗红枣，顶上还有一颗，让人远远的瞧着就能流口水。
眼见天色渐暗，来看媳妇的老娘们们每人见者有份，揣着一个大枣饽饽回家了。
天黑之前，谭山回来了，在新媳妇面前扮演着和蔼可亲的公公角色。
老大虽然打电话说谈对象了，但这不是没见着吗？老二的媳妇可是就在眼前，谭山心里别提多高兴，于是晚饭时多喝了二两酒。
吃过饭，林维桢正要跟谭沁出去散步，谭山却不合时宜地开口道：“刚回来就往外跑？”
林维桢讪讪地道：“吃多了，出去溜达溜达”。
“今天就算了，我有事找你”，说完，也不看谭沁幽怨地眼神，抄起茶壶道：“走，咱爷俩去厢房喝茶”。
那时所谓的企业，实质上只是一个个的加工工厂。每一个工厂作为整个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由上级部门直接划拨。
跟黄桥农场种什么由上级决定一样，工厂生产什么也由上级规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品收购部门收购，统一定价、统一销售。
如此，企业就像国家机器的一个个螺丝钉，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追求利润，只需要执行好国家下发的任务和指标。
那么问题就来了，不追求利润的“企业”能称之为企业吗？
企业领导的升迁不看利润，而是由上级指定，干得再好、利润再多也只是年底评个先进，纯粹是精神奖励，至于物质奖励，对不起，严格按级别拿工资和补贴，少一分不行，多一分也没有！
企业的人员也无需招聘，因为每年都有大学生指标，更何况还有厂内职工子弟的接班问题。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企业缺失自主性，更无法建立起市场竞争意识，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企业承担的责任。领导失去了野心和斗志，企业员工端着铁饭碗，大多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以小见大，整个国企的状况到底如何，可想而知！
78年以来，国企也开始尝试改革，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方式主要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经营责任制，让企业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略作经营调整，并不是完全放权，所以这也导致了双轨制的问题。
“八一”机械厂可以说是最早一批真正的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标的国有企业，经过试点改制后，“八一”厂自去年开始自购原材料，自行决定生产什么，最后自己找销路，上缴完一部分利润后，剩下的利润归“八一”厂自行安排。
目前看来，“八一”厂的改制试验效果还不错，但林维桢却知道，“八一”厂的好景不长。
作为国企中的一员，“八一”厂当然避免不了双轨制的窠臼。之前根本没有市场经验，咋一接触市场时，就尝到了拥有各种生产资料和紧缺品供应权的甜头，手中有点权力的领导干部借着双轨制的契机大发其财。
没过几年，随着私营企业的兴起，“八一”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成了海州第一家破产重组的国有企业，最后被贱卖给私人老板，谭耀祖随之成了下岗职工。
关于第二个理由，林维桢仅仅是点到即止，而对于“八一”厂的产权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更是只字不提，因为其中涉及到了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斗争以及国家层面的政策，不是他这种小人物可以置喙的。
另外，还有一点让他很困惑，海州市为什么会有吸引投资，特别是华侨投资的想法？要知道目前国内对外部投资的争论仍然激烈，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也只有南边的特区才在小平同志的要求下，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一道缝隙。
难道是海州地方政府的一次试探？还是有上面的指示？
搞不懂！
魏凯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点了一根烟，问：“那你的意思是投资纺织厂？”
林维桢摊摊手，苦笑道：“魏先生，刚才这些话只是我就今天所见所闻的一点思考，既不是建议，更不是在给您出主意。投资与否，归根结底不在我，而在于您”。
他可不想往身上揽事，万一出了问题，那就是里外不是人，而且此时他已经够后悔了，今天说的有点多，有些话本不该对魏凯利父子讲。
魏凯利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睛打量着林维桢，笑呵呵道：“你倒是谨慎，好啦，我这个老家伙就不难为你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你，给我解了不少困惑”，说着轻轻地摇头感叹道：“眨眼间出国三十多年了，再回来物是人非，一切都变得陌生，需要从头再来”。
林维桢笑道：“魏先生，您还年轻，就当是再来一次创业呗”。
一语双关！
魏凯利听出了林维桢话中的深意，摇头道：“我老了，现在守成尚可，至于开拓内地市场……，有心无力啦”。
林维桢暗自叹息，不管怎么说，海州算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还是希望魏凯利能投资海州的。
……
转过天来，农历腊月二十二，明天就是小年了。
小年是春节的前奏，阖家团圆的日子，林维桢随魏凯利父子坐着伏尔加回到农场。
轿车后面还跟着一辆吉普车，刘胜利和林建华坐在上面也跟着来了。
林维桢在场部下车，跟魏凯利父子告别，然后步行回家。
谭山家里很热闹，不少人来看谭耀祖的媳妇，这也是当地的习俗，一般的媳妇很难撑住这种大场面，但谭耀祖的媳妇显然在一群老娘们间很吃得开，跟她们打得火热。
前两天在“八一”机械厂，林维桢和谭耀祖只是隔着人群见了一面，一句话也没搭上。
今天一见面，谭耀祖就笑骂道：“那天还真吓着我了，心说你小子难道当了叛徒？怎么跟美国人搅和到一块去了，原来是做翻译呢”。
谭耀祖小学没上完就赶上了动乱，紧接着初中没学上，不到16岁便被谭山托关系送去了“八一”机械厂当学工，一干就是将近十年。
林维桢打了个哈哈道：“一天十块钱呢，不赚白不赚”，然后扭头看了他媳妇一眼，还是原来那个，笑着问：“二哥，你啥时候谈的对象？保密工作做得挺到位啊”。
谭耀祖少见的红了脸，挥挥手赶人道：“你小子懂个屁，一边玩去！”
正屋里生了火炉，十几个老娘们儿将谭耀祖媳妇围在火炉旁，叽叽喳喳闹个不停。
林维桢没看到杨婶和谭沁，问：“杨婶呢？”
谭耀祖斜着眼看着林维桢，拍拍他的肩膀，道：“找我妈是假，找小沁才是真吧。我说咱俩也就一年半载没见，你就把我妹妹拐跑了？谭兴祖怎么看的人？”
见林维桢满脸尴尬，谭耀祖仿佛大仇得报，哈哈一笑，“不开你玩笑了，我妈和小沁在蒸大枣饽饽，刚才我还去瞅了一眼，被我妈骂出来了”。
谭耀祖所说的大枣饽饽是胶东特产，海州这边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据说，每年春节前，胶东地区基本上每家每户的女主人都要制作大枣饽饽，甚至有些妇女还会互相比较谁做的好，做得好的会被赞一声手巧贤惠。
跟火炕一样，谭山夫妇也把大枣饽饽这个胶东传统食物带到了海州，每年小年之前都会做几十个，每天一大锅，一锅只能蒸七八个，要连做五六天。
做大枣饽饽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揉面是关键，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要将发好的面揉得有劲道，这样蒸出的饽饽才会有弹性，咬起来有嚼头。
前几年都是杨婶一个人忙活，因为谭沁力气小，根本帮不上忙，反而会添乱，不知为何杨婶这次让她掺和进去。
林维桢在这里生活了五年，过了四个春节，早就摸清了做大枣饽饽的规矩，蒸饽饽时严禁外人进出，怕冷空气进入厨房让锅里的饽饽受风，导致饽饽表皮产生皱纹甚至皴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天的心血就全白费了，这锅饽饽只能留给自己吃，无法当礼物送给邻里和亲朋好友。
所以谭耀祖刚才挨骂那是自找的，连林维桢这个外人都懂规矩，他这个亲儿子还往那边凑。
等了没多久，今天的大枣饽饽出锅了，准确地说，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出锅了，但为了避免饽饽表皮皴裂，需要打开锅盖使之逐渐冷却定型，这才算是大功告成。
杨婶把装满饽饽的簸箕放在正屋的八仙桌上，众位老娘们顿时转移了围观目标，凑到桌前啧啧称奇。
雪白光溜的大枣饽饽整齐地摆在簸箕里，圆滚滚的肚子上对称镶嵌着八颗红枣，顶上还有一颗，让人远远的瞧着就能流口水。
眼见天色渐暗，来看媳妇的老娘们们每人见者有份，揣着一个大枣饽饽回家了。
天黑之前，谭山回来了，在新媳妇面前扮演着和蔼可亲的公公角色。
老大虽然打电话说谈对象了，但这不是没见着吗？老二的媳妇可是就在眼前，谭山心里别提多高兴，于是晚饭时多喝了二两酒。
吃过饭，林维桢正要跟谭沁出去散步，谭山却不合时宜地开口道：“刚回来就往外跑？”
林维桢讪讪地道：“吃多了，出去溜达溜达”。
“今天就算了，我有事找你”，说完，也不看谭沁幽怨地眼神，抄起茶壶道：“走，咱爷俩去厢房喝茶”。